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青峰
陈子昂是唐初着名诗人，唐代古文运动［1］的奠基者。他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反对齐梁以来一味追求声律、词藻、用典、文风萎靡、内容空洞的形式主义诗风，强调诗歌的思想内容，并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树立内容充实、语言刚健质朴的新诗风，为唐诗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作为一名诗歌改革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陈子昂为其后唐诗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也因此奠定了自己在唐诗发展史上的地位。但熟悉唐代历史的人都知道，陈子昂虽然以诗知名，但他同时还是唐代武则天时期一位比较重要的政治人物。虽然为官职位不高，但却无时不以国计民生为重，上书进谏，以期匡时佐政。相较于诗人，作为政治人物的陈子昂虽没有那么知名和显耀，但也绝不应该被忽视。
一陈子昂的政治观点和主张翻检各种史书和文集，其中关于陈子昂政治活动的记载可以说简之又简，这大概是因为他始终只是一个八九品的小官［2］，其所谓的政治活动根本无足挂齿吧。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有关陈子昂的各种史书和文集中，他上呈武则天的众多谏疏文章却记载得非常详细具体，令人印象深刻。这些谏疏，有些是应制而作，如《上军国利害事（三条）》、《答制问事（八条）》等，但大部分是感时而为，如《谏政理书》、《谏灵驾入京书》、《上西蕃边州安危事（三条）》、《谏用刑书》、《上蜀川军事》、《上军国机要事》等，而无论是应制之作，还是感时之为，篇篇见解深刻，章章切中时弊。研读这些深邃切时的政论文章，陈子昂一颗关注民生、顾念黎庶、渴望济世立功的拳拳之心便会跃然纸上。
粗略数一下，陈子昂文集中有名有目的谏疏就有十多篇。这些重要的政治性文论基本上可以反映陈子昂的政治观点和主张，其中主要涉及文教、用人、刑罚、农事和边事等领域，分析和探讨这些观点和主张，对全面研究和评价陈子昂非常重要。
1．关于文教文教事业历来为各朝各代所重视，因为它关乎国家的治理、国家后备人才的培养和国民素质的提高。陈子昂作为一名科举入仕的读书人，自然会认识到文教事业的重要性，因此，他提出“立太学，睦人伦”的主张。在《谏政理书》中，他说：“臣闻天子立太学，可以聚天下英贤，为政教之首”，因为人伦于是睦焉，风俗于是淳焉，“故君臣上下之礼于是兴焉，揖让樽俎之节，于此生焉。是以天子得贤臣，由此道也”。他还针对“国家太学之废积岁月矣，堂宇芜秽，殆无人踪，诗书礼乐，罕闻习者”之现状，上书要求“陛下何不诏天下胄子，使归太学而习业乎？斯亦国家之大务也”。因为只有这样，举国上下才能在思想观念上和言行规范上安于一统。
2．关于用人陈子昂认为，“政要之至极”，“务在任贤”，因为“天下之政非贤不理，天下之业非贤不成”，“圣必藉贤以明，国必待贤以昌，人必待贤以理，物必待贤以宁”［3］。虽然招贤任贤古常有之，但陈子昂却能从当时的社会现实、政坛形势、武则天称帝前后的心态及举措入手，有针对性地提出三点建议，难能可贵。一是贤士的任用。“贤人既任须信，既信须终，既终须赏……若得忠贤相与而守之，太平之功可以于此而就”。二是刺史、县令的任用。他说：“刺史、县令，陛下之手足”，需“深知妙选”“至公循良”之贤明以任之，“使天下之人稍得以安”［4］。三是巡察官员的选派。他认为，“派使巡察诸州”，“当雅合时望，为众人所推”者任之，“若陛下必知不可得其人，则不如不出使”，因为“出使烦数，无益于化，但劳天下之人”。值得指出的是，陈子昂一方面将适时任贤之诸多见解归之于“斯实天地神灵赞助神皇而致此时也”，用以消解武则天“疑天下人多图己”之虑，从而信贤任贤；另一方面又强调，“窃见国之政要，兴废在人，能知人机，顺而施化，趋时适变，静而勿动，政要之贤，可得而行”。要求从安人保和的治国大略出发，为贤者施才济世营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
3．关于刑罚陈子昂主张宽刑轻罚，以“仁”化天下。他说，“圣人贵措刑，不贵烦刑”［5］。在《谏刑书》中，他就永昌元年武则天重断数案陈述道：“臣伏见去年八月以来，天苦霖雨，自陛下赦李珍等罪，天朗气晴。又九月十八日，明堂享会，庆云抱日，五彩纷郁，龙章竟天，万品咸观，宇宙同庆。又其月二十一日，恩敕免楚金等死，初有风雨，变为景云，司刑官属，皆所共见。”着意从天人现象上的某些巧合来验证“陛下法天垂仁，天助陛下仁化”的思想认识。进而他又紧扣政坛现实来论证他的见解：“臣观圣人用刑，贵适时变，有用有舍，不专任之。且圣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乱之贼，叛逆之臣，而为驱除，以显圣德。圣人诛凶殄逆，济人宁乱，必资刑杀，以清天下，故所以务用刑也。凶乱既灭，圣道既昌，则必顺人施化，赦过宥罪，所以致措刑也。”［6］指出：“故扬州构祸，殆有五旬，而海内宴然……知百姓思安久矣。今陛下不务玄默，以救疲人，而反任威刑，以失其望”，则“夫大狱一起，不能无滥……滥及良善，则淫刑逞矣……冤人吁嗟，感伤和气。和气悖乱，群生疠疫，水旱随之……天下疑惑，相恐无辜，人情之变，不可不察。”［7］正是基于上述分析，陈子昂才屡屡提出“措刑崇德，正在今日，实圣政之至要者也”［8］这条利国安人的正确主张。
4．关于农事陈子昂非常重视农事。在《谏政理书》中，他提出“陛下遂躬藉田亲蚕，以劝天下之农桑”。陈子昂将劝农桑作为关系“政理”、关系“军国利害”之大事来认识，他刚登仕途即以“顷遭荒馑，人疲荐饥，自河而西，无非赤地；循陇以北，罕逢青苗……去岁薄年，前秋稍登，使羸饿之余，得保沉命……然而流人未返，田野尚芜，白骨纵横，阡陌无主，但恐春作无时，秋成绝望，凋瘵遗噍，再罹饥苦”为重要理由之一而谏灵驾入京。
在此后的书奏乃至应制诗文中要求武则天“罢瑶池宴，来观农扈春”［9］。不仅如此，他还在《汉州雒县令张君吏人颂德碑》、《临邛县令封君遗爱碑》等中详细陈述张知古等“缉屋涂室，薙陌开阡，为其井疆……濬其涂洫，川浍始通，人得就耕……乃种树畜牧，蚕渔工贾……百姓允赖，鼓舞而歌”的劝农桑、安百姓的动人政绩，并指出：“圣人之务本也，在乎稼穑。有稼穑，然后可以养人。”因而张、封诸“公之劝人”农桑，是“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是天人应和的最基础的物质层面的措施。与州县重农桑相一致的是陈子昂还就边陲驻军之供给，提出了驻军分布、屯田灌溉等与“劝农桑”的措施相协调的见解：“窃谓甘州宜便加兵，内得营农，外得防盗，甘州委积必当更倍……皆因水利，浊河灌溉，良沃不待天时，四十余屯，并为奥壤，故每收获，常不减二十万，但以人功不备，犹有荒芜。今若加兵，务穷地利，岁三十万，不为难得。”［10］足见他对“劝农桑”、顺天时、穷地利以养民安人、富国强兵关系之高度重视。
5．关于军事陈子昂提出了征讨与息兵相结合的军事主张。他以“察天时之变、盛衰存亡之机”［11］为前提，以“顺天诛，建大业”，富国强兵安民为准则。陈子昂力主消灭突厥，是鉴于“匈奴不灭，中国未可安卧”之历史教训，是合于“今上帝降匈奴之灾孽，遗陛下之良时”，是据于同城地利、居延水利之优势，是基于“陛下若调选天下精兵，采拔名将”，“不出数年，可坐而取成”，“则千载之后，边鄙无虞，中国之人，得安枕而卧”的价值判断而提出的正确主张。陈子昂力主安抚金山十姓，也是鉴于西北之形势要求朝廷不纠缠“其不奉玺书，妄破回纥部落”［12］之既往以“责其专擅，不许入朝”，应正视“今欲掎角亡叛雄将，边疆惟倚金山诸蕃，共为形势”之现实，而“许其入朝，实为得计”。
这既是合于“亲之则顺，疑之则乱”的蕃戎之性，也是基于边州安危与国富民安休戚相关的价值判断而提出的正确主张。此外，陈子昂建议朝廷“招纳归降”，“覆育戎狄”、绥怀赈赡；献策朝廷加强对同城、甘州等军事重镇的建设治理，增兵固防；谏止朝廷“国家欲开蜀山，自雅州道入讨生羌，因以袭击吐蕃”［13］；随军参谋［14］、奋身请战［15］
等都是以民族的安和、边境的安宁、社会的安定、百姓的安业作为至为重要的标准来规范其认识和言行的。
此外，陈子昂对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张，如《上蜀川安危事（三条）》就“官人贪暴”、“人不堪命”提出“除屏贪残，则公私俱宁”；就逃户问题提出“设法大招”使之守业，“其三万户租赋，即可富国”；就耗财佞佛而提出“吾闻西方化，清静道弥敦”、“鬼功尚未可，人力安能存”［16］。《上益国事》就“公府虚竭，私室贫弊”而提出的开铜铸钱，尽“山泽之利”，使“蜀之百姓免于赋敛”。《答制问事（八条）》就“虺贞等干纪乱常，自取屠灭”而提出“崇重宗枝”，“务安慰之，惠以恩重”，类此等等，均直接或间接地显示出陈子昂以百姓的安居乐业、治者的清恭静穆、国家的安泰富强等来规范世道以合天道，从而显现其思想深处的“天人合一”观。
纵观陈子昂上书及其中透露出的政治见解，始终都围绕着一个中心，那就是“调元气，治阴阳”及“和元气，睦人伦”，因此，可以说，这是他政治哲学的根基和出发点。
正是这种“天人合一”观，左右着他对社会历史和社会治理的见解，影响着他对重大时事的态度，激励着他揭示现实世界的弊端，探索理想社会的模式。在《谏政理书》中，陈子昂简要陈述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阴阳和气之理：“元气者，天地之始，万物之祖，王政之大端也。天地之道，莫大乎阴阳；万物之灵，莫大乎黔首；王政之贵，莫大乎安人。故人安则阴阳和，阴阳和则天地平，天地平则元气正矣。是以古先帝，代见人之通于天也，天之应乎人也。天人相感，阴阳相和……于是养成群生，奉顺天德。故人得安其俗，乐其业，甘其食，美其服，阴阳大和，元气以正。天降瑞，地符升，风雨以时，草木不落，龟龙麟凤，在郊薮矣……”陈子昂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观虽然也有着历史的、时代的局限，但透过唯心的面纱，一种虚心好学、探究至理的执着，一种修炼自身、规范社会的努力，一种关注民生、建功济世的奉献精神又无不闪耀着他积极主动的个性光辉。他建立于此基础上的政治主张，一方面要求统治者执行儒家的德治仁政，另一方面要统治者兼及黄老的清静无为、休养生息，以安人保和，充实元气，再一方面要求统治者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努力探明“三正五行”之演化规律，不断“顺天应人”，“自新如初”，以有利于百姓的安居乐业和社会的进步繁荣。
二陈子昂与武则天的关系陈子昂生于显庆四年（659）［17］，也就是武则天实际参预朝政的开始时期，死于久视元年（700），也就是武则天结束帝位前五年。因此可以说，陈子昂一生完全处在武则天时代，他几乎所有的政治活动都发生在武则天时期，他也因此与武则天有了千丝万缕的关系。研究陈子昂与武则天的关系，对于评判陈子昂的政治品格十分重要。
1．陈子昂眼中的武则天通览陈子昂所有政论文章会发现，武则天在陈子昂心目中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在他所上武则天的谏疏中，他多次称武则天为“明主”、“圣人”、“圣皇”、“非常之主”。
在《大周受命颂》中，他更是认为武则天改唐为周是“顺乎天而应乎人”之举，并进而从天命符瑞的出现来附会武则天鼎新称帝，其中有些文字几近阿谀，以致后世学者多以此诟病他的人格。但笔者认为，陈子昂之所以不惜以赞美之词称颂武则天，矢志不渝地拥戴武则天，是因为在他看来，武则天确实是一位“自古帝王开政之原备矣，未有能深思远虑、独绝古今如陛下”［18］的圣明之主，是“非常之时”的“非常之主”［19］。
武则天“牝鸡司晨”、“阴处阳位”改唐为周，先后有许多人或明或暗地起来反对，那么，传统意识颇强的陈子昂为何反而能衷心拥护武则天呢？笔者以为，原因应该有以下几个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