现在再讲嗜好的读书罢。那是出于自愿，全不勉强，离开了利害关系的。——我想，嗜好的读书，该如爱打牌的一样，天天打，夜夜打，连续的去打，有时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之后还是打。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牌有怎样的有趣呢，我是外行，不大明白。但听爱赌的人说，它妙在一张一张的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我想，凡嗜好的读书，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这样，他在每一叶每一叶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自然，也可以扩大精神，增加智识的，但这些倒都不计及，一计及，便等于意在赢钱的博徒了，这在博徒之中，也算是下品。
不过我的意思，并非说诸君应该都退了学，去看自己喜欢看的书去，这样的时候还没有到来；也许终于不会到，至多，将来可以设法使人们对于非做不可的事发生较多的兴味罢了。我现在是说，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但请不要误解，我并非说，譬如在国文讲堂上，应该在抽屉里暗看《红楼梦》之类；乃是说，应做的功课已完而有余暇，大可以看看各样的书，即使和本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现在中国有一个大毛病，就是人们大概以为自己所学的一门是最好，最妙，最要紧的学问，而别的都无用，都不足道的，弄这些不足道的东西的人，将来该饿死。其实是，世界还没有如此简单，学问都各有用处，要定什么是头等还很难。也幸而有各式各样的人，假如世界上全是文学家，到处所讲的不是“文学的分类”便是“诗之构造”，那倒反而无聊得很了。
不过，以上所说的，是附带而得的效果，嗜好的读书，本人自然并不计及那些，就如游公园似的，随随便便去，因为随随便便，所以不吃力，因为不吃力，所以会觉得有趣。如果一本书拿到手，就满心想道，“我在读书了！”“我在用功了！”那就容易疲劳，因而减掉兴味，或者变成苦事了。
我看现在的青年，为兴味的读书的是有的，我也常常遇到各样的询问。此刻就将我所想到的说一点，但是只限于文学方面，因为我不明白其他的。
第一，是往往分不清文学和文章，甚至于已经来动手做批评文章的，也免不了这毛病。其实粗粗的说，这是容易分别的。研究文章的历史或理论的，是文学家，是学者；做做诗，或戏曲小说的，是做文章的人，就是古时候所谓文人，此刻所谓创作家。创作家不妨毫不理会文学史或理论，文学家也不妨做不出一句诗。然而中国社会上还很误解，你做几篇小说，便以为你一定懂得小说概论，做几句新诗，就要你讲诗之原理。我也尝见想做小说的青年，先买小说作法程和文学史来看。据我看来，是即使将这些书看烂了，和创作也没有什么关系的。
事实上，现在有几个做文章的人，有时也确去做教授。但这是因为中国创作不值钱，养不活自己的缘故。听说美国小名家的一篇中篇小说，时价是二千美金；中国呢，别人我不知道，我自己的短篇寄给大书铺，每篇卖过二十元。当然要寻别的事，例如教书，讲文学。研究是要用理智，要冷静的，而创作须情感，至少总得发点热，于是忽冷忽热，弄得头昏，——这也是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的苦处。苦倒也罢了，结果还是什么都弄不好。那证据，是试翻世界文学史，那里面的人，几乎没有兼做教授的。
还有一种坏处，是一做教员，未免有顾忌；教授有教授的架子，不能畅所欲言。这或者有人要反驳：那么，你畅所欲言就是了，何必如此小心。然而这是事前的风凉话，一到有事，不知不觉地他也要从众来攻击的。而教授自身，纵使自以为怎样放达，下意识里总不免有架子在。所以在外国，称为“教授小说”的东西倒并不少，但是不大有人说好，至少，是总难免有令人发烦的炫学的地方。
所以我想，研究文学是一件事，做文章又是一件事。
第二，我常被询问：要弄文学，应该看什么书？这实在是一个极难回答的问题。先前也曾有几位先生给青年开过一大篇书目。但从我看来，这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我觉得那都是开书目的先生自己想要或者未必想要看的书目。我以为倘要弄旧的呢，倒不如姑且靠着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去摸门径去。倘是新的，研究文学，则自己先看看各种的小本子，如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瓦浪斯基［21］们的《苏俄的文艺论战》之类，然后自己再想想，再博览下去。因为文学的理论不像算学，二二一定得四，所以议论很分歧。如第三种，便是俄国的两派的争论，——我附带说一句，近来听说连俄国的小说也不大有人看了，似乎一看见“俄”字就吃惊，其实苏俄的新创作何尝有人绍介，此刻译出的几本，都是革命前的作品，作者在那边都已经被看作反革命的了。倘要看看文艺作品呢，则先看几种名家的选本，从中觉得谁的作品自己最爱看，然后再看这一个作者的专集，然后再从文学史上看看他在史上的位置；倘要知道得更详细，就看一两本这人的传记，那便可以大略了解了。如果专是请教别人，则各人的嗜好不同，总是格不相入的。
第三，说几句关于批评的事。现在因为出版物太多了，——其实有什么呢，而读者因为不胜其纷纭，便渴望批评，于是批评家也便应运而起。批评这东西，对于读者，至少对于和这批评家趣旨相近的读者，是有用的。但中国现在，似乎应该暂作别论。往往有人误以为批评家对于创作是操生杀之权，占文坛的最高位的，就是忽而变成批评家；他的灵魂上挂了刀。但是怕自己的立论不周密，便主张主观，有时怕自己的观察别人不看重，又主张客观；有时说自己的作文的根柢全是同情，有时将校对者骂得一文不值。凡中国的批评文字，我总是越看越胡涂，如果当真，就要无路可走。印度人早知道的，有一个很普通的比喻。他们说：一个老翁和一个孩子用一匹驴子驮着货物去出卖，货卖去了，孩子骑驴回来，老翁跟着走。但路人责备他人，说是不晓事，叫老年人徒步。他们便换了一个地位，而旁人又说老人忍心；老人忙将孩子抱到鞍鞒上，后来看见的人却说他们残酷；于是都下来，走了不久，可又有人笑他们了，说他们是呆子，空着现成的驴子却不骑。于是老人对孩子叹息道，我们只剩了一个办法了，是我们两人抬着驴子走。无论读，无论做，倘若旁征博访，结果是往往会弄到抬驴子走的。
不过我并非要大家不看批评，不过说看了之后，仍要看看本书，自己思索，自己做主。看别的书也一样，仍要自己思索，自己观察。倘只看书，便变成书橱，即使自己觉得有趣，而那趣味其实是已在逐渐硬化，逐渐死去了。我先前反对青年躲进研究室，也就是这意思，至今有些学者，还将这话算作我的一条罪状哩。
听说英国的培那特萧［22］，有过这样意思的话：世间最不行的是读书者。因为他只能看别的思想艺术，不用自己。这也就是勖本华尔之［23］所谓脑子给别人跑马。较好的是思索者。因为能用自己的生活力了，但还不免是空想，所以更好的是观察者，他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
这是的确的，实地经验总比看、听、空想确凿。我先前吃过干荔支［24］，罐头荔支，陈年荔支，并且由这些推想过新鲜的好荔支。这回吃过了，和我所猜想的不同，非到广东来吃就永不会知道。但我对于萧的所说，还要加一点骑墙的议论。萧是爱尔兰人，立论也不免有些偏激的。我以为假如从广东乡下找一个没有历练的人，叫他从上海到北京或者什么地方，然后问他观察所得，我想恐怕是很有限的，因为他没有练习过观察力。所以要观察，还是先要经过思索和读书。
总之，我的意思是很简单的：我们自动的读书，即嗜好的读书，请教别人是大抵无用，只好先行泛览，然后抉择而入于自己所爱的较专的一门或几门；但专读书也有弊病，所以必须和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
不功利地去读书
据我的经验，小说家谈读书与批评家谈读书，有很大不同。小说家更感性，批评家更逻辑。小说家更趣味，批评家更严肃。小说家更多贴切感，批评家更多理性分析。
这是小说家和批评家的很大不同。
小说家知道小说写作过程的细微感受，谈写作很多都极有实在体会。所以，即便是写作体会和小说艺术之类的理论书、批判文章，我还是更愿意阅读小说家写的，如法国大作家普鲁斯特谈写作，如美国短篇小说家雷蒙德·卡佛谈写作，如美国恐怖小说家斯蒂芬·金谈写作，如中国作家沈从文谈写作、张爱玲谈写作。鲁迅在这篇谈读书的演讲中说到，教授写作有顾忌，学者写小说放不开，确实如此。学者写小说，即便是很高天分者，都难以写到极高水平。但小说家写不出小说了，倒是可以去大学里当教授的。
鲁迅先生是新白话文学的开创者、奠基者，他在文学创作上有特殊才能，写小说几乎是一入手就很成熟，这是惊人的成就。与他同时期的小说家，在新白话文小说的创作上没有一个能跟他媲美的——他创作的中国第一部新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略有些夹生，但语言极其犀利，如手术刀切开皮肉般让人感到心惊；著名的《阿Q正传》又成熟得过头了，越过了通常的西方式小说技巧，运用中国传统白话文的故事语态塑造典型人物，而不为当时的批评家所欣赏，认为结构散乱。以故乡为背景的小说，如《社戏》《祝福》《在酒楼上》《故乡》，最值得阅读，却带散文化色彩。鲁迅的创作，一直超越文学批评家的目光，后来者如茅盾、老舍、沈从文、丁玲等都是晚辈，他们登上文坛时，新文学气候已经很浓，不像鲁迅在创作时那样孤独。
在这篇演讲里，鲁迅先生面对中学生，讲得比较自然、随意，也生动、有趣。
鲁迅先生把阅读简要地分为两类：一是职业的读书，一是嗜好的读书。
后面我们还会看到，夏丏尊先生谈读书时，也作了类似的分类：一是职务书，二是参考书，三是趣味书；对比来说，夏丏尊先生分类多出“参考书”。
用打麻将者的心态来类比读书，是很有意思的比喻。不功利地来看读书，只一页一页地翻着就很快乐，这与我们上文探讨胡适先生的文章时提到的“精神乐趣”相同。那是一种纯粹的读书趣味，不是看了学习怎么炒股，怎么考试，而是感到快乐。这种阅读乐趣不能从阅读职务书或职业书中得到，而是读嗜好书和趣味书才能获得。胡适演讲《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里说，一个人在职业之外“总得发展一点非职业的兴趣”——业余的兴趣可能反而造就你。弥尔（Mill）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秘书，斯宾塞（Spencer）是测量工程师，他们在自己的职业里都默默无闻，却因长期坚持地发展自己在哲学、政治学上的业余爱好，成了英国十九世纪的大哲学家。这大概也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思吧。
鲁迅先生也很强调调查实际的学习方式，并举“荔支”来说明，要用眼睛去读世间这部活书。但这句话容易被年轻人理解错，以为“行万里路，破万卷书”是早早离开学校，早早扔下书本，然后仗剑闯天下，就一定能学习到真正的精深知识。但这是一种巨大的误解，绝大部分走路人是观察不到生活真相的，更不用说读生活这本书了。强调走向生活的观点容易导致盲目和无知，并最终导向反智倾向。鲁迅先生也强调了，只有经过阅读与思索的训练，一个人才能锻炼出观察力——通过有效的阅读与思考的训练，锻炼自己的观察力和思考力，这样再去“行万里路”“读生活这本活书”，才真正有效果。鲁迅先生说：“我以为假如从广东乡下找一个没有历练的人，叫他从上海到北京或者什么地方，然后问他观察所得，我想恐怕是很有限的，因为他没有练习过观察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