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设立的道制是实际行用的制度。如贞观八年正月，唐太宗发十六道巡省大使“使于四方，观省风俗”［25］。他们是尚书右仆射李靖、特进萧瑀、杨恭仁、礼部尚书王珪、御史大夫韦挺、鄜州大都督府长史皇甫无逸、扬州大都督府长史李袭誉、幽州大都督府长史张亮、凉州大都督李大亮、右领军大将军窦诞［26］、太子左庶子杜正伦、绵州刺史刘德威、黄门侍郎赵弘智等十三人。此次大规模外出巡省的动机是“惟惧淳流化未敷、名教或替”，目的是“黜陟幽明”，“存省风俗”，“时雍之化”［27］。使者的主要任务是“察长吏贤不肖，问民间疾苦，礼高年，赈穷乏，起久淹”［28］，“观风俗之得失，察政刑之苛弊”［29］。各巡省大使还配有副职，一方面协助大使处理庶务，另一方面也可监督大使，共同完成巡省任务。
贞观二十年正月，唐太宗又命“大理卿孙伏伽、黄门侍郎诸遂良等二十二人，以六条巡察四方，黜陟官吏”［30］。“刺史、县令以下多所贬黜，其人诣阙称冤者，前后相属。
上令褚遂良类状以闻，上亲临决，以能进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流以下除免者数百千人”［31］。这次巡察彻底地整顿了地方吏治，成了贞观政治相对清明的重要因素。
贞观时还经常遣使至诸道赈济灾荒，抚慰百姓。贞观二年，遣御史大夫杜淹巡关内道各州，“出御府金宝，赎男女自卖者还其父母”［32］。贞观三年六月，关内道大旱，“遣中书舍人杜正伦等往关内诸州慰抚”［33］。
贞观“道制”极大地加强了中央政权对地方长吏的监察和控制力度，黜幽陟明，激浊扬清，从而加强了唐王朝的中央集权。如前文所论，贞观年间所走出的制度改革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具有政治眼光和政治才干的领导者。而这里的领导者，除了总揽全局的唐太宗以外，具体的规划和改革工作只能是当时的宰相领导完成。对中央体制的改革是如此，对地方体制的改革也同样。所以，作为贞观初年的当然宰相，设置十道、创设地方监察区划的工作，必定离不开房、杜的总体规划和全局领导。
3．选用贤能，严密铨选考课制度房、杜二人不仅制定了机构和人事改革的大政方针，还在选才任能方面作出了具体的贡献。早在房玄龄为秦王幕僚时，他就特别重视充实秦王府智囊，“贼寇每平，众人竞求珍玩，玄龄独先收人物，致之幕府。及有谋臣猛将，皆与之潜相申结，各尽其死力”［34］。贞观宰相杜如晦、杜淹、张亮等等都是房玄龄举荐的。隋恭帝义宁元年（617），唐军攻下长安城，秦王府中的许多幕僚纷纷离去。杜如晦正在秦王府中，房玄龄对李世民说：“府僚去者虽多，盖不足惜。杜如晦聪明识达，王佐才也。若大王守藩端拱，无所用之；必欲经营四方，非此人莫可。”［35］李世民听了此话，遂以杜如晦为府属。“后从征薛仁杲、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尝参谋帷幄。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36］。房杜二人还共同参与谋划了玄武门政变，助李世民登上了皇位。
房玄龄不仅独具慧眼推荐了杜如晦，而且与他精诚合作。史书载：“玄龄明达政事，辅以文学，夙夜尽心，惟恐一物失所；用法宽平，闻人有善，若己有之，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与杜如晦引拔士类，常如不及。至于台阁规模，皆二人所定。上每与玄龄谋事，必曰：‘非如晦不能决。’及如晦至，卒用玄龄之策。盖玄龄善谋，如晦能断故也。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国，故唐世称贤相，推房、杜焉。”［37］房杜二人“共筦朝政，引士贤者，下不肖，咸得职，当时浩然归重”［38］，共同为国家选拔了许多优秀的人才。我们知道，唐代官员的选授，五品以上高级官员和六品以下中下级官员在方法和程序上是不同的。五品以上官的选授不经过考试，是由宰相提名后，皇帝批准的。六品以下官的选授要通过考试由尚书省吏部和兵部主持铨选。贞观初年，房、杜是当然的宰相，所以高级官吏的选授工作主要是由他们二人承担的。贞观二年，杜如晦“以本官检校侍中，摄吏部尚书”［39］，贞观三年，“代长孙无忌为尚书右仆射，仍知选事”［40］，可见，杜如晦一直都在做着荐举人才的工作，所以在太宗想把瀛州刺史卢祖尚“征入朝”，也是杜如晦负责去谕旨［41］。房玄龄也一样承担着举荐人才的责任。所以在贞观二年，太宗才会专门对房玄龄、杜如晦强调：“公为仆射，当助朕忧劳，广开耳目，求访贤哲。”在任命官吏时，太宗也会征询房杜的意见。如贞观二十一年六月，“癸未，以司农卿李纬为户部尚书。时房玄龄留守京师，有自京师来者，太宗问曰：‘玄龄何言？’对曰：‘玄龄闻李纬拜尚书，但云李纬美髭须’，帝遽改除纬洛州刺史。”［42］
综上所述，房杜二人精诚合作，在贞观之初完成了中央机构的调整和精简，官员管理从混乱走上正规。不仅解决了官员冗杂、事相推诿的弊端，同时也有利于各个机构人员与职务事务关系的清晰化，提高了工作效率。对于以后各项工作的顺利展开和政务处理程序的健康运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贞观时期，随着国家走向太平之治，开始重视地方官吏的选拔。如何选拔官吏和吏部铨选中如何掌握选官标准等问题，成为贞观君臣经常讨论的话题。唐代的文官铨选制度，在贞观后期初步建立起来［43］，其前提是对于中央和地方官员额的核定，改变此前“课人赴调”的权宜办法。尤其是贞观二十年在并省州县的基础上，对地方官吏进行了一次全面整顿，“刺史、县令以下多所贬黜，其人诣阙称冤者，前后相属。上令褚遂良类状以闻，上亲临决，以能进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流以下除免者数百千人”［44］。经过这次整顿，唐朝真正将地方官纳入了中央铨选的轨道［45］。
唐代对于在职官吏还建立了考课制度。考课工作由吏部考功司负责。凡应考的官员，先由自己写出一年的工作情况和功过，本部门及本州长官对众宣读，议其优劣，定为九等考第。然后再按照本部门规定的各等第的名额校定。在京各部门直接送尚书省，地方则由朝集使送至尚书省。考校完毕，京官集应考之人对读注定，外官对朝集使注定。唐代的课绩有统一且严格的标准，即“四善二十七最”，这在《唐六典》卷2《考功郎中员外郎》条中有完整的记载。
这套完备的铨选考课制度是在贞观年间基本定型的。贞观君臣十分重视官吏的选授。太宗常说“致安之本，惟在得人”［46］，而房杜二人“明达吏事”，“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太宗自然就把择官考课的工作交给了他们。贞观初，房杜二人分别为尚书左、右仆射，杜如晦还兼任吏部尚书，二人不但“掌内外官考”，也因“定考皆集于尚书省”［47］，所以他们对官员的选拔和课绩做了大量的工作，选拔了一大批文才武将，组成了贞观统治集团，缔造了贞观之治的局面。
4、修订律令、礼乐，编撰史书隋唐之际，是我国古代封建立法的发展时期。隋初隋文帝参照北周、北齐的旧政制定了《开皇律》，而后隋炀帝又制定了《大业律令》。唐武徳七年，颁行《武徳律》。太宗即位之后，又命房玄龄等人“更加厘改”，制定了《贞观律》。它突出的特点表现在：第一，创设加役流刑，作为减死之罚；第二，改革“兄弟分居，连坐俱死”之法；第三，重视死刑的覆奏。房玄龄于贞观十一年修订完律令后，太宗即颁布实行，并且经过房玄龄等更定的律、令、格、式，终太宗之世，都没有再作变动。
“法”与“礼”是封建社会维护统治的两个手段。唐太宗在命令房玄龄主持修订律令的同时，也任命房玄龄兼任礼部尚书，负责修改旧礼。至贞观十一年《贞观礼》颁布之前，修订礼乐制度的工作，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封禅礼的制定；第二，作《唐雅乐》；第三，定服色；第四，定山陵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