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钱易在《南部新书》中讲：“凌烟阁在西内三清殿侧。”杜正乾的《凌烟阁与唐代政治试探》（《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一文，则对该问题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他引用宋人王溥在其着作《五代会要》追记中的内容，指出凌烟阁是在“内三清殿侧”。其中的“内”即指“唐代长安西北隅的皇城”。其“正门曰承天，正殿曰太极。太极之后殿曰两仪。内别殿、亭、观三十五所。”他结合《资治通鉴》卷193的贞观四年三月丙子条胡注，推出凌烟阁的准确地理位置在“三清殿北面稍东方向”，“凌烟阁的西边即是功臣阁，以储国之功臣”。他还指出，这个推测符合清代着名学者毕沅的《关中胜迹图志》西内图的内容。姜舜源的《古代功臣阁漫笔》（《紫禁城》1991年第6期），则指出凌烟阁的遗址所在地应为“今小雁塔北一带”。
至于凌烟阁的内部结构，章尚正的文章中，依据《南部新书》、《雍录》推测：功臣像分为三行排列，即阁中以中阁一分为二，阁内北面写功高宰辅，南面写功高侯王，阁外面次第写功臣，其所画功臣像皆北。对此，杜正乾的文中，首先指出史料在该方面的记载本有分歧，存在阁内有“中阁”与“三阁”的不同说法。然后，按照史料的可信度与史源的先后顺序为划分原则，杜文采取用王溥的《五代会要》与钱易《南部新书》的观点，认为：凌烟阁中有中阁（有点像现在室内的隔墙）。
它是为解决区分功臣间等级关系这一难题而设。在“阁”的南北面图画功高宰辅和诸侯王，而在凌烟阁内墙壁上图画其他功臣以及书写题赞。至此，凌烟阁的真实面目就较为清晰地展现出来了。(三）图像功臣制度的演变关于图像功臣制度的演变，杜正乾在《凌烟阁与唐代政治试探》（《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一文中，着眼于唐一代，探讨了唐代图像凌烟阁功臣的具体程序，并将唐代五次图像凌烟阁功臣划分为三个阶段：太宗贞观十七年，为唐王朝于凌烟阁图像功臣的第一高峰，其规模之大、规格之高为前代罕有。以“安史之乱”为界线，唐肃宗、代宗、德宗时期，是第二高峰期。唐宣宗、昭宗时，是最后一个时期。且认为，这五次图像功臣呈现出前盛后衰、前精后粗的特征。这一变化历程与各代政局有密切联系，对它进行研究可以揭示唐代政治的变迁与嬗替。
章尚正的《汉唐褒奖功臣论》（《人文杂志》2002年第6期），则将研究角度放宽到整个中国古代历史的层面上。他认为，中国古代具有影响的图像功臣事件，集中于汉唐两代的七帝九次。而汉唐的这九次图像功臣的社会效果相差悬殊，可以安史之乱为界分为两大阶段，前后反差明显：频率上前疏后密，遴选上前精后滥，舆论上前尊后卑，功效上前巨后微。严格地讲，安排得当、名具实效、为后人称颂的只有前三次（西汉宣帝图像麒麟阁，东汉明帝图像云台，唐太宗图像凌烟阁），唐人及后世所说凌烟阁功臣像，一般皆指太宗贞观年间所为。(四）凌烟阁功臣人物的生平事迹及时代命运至今，对凌烟阁功臣的研究总的来说还是比较狭隘的。
研究热点集中在少数几位大功臣引发的典型问题上。如，对于魏征与太宗皇帝间君臣关系的辨争，贯穿于整个19世纪末期。19世纪70年代，徐明德的《唐太宗与魏征》（《杭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一文，最先发起该方面的探究。他认为唐“贞观盛世”的出现，正得益于太宗皇帝与魏征之间“有如鱼水”的和谐关系。80年代初，陈大庆的《魏征与唐太宗》（《江苏教育学报》1984年第3期）紧跟其后，提出二人是典型的“贤相明君”。90年代，出现了黄伟的《君明臣立别议——试辩唐太宗与魏征的关系》（《人文杂志》1993年第3期）一文，驳斥了前人对二人关系的旧有认识，认为他们是“相互利用”、“相互标榜”。王万盈的《在历史的表象后面——李世民与魏征关系新论》（《甘肃社会科学》1995年第1期），更是在黄文的观点上进一步发掘，认为：李世民与魏征的关系，以笼络山东豪杰为纽带与阻隔，并随着“山东问题”的解决最终破裂。
尝试将凌烟阁功臣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的文章，数量还不多但很有新意。代表作有卞孝萱的《〈唐太宗入冥记〉与“玄武门之变”》（《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38期），及从该文中截选后另成一体的《“玄武门之变”和〈凌烟阁功臣二十四人图〉》（《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文中，作者以凌烟阁功臣与“玄武门之变”间的内在联系这一独特视角，将凌烟阁二十四功臣划分成六类：①直接参与“玄武门之变”者十二人；②“玄武门之变”之前支持李世民者三人；③配合“玄武门之变”，在洛阳执行特殊任务者一人；④秦王集团重要成员五人；⑤与李世民关系亲密之宗室一人、国戚一人；⑥原属太子集团、“玄武门之变”后为太宗拔用者一人。但总的看来其论述失之肤浅。张耐冬在《太原功臣与武德政争》（《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中，对凌烟阁功臣的涉及不多。但它用一种功臣群体的历史走向阐释唐代政治走向的方法，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
三几点思考上述情况表明：学术界对唐代凌烟阁图像功臣的研究，是有一定成绩的。首先，选题已经涉及到了不少方面。比如，2006年最新发表的杜正乾的《凌烟阁与唐代政治试探》（《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一文，就涉及到了凌烟阁图像功臣的载体——凌烟阁的地理位置及建制、凌烟阁图像功臣的具体成员的名单、凌烟阁图画功臣的意义及影响三大方面，且挖掘得比较深入。其次，学术界对于凌烟阁功臣生平事迹的研究，已覆盖到了不少功臣成员。短时间里有如此成就还是很可嘉的。最后，前人研究、论述的角度呈现相对的多元化。如，对“凌烟阁功臣”的考述，在追溯其生平事迹之外，尚能顾及到品评其人格功绩和与帝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个别功臣，能注意发掘其历史独特性（如李靖的神化），并加以深入研究。再者，相关论着中还出现了一些具有新颖视角之作，如卞孝萱的《〈唐太宗入冥记〉与“玄武门之变”》（《敦煌学辑刊》2000年第38期），张耐冬的《太原功臣与武德政争》（《北京理工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其行文方式与研究手法都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但是，学术界对本课题的研究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其一，对史料的发掘利用不够。过分依赖几部正史，而对考古资料、碑石墓志、野史札记重视利用不足，已是史学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但我们说，要研究凌烟阁这一古代建筑的变迁，以及上百位唐代功臣的真实的生命历程，上述资料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珍贵价值。忽视它们，一味从众所熟知的若干正史条目中揣测新意，易于导致我们的研究僵化，不利于实现我们历史学的社会价值。所以，积极挖掘利用新材料成为我们的当务之急。
其二，选题范围狭窄，缺少创新。至今为止，对于“凌烟阁图像功臣”这个大课题，已为学者们提出，作为研究对象的问题屈指可数，而热点问题中的雷同题目、雷同观点频出。比如，研究功臣的文章，多扎堆于少数几位唐初名臣（如魏征、房玄龄、长孙无忌、李靖等人）身上。显然，学者们的选题仍主要依从于个人爱好，或是盲目追赶学术潮流，对论文的学术价值以及社会真实需求缺少顾及。这些都有碍于我们历史研究的健康发展。
其三，研究有待深入。截止杜正乾的《凌烟阁与唐代政治试探》（《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6年第4期），很多已有研究仍处于“试探”阶段。比如，对于凌烟阁，只论述了它的地理位置和建制，而其建造年代、历史变迁以及今日遗迹、遗貌等情况却没有涉及到。再如，说到凌烟阁功臣，百数十人中得到重视的功臣屈指可数。其他功臣，尤其是唐代后期凌烟阁图像功臣制度趋于衰败之际，出现的大量得到图像的功臣，则很少有人研究。这些功臣，在他们所特有的历史时代中的作为如何呢？同为一代功臣，他们的共同点与不同点在哪里？在大唐289年的政治风云中，凌烟阁功臣这一群体的历史命运又是如何呢？这些都有待于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至今为止学术界对于唐代图像凌烟阁功臣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该领域的探索空间还很大。我们盼望着更多的在唐史方面学有所专、学有所长的史学工作者和史学爱好者，能加入该领域的学习与钻研，从而使我们的唐史研究成果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作者：古晓凤，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