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宗庙礼与陵地秩序之异同
沈睿文
唐宋时代的墓葬形制和埋葬习俗，除了政府规定的制度程序之外，在很多地方都是根据当时堪舆家所规定的制度来安排的，特别是在葬式、随葬明器、墓地的选择和墓区的地面建筑等方面，与堪舆术的关系极为密切［1］。因此，研究堪舆是进一步了解古代社会丧葬行为、乃至藉以触摸社会各阶层思想观念的重要手段。
宋元时代流传至今的阴阳地理书有王洙等的《图解校正地理新书》、张景文的《大汉原陵秘葬经》［2］及《茔原总录》［3］等。唐贞观年间，吕才所编订的《阴阳书》可谓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地理（堪舆）书籍。该书是讨论唐代堪舆术的重要典籍，惜已散佚。本文掇拾成篇，欲对该书成一印象，并略申所涉唐代堪舆术及其运用。
一吕才与《阴阳书》吕才在其《阴阳书·叙〈葬书〉》中，明确指出当时“《葬书》一术，乃有百二十家，各说吉凶，拘而多忌”，“今之丧葬吉凶，皆依五姓便利”［4］。鉴于阴阳术如此冗杂，唐太宗才诏令吕才编订《阴阳书》。《旧唐书》卷79《吕才传》云：太宗以“阴阳书”近代以来渐至讹伪，穿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吕〕才与学者十余人共加刊正，削其浅俗，存其可用者。勒成五十三卷，并旧书四十七卷，〔贞观〕十五年［5］书成，诏颁行之。［6］
又《阴阳书·卜宅篇》云：近世乃有五姓，谓宫也，商也，角也，徵也，羽也。以为天下万物悉配属之，以处吉凶，然言皆不类，如张王为商，武庾为羽，是以音相谐附，至柳为宫，赵为角，则又不然。其间一姓而两属，复姓数字不得所归。是直野人巫师说尔。［7］
从这段记载可知唐时纳音调姓的滥觞，以及吕才对此反对的态度。现在可以确定的是至迟从西汉开始，便已有了依照五音定名归属的行为，当时五音图宅术已经盛行［8］。
东汉五音兴利说的盛行该是此风的延续。隋唐时期，则承其流绪更为流行。
《五行大义》卷1《第四论纳音数》云：纳音数者，谓人本命所属之音也。音即宫、商、角、徵、羽也。纳者，取此音以调姓所属也。［9］
又《直斋书录解题》卷8《谱牒类》云：《天下郡望氏族谱》一卷，唐李林甫等天宝八年（749）所纂，并附有五音于后。［10］
此上说明纳音调姓确是当时的社会时尚之一。揆诸《隋书》卷34《经籍志》着录有：《五音相动法》二卷；《五音相动法》一卷（梁有《风角五音占》五卷，京房撰，亡）；《风角五音图》二卷，《风角杂占五音图》五卷（翼氏撰。梁十三卷。京房撰。
翼奉撰，亡）；《五姓岁月禁忌》一卷；《五姓登坛图》一卷；《五姓墓图》一卷（梁有《冢书》、《黄帝葬山图》各四卷；《五音相墓书》五卷；《五音图墓书》九十一卷；《五姓图山龙》及《科墓葬不传》各一卷；《杂相墓书》四十五卷，亡）［11］。
又《旧唐书》卷47《经籍志下》着录有：《五姓宅经》二卷；《五姓墓图要诀》五卷孙氏撰；《玄女弹五音法相冢经》一卷胡君撰等。［12］
《新唐书》卷59《艺文志》着录有：萧吉《五行记》一卷，又《五姓宅经》二十卷；郭氏《五姓墓图要诀》五卷；《胡君玄女弹五音法相冢经》一卷；僧一行《五音地理经》十五卷等。［13］
另外，敦煌文书也给我们展示了唐代冗杂的堪舆典籍。
宋王应麟（1223-1296）曾总结了唐代的阴阳五行家。所撰《玉海》卷5《唐六十家五行》云：志：五行类，六十家一百六十部六百四十七卷，始于史苏《沈思经》，终于吕才《地理经》。若《焦氏易林》、《京氏四时飞候》及《错卦逆刺杂占》、《参同契》、《筮占集林》、《新林》、《洞林》，《连山》之属，易占之书也。若郑玄注《行棊经》及《太一大游历》、《元鉴枢》，会赋之属，九宫太一之书也。翼奉《风角要候》、王琛《六情诀》及《遁甲开山图》、《囊中经》、《九星历》、《八门三奇三元》，九甲之属，风角遁甲之书也。式经有六壬、雷公、太一之殊，堪舆有历注、四序、地节之异；以历名则《黄帝斗历》、《大史公万岁》、《张衡飞鸟》、《吕才百忌》，以占书名则《师旷》、《东方朔》各一卷，龟经则柳彦、询、世隆至孙思邈六家，阴阳书则王璨、吕才二家。他如七政历、白泽图、黄帝集、灵武王、须臾、淮南、万毕、周宣占梦，咸着于篇。［14］
综上可见，当时阴阳术极为流行且颇混乱，故唐太宗才有此统一制订颁行《阴阳书》之举。《唐会要》卷36《修撰》条小字注云：太宗以“阴阳书”行之日久，近代以来，渐至讹伪，穿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有司总令修撰。［15］
对此，两《唐书·吕才传》有更为详细的记载［16］。
从考古材料上看，这时期我国西北地区所谓坟院式茔域，坟院的方向和祖穴的方位多不相同，没有一定的规律。这种现象很有可能是按照姓氏的五音来决定坟院的方向和祖穴的方位的［17］。既然当时纳音调姓之风如此之盛，可是为什么统治者却偏偏没有附和、取用这种堪舆术，而采用反对此风的吕才编订《阴阳书》并颁行全国，这究竟是何缘故呢？这可能还是统治者调整门阀制度的结果，跟当时社会权力结构的变化是密切相关的。
门阀士族制度规定的血统到初唐时已经不合时宜。尽管东魏、北齐以来的山东旧族在政治、经济上已经衰落，但是他们社会门望的影响却仍旧存在。新兴的关陇贵族则历世显贵，掌握朝纲，但其血统地位却不高。在这种情况下，提高后者的社会声望就显得极为必要了。李义府所谓“上林多许树，不借一枝栖？”［18］便表达了出身寒门的庶族地主要求参与国家政权的强烈愿望。这便成为盛唐以前唐政府锐意变革门阀制度的内在动机。
李唐皇室为提高自己的威望和血统地位，一方面对此制度不满，故唐高祖李渊一即位就与道教主老子李耳攀亲，以提高自己的地位。同时，另一方面也不得不暂且利用该制度来压抑旧有的士族并提高自己的威望。于是，李唐便先后于太宗、高宗朝两度调整门阀制度，这两次调整大意是“贞观中，高士廉、韦挺、岑文本、令狐德棻修《氏族志》。凡升降，天下允其议，于是州藏副本以为长式。时许敬宗以不载武后本望，义府亦耻先世不见叙，更奏删正。委孔志约、杨仁卿、史玄道、吕才等定其书，以仕唐官至五品皆升士流。于是兵卒以军功进者，悉入书限，更号《姓氏录》”［19］。从中可以注意到阴阳家吕才对此工作的参与。当然，在颁行《姓氏录》的同时，武则天还实行了其他相应的措施。
唐太宗制定《氏族志》的目的是“今定氏族者，诚欲崇树今朝冠冕。（中略）不论数代已前，只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级。宜一量定，用为永则”［20］。他为《氏族志》规定的原则是“参考史传，检正真伪，进忠贤，退悖恶，先宗室，后外戚，退新门，进旧望，右膏粱，左寒畯”［21］，并要求修撰者“辨其昭穆，第其甲乙”。后又加以干涉，以皇姓为首，外戚次之，崔干为第三等［22］。唐太宗在这方面的改革正是利用了当时人们尚存的比较强烈的门阀观念来实现的，也就是说利用了这种观念提高自己新生力量的社会地位，而压抑打击了原先的社会阶层。接着，唐高宗于显庆四年九月五日（659年9月26日）下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并委托礼部侍郎孔志约、太常卿吕才等12人参与撰定《姓氏录》。最后撰定结果是：皇后四家、一品官吏为第一等；文武二品及知政事三品为第二等；其它按当时在职官品高低，以此类推，止于五品。如此，遂彻底压制了原有士族势力。《姓氏录》制定后出现了唐代中后期的“富商豪贾，尽居缨冕之流”的历史现象［23］。同时，原先的士族势力日渐衰落。在唐代还显赫一时的山东崔、卢、李、郑诸大姓，在宋代已是绝无闻人［24］。
门阀是与门第姓氏紧密联系的，纳音调姓的阴阳术自然让人感受到门第姓氏的兴味。唐政府反对原有的门阀，反对纳音调姓的吕才自然被政府起用参与修撰《姓氏录》。
对唐代社会结构变化的敏感和对当权者意图的及时跟进，应该是吕才参与撰定《姓氏录》和得以负责编订《阴阳书》的主要原因。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面对纷纭的阴阳术，吕才阴阳术才有脱颖而出被统治者御定为地理官书的可能［25］。实际上，编定《氏族志》和《阴阳书》应该是唐王朝在生人与死人两个领域里配套整饬原有世家大族的政治行为。魏晋以降，门阀世族盛行。他们在行为处事等各个方面都独自高标，以为门阀之标榜。这在他们的家族墓葬上也得到如实的反应，从考古材料来看，这阶段发现的门阀士族墓地情况存在两个显明的特征。其一，各个士族墓地的形制以及排列原则都是不同的。这无疑表明墓葬也成为世族标榜门阀的一个媒介；其二，世家大族的墓葬形制跟中央皇权规定的墓葬等级制度不同，即不在后者规定的秩序之中，这显示了门阀政治与皇权抗衡、乃至不受制约而超脱于皇权之外的政治状态。同样，这些家族墓葬的各异不仅直接导致了所执阴阳术的不统一，同时更是对中央皇权的藐视和削弱。隋唐以前长年的战乱，更给此风以滋长的土壤。而这一切都是一个统一的中央王朝所不能容忍的，恐怕这才是唐太宗委任反对纳音调姓的吕才整顿阴阳术的主要动机吧。若纳音调姓无疑又要不得不跟这些世家大族联系起来，实现不了用统一的法则彻底摧毁原有世家大族优越性的目的。故而，吕才阴阳术的颁行益发凸显纳音调姓阴阳术的滥觞。
不管唐代的堪舆术如何众说纷纭，从总体上来说，可以分成重纳音调姓（即五姓堪舆法）与非纳音调姓二大类。其中影响较大的堪舆派别主要有三家，即吕才、一行和由吾等，直至赵宋，影响犹在。按照上述的分类原则，这三家可以分成两大类。一行、由吾这两家堪舆派别为一类，吕才一派为一类。其中最大的区别便在于前二者主张纳音调姓，而吕才一派则不主张这种做法。下面重点介绍吕才、一行之堪舆术。
前引《旧唐书》卷79《吕才传》云：太宗以“阴阳书”近代以来渐至讹伪，穿凿既甚，拘忌亦多，遂命〔吕〕才与学者十余人共加刊正，削其浅俗，存其可用者。勒成五十三卷，并旧书四十七卷，〔贞观〕十五年书成，诏颁行之。
又《新唐书》卷107《吕才传》云：帝（太宗）病阴阳家所传书多谬伪浅恶，世益拘畏，命〔吕〕才与宿学老师删落烦讹，掇可用者为五十三篇，合旧书四十七，凡百篇，诏颁天下。［26］
参照上面的记载，可有四个判断。
第一，此“阴阳书”非专指后来吕才编订之《阴阳书》，乃当时社会上各派阴阳家传承之典籍的泛称。此者即吕才所称之“诸‘阴阳书’”，《旧唐书》卷79《吕才传》云：验于经典，本无斯说，诸“阴阳书”，亦无此语，直是野俗口传，竟无所出之处。［27］
查稽《新唐书》卷59《艺文志》，便同时载“王璨《新撰阴阳书》30卷”和“吕才《阴阳书》53卷”［28］，《旧唐书》卷47《经籍志》亦如是［29］。前引王应麟《玉海》卷5《唐六十家五行志》以为唐代《阴阳书》有王璨、吕才二家，从《新撰阴阳书》之“新撰”二字，可知王璨之书当在吕才之后。
第二，《旧唐书·经籍志》载《阴阳书》50卷［30］，而《新唐书·艺文志》则载《阴阳书》53卷［31］。参照前引两《唐书·吕才传》的记录，吕才《阴阳书》当为100卷（篇），而非《旧唐书·经籍志》所言之50卷，这是《旧唐书》本身自相矛盾的地方。《图解校正地理新书·地理新书序》称：“唐贞观中太常愽（博）士吕才奉诏撰《阴阳书》50篇，其八篇地理也。”［32］这里的“篇”恐是“上、下卷”的意思。吕才《阴阳书》八篇地理是《地理新书》的基础之一。综合《新唐书·吕才传》的记载，或可推断《地理新书序》所言吕才《阴阳书》五十篇，实有百卷。此恐为北宋王洙所见吕书之状况。换言之，两《唐书》及《地理新书》的相关记载存在不同，或为版本流传之异所致。
第三，吕才《阴阳书》编成于贞观十五年（641），是在原有的某《阴阳书》四十七篇旧文的基础上，增加了从其它“阴阳书”中采编的五十三篇。
第四，吕才《阴阳书》颁行天下后，不管是否占据了整个社会的阴阳书市场，这一点从考古材料上得不到证明，但它至少是盛行于当时的统治者或统治阶层的，代表着合法以及官方的正统。正是由于这一点，才有假托吕才的《阴阳书》面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