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霍侃、杨哲宇（财新传媒记者）
大地暖流升腾，埋在心底的关注与焦虑在迸发。在中共十八大推出新愿景之时，重启改革终成共识。
中国处在又一个历史关口。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交织关联，期望与压力共存。
改革需要热情更需要理性，需要勇气还需要智慧。回首过往，“自下而上”的实践创新，要与“自上而下”的设计相结合，广泛参与的“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至关重要。今天启动全面改革战略，实施深化改革部署，这一切同样不可或缺。
历史可资借鉴。20年前，同样处于历史的紧要关口。中共在1992年6月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同年10月召开的十四大正式确定这一目标，1993年11月14日闭幕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中通过实施改革的50条行动纲领（即《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下称“50条”）。从1994年开始，改革按照此规划“整体推进、重点突破”，势不可当。
从设定改革目标到制定“50条”行动纲领，从顶层设计到总体规划，走过一个完整过程，指导了其后20年中国改革的历程。
如今，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顾昨天，仍然有助于规划明天、造就未来。
一、计划还是市场，这是一个问题
“我为这个报告鼓掌”
时光回转20年。1992年10月12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共十四大开幕，江泽民总书记作大会报告。当谈及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时，他微微移身，稍稍离开讲话稿，抑扬顿挫地说：“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深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人民大会堂内掌声雷动。
在距离大会会场不远的北京景山北边，88岁的邓小平在家中的电视机前听完报告，称赞说：“讲得不错，我要为这个报告鼓掌。”
至此，中国经济改革的航船在航行十余年之后，终于用一句话明晰了改革的系统性目标：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这一突破意义重大。改革有无体制目标，关乎改革成败。在苏联、东欧国家，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争论了几十年也没有明确结论；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经济改革的目标也是长期争论，几经反复。
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特殊历史形势中，如何重启改革成为关键，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目标得以确立和不断深化，成为改革能够长期持续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基本保证。
市场＝资本主义？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曾经历了计划还是市场的反复争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市场经济”被视为“资本主义”的代名词。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从波兰开始，苏联、东欧国家政权如多米诺骨牌般接连垮台。国际风云激荡，“中国向何处去”变得更为尖锐，“姓社姓资”之争格外激烈。
1990年，中国经济增幅进一步下滑至3.8％，为1978年以来最低。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把目光投向经济。1990年3月3日，在北京家中，他与新上任9个月的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以及杨尚昆、李鹏交谈时说：“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
他表示：“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假设我们有五年不发展，或者是低速度发展，例如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甚至百分之二、百分之三，会发生什么影响？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
出于对经济增长的看重，邓小平主张“不问姓社姓资”。
早在1989年6月9日，邓小平就明确指出：“继续坚持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这个不能改。”此后更是多次指出，改革开放不能变，谁要走回头路，谁下台。
但是，当时占上风的观点认为，一切问题都是市场取向的改革所致，腐败是因为金钱作用过大，通胀则源于竞争中的无政府状态。有人主张，应该回到十二大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提法。
在中央高层的专家咨询会上，争论非常激烈。在1989年11月7日总结1989年“70天”经验与教训的会议上，“计划派”与“市场派”出现尖锐对垒。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改革开放的不同目标取向再也无法兼容。“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一时成为主流。比起1987年十三大“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这是大步倒退。
高天滚滚
进退之际，思想舆论界“左”风再起。
直接质疑改革姓“资”姓“社”的第一炮，由当时一位重量级“理论权威”打响。
1990年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其《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文。
这篇1.7万字的长文提出，未来的斗争将是“推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还是社会主义的改革”的斗争。在这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是什么呢？“一个是取消公有制为主体，搞私有化；一个是取消计划经济，搞市场化。”
这篇文章还将这种对立上升到“资产阶级自由化与四项基本原则对立”的高度，直称“斗争的根本问题是颠覆还是保卫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并怒斥“资产阶级自由化确实在呼唤‘中产阶级’即资产阶级”。文章一出，即有布置要求各地学习，“市场经济”被贴上资本主义标签，讨伐文章接踵而来。
12月17日，《人民日报》再发《社会主义必定代替资本主义》。这篇由另一位重量级“理论权威”署名的文章提出：“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
“皇甫平”较量
舆论界的肃杀之气在升腾，但压不住改革者的信念。
因为提“市场经济”太敏感，经济学家们代之以“市场取向”。1990年下半年以来，薛暮桥、吴敬琏等经济学家通过各种机会向中央最高层进言。薛暮桥还曾于7月15日致信中央常委，表达了自己迫切希望进行“市场取向改革”的主张。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典礼，市委书记兼市长朱镕基亲自宣布交易所成立。5天后的1990年12月24日，曾表态支持上海办交易所的邓小平，把江泽民、李鹏、杨尚昆约到家中。他特地把话题引到市场，说：“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不要认为搞点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道路，没有那么回事。计划和市场都得要。”
新年过后的1991年1月28日，邓小平按惯例率全家到上海过年。在沪近一个月间，他对朱镕基和其他当地官员谈了自己的观点。回到北京，他再次在家中与江泽民、李鹏和杨尚昆谈话。
不久以后，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调任国务院副总理。
邓小平在上海的谈话，通过上海《解放日报》的四篇系列评论文章透露了其精髓。这就是轰动评论界的“皇甫平事件”。
1991年2月15日，农历羊年正月初一。《解放日报》头版发表题为《做改革开放的“领头羊”》的评论，旗帜鲜明地提出“何以解忧，唯有改革”。
3月2日发表的《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一文，委婉地批评有些同志“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思路，指出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
3月22日，《解放日报》再发皇甫平的《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一文，直指新的思想僵滞，“如果我们仍旧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诘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一个月后，《解放日报》发表系列评论的最后一篇《改革开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
四箭连发，但是反对市场经济的声音毫不示弱。
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发展商品经济不可否定计划经济》一文，批评“市场经济原则很难真正做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认为中国40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说明了在我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巨大优越性”。
据皇甫平文章作者之一、原《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周瑞金回忆，1991年10月，中央一位高层到上海，点名批评皇甫平文章，认为搞乱了党的思想。
这位高层指出，党好不容易统一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思想，现在你皇甫平提出要搞市场经济，这不是要搞资本主义吗？
1991年苏联“8·19事件”之后，“左”的调门进一步升高。
1991年9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当前改革的三个问题》一文，认为有的同志在抹杀两种改革观的分野，忌言“姓资姓社”，指出“在改革问题上的两种主张、两个方向即两条道路的斗争，仍以不同的形式在继续”。
到1991年底，有人甚至重提阶级斗争。《人民日报》10月23日发表《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掌握处理矛盾的主动权》。作者认为，当前我国的阶级斗争，“比新中国成立以来任何时期都要鲜明、激烈、尖锐”。其言下之意，阶级斗争的形势要甚于10年“文革”。
很多人感到前景不明，纷纷议论，“听说改革开放要收一收，该抓阶级斗争了”。
“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折腾仿佛要回来了。
77岁的经济学家江春泽至今仍然记得，她1991年去上海出差，看到股份制改革已经搁浅，不知道是否要继续。“当时亟须打破全社会，特别是决策层对市场经济的恐惧症。”
二、历史性选择
让思考改革的人说话
“市场”与“计划”的争执持续经年，中共最高决策层也在思考。
1991年7月1日，江泽民在中共成立70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中说：“计划和市场，作为调节经济的手段，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发展所客观需要的，因此在一定范围内运用这些手段，不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标志。”
这正是邓小平在会见外宾、视察上海和高层内部谈话中几次阐明的观点。有邓小平指引，江泽民就市场的姓“资”姓“社”问题做出公开表态，叫停了主流媒体对“皇甫平文章”的批判。
江泽民这一年还阅读了一系列经济学书籍。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的西方经济学，都列入书单。从1991年8月中旬起，他着手筹备召开一轮专家座谈会。座谈会的目的，是为次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做思想准备，主要是“考虑十四大提出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作为改革指导思想，特别是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应该用什么样的提法”。
1991年8月19日，苏联发生了分裂党的政变，国家处于危急之中。次日，邓小平把江泽民、李鹏、杨尚昆等人请到家中恳切交谈，要求大家要团结一致。
他告诉大家：“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嘱咐“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
座谈会的准备工作加紧进行。谁来与会？江泽民提出，参加者主要是经济专家，并提出了几点具体要求：一是在思想解放、实事求是方面比较突出，敢于讲真话；二是对改革开放的研究工作参与比较多；三是要找几个研究西方资本主义和苏东问题的专家。
先后有20多位专家参加了座谈会，包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吴敬琏、林毅夫、王慧炯；中国社科院的刘国光、张卓元、蒋一苇、陈东琪、李琮；国家体改委的江春泽、杨启先、傅丰祥；中国银行的周小川；国家计委的郭树清；还有多位负责介绍国际动态的专家，如《人民日报》的崔琦等人。
“在民主氛围中讨论”
座谈会主要讨论三个问题：首先分析资本主义为什么“垂而不死”，其体制机制中有哪些值得学习的东西；其次分析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剧变。在深入讨论这两个问题的基础上，探讨中国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议题。
首次座谈会于10月17日召开。
“座谈会前一两周接到了通知。”2013年已年届八十的经济学家张卓元回忆，到会场后发现参加者都很熟悉，都是当时积极投身改革的同行。
据财新采访的数名参会者回忆，座谈会在中南海南院江泽民住所附近的一间会议室举行。窗外，太液泛碧，瀛台叠翠。屋内，江泽民等数位中央领导，与专家、学者围着一条长桌相对而坐。
座谈会从这天上午开始，至12月14日结束，共用了五个半天和三个整天，参加者们称“十一个半天”。
座谈会“民主氛围很浓，进去后是自己选座位，不像现在提前排好牌子，发言也不是按照固定的顺序，谁想发言就发言”。“江泽民一开始就请大家畅所欲言。”几位参会者回忆说。
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邓小平已经多次在高层内部谈话中发出“坚持改革开放”的信号。一位参会者说，这个座谈会，让大家进一步看清邓小平等高层领导坚持改革开放的决心。
座谈会：东西方撞击
座谈会在10月间举行了两次，这两次的重点是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现状，探讨资本主义为什么“垂而不死”。与会并发言的有12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