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江城之夏》演说邀请赛中获一等奖的当代演说家张燕平《陕北行》，情真意切，也同样具有催人泪下的力量。他讲述了当年一些出生入死的老红军战士，不讲资格，不论功劳，仍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劳动，过着布衣粗食的生活的故事。张燕平用热心讴歌了老一辈外表朴实无华，内心却十分高尚的“黄土的性格”，使台上台下发生了强烈的共鸣。鲁迅先生说：“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人和世界人；必须有真的声音，才能同世界人同在世界上生活。”这个真就是真实和笃诚的说话技巧。
说话动情主要体现在：
1.激动
水面上没有波澜，固然平静，但也让人觉得它太呆板，太没有生气。我们的生活中若是缺少情感的作用，很难想像它将会是个什么样子，或许一切行为对我们将失去意义。
刘兰芳是我国著名的评书表演艺术家，拥有许多听众，她说的《岳飞传》一时间在全国万人空巷，反响巨大。她为什么说得那么好呢？这与她在书中贯注满腔激情分不开。许多说书的艺术家对岳飞风波亭受刑一段过程避而不讲。但是，刘兰芳却从这段“进入角色”，以此打动听众，在演说过程中，她大胆突破，对岳飞受刑进行了满含深情的渲染，充分展示了人物的高风亮节。当她说到岳飞不顾切肤之痛，在生命垂危之时，依然忧国忧民时，听众深为岳飞的英雄气概所感动，止不住热泪盈眶。
正是因为刘兰芳投入了感情，声情并茂，所以每次播讲时，都牵动了千千万万听众的心。一位听众在写给刘兰芳的信中说：“你讲的奸臣得势，忠良受害，真是太感人了。我想听又不敢听，但最后还是含着眼泪听完了。”这样的艺术效果是十分显著的。因为惟有真情，才能换得真情。
2.伤感
人是感情动物。杜甫在著名诗篇《蜀相》中写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无情未必真豪杰，弹泪未必不丈夫。林肯出身于一个鞋匠家庭，而当时的美国社会非常看重门第。林肯竞选总统前夕，在参议院演说时，遭到了一个参议员的羞辱。那位参议员说：“林肯先生，在你开始演讲之前，我希望你记住你是一个鞋匠的儿子。”林肯看看他，没有生气，没有愤怒，而是用略带伤感的语气深沉地说：“我十分感谢你说的话，因为它使我想起我的父亲，他尽管已经去世了，但我会永远记住你的忠告，我知道我做总统无法像我父亲做鞋匠做得那么好。”听了林肯这一席话，参议院陷入一片沉默。过了一会儿，林肯又对刚才那个参议员说：“据我所知，我的父亲以前也为你的家人做过鞋子，如果你的鞋子不合脚，我可以帮你改正它。虽然我不是伟大的鞋匠，但我从小就跟随父亲学到了做鞋子的技术。”说完这几句话后，林肯大声地对全体参议员说：“对参议院的任何人都一样，如果你们穿的那双鞋是我父亲做的，而它们需要修理或改善，我一定尽可能帮忙。但是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我无法像他那么伟大，他的手艺是无人能比的。”说到这里，林肯流下了眼泪，顿时，参议院所有的嘲笑都化成了真诚的掌声。后来，林肯如愿以偿地当上了美国总统。
作为一个出身低下的人，林肯没有任何后台可供依靠。他惟一的资本只有自己扭转不利局面的才华。正是一次伤感的话语，使他赢得了参议院所有参议员的尊重，抵达了生命的辉煌。林肯在关键时刻运用了他的眼泪，让人们看到了他的铁汉柔情。
3.热忱
列宁说：“一个鼓动家就是善于对群众讲话，善于用自己的热情之火激动群众，善于抓住突出的、说明问题的实质的人民演说家。”历代政治家、军事家、社会活动家都十分重视发挥自身的说话技巧。革命导师列宁不但是一位非凡的政治家、理论家，而且是一位热忱的演说家。斯大林曾赞扬说，列宁说的话具有非凡的说服力，简短通俗的词句，没有半点矫揉造作的色彩，不玩半点令人目眩的手势，不用半句故意刺激听众的词藻——所有这些，都使得列宁的演说比通常“国会”演说家高明得多。
和列宁一样，我国著名的革命家和军事家贺龙元帅也是一位热忱的谈话者。1940年7月，贺龙在晋绥军区的党员训练班讲党课，讲课之前，指导员带人抬来一张旧木桌，一条木板凳子，桌子上放了两个粗瓷大碗和一双布鞋。这三样东西，一下子吸引住了学员，大家不明白要干什么。贺龙笑眯眯地说：“我来讲第一课，党的群众路线，就是党和群众的关系喽！”然后他端一个大碗问学员，里面的小米是做啥子用的，大家异口同声回答，是做饭的。又问哪来的，大家回答老百姓种的。贺老总由此生发开，讲吃小米容易，种小米难；又讲老百姓吃墨石，让部队吃小米；讲军民关系，讲群众路线；又批评了有的同志违反群众纪律的事，讲得大家心服口服，大家明白了搞不好群众关系就会挨饿、打败仗的道理。说着说着，贺龙拿起另一个大碗，里面盛满了水，还有一条鱼。贺龙把鱼从碗里捞出来，不一会儿，鱼不动了。贺龙乘机问，鱼为什么不动了，回答是离开了水。贺龙总结道，军队和群众，是鱼与水的关系，鱼离不开水，军队离开群众，就不能生存。根据地的存在，人民军队的壮大，都是因为执行了党的路线，群众拥护的结果。
贺龙的课讲得具有真情实感，它不仅重点突出，层次清楚，而且把一个严肃的课题讲得浅显形象，通俗易懂。如果贺龙没有对人民群众的热爱之情，没有对人民子弟兵的热爱之心，不考虑学员的文化程度、理论水平、接受能力，就不可能讲出这些道理，就不可能对党的群众路线做如此深刻的阐述。
马雅可夫斯基说过，语言是人的力量的统帅。如果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语言则是心灵的阳光。好的言谈，如同布谷报春，又似战鼓催征优美的说话技巧使迷惘者得以清醒，沉沦者为之振作，徘徊者更加坚定，观望者毅然奋起，先进者更策马飞奔。许多人在说话时，褒贬适度，发人深思，妙语生花，使人们如亲临赛场，情感与之同步激荡。
说话是以语言点燃人的心灵火花的高超艺术。当然，这种高超的语言技艺和功底，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具备的，它需要积累，需要勤奋。功到自然成，只要肯钻研肯投入，就一定能成为一个会说话的人。
4.愤怒
有句古话说：“气血之怒不可有，理义之怒不可无。”就是说，不应当有个人意气之怒，但为大义真理而动的怒却是不可少的。理义之怒的积极作用，就在于它是一种具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表达方式。它以愤怒的脸色、激昂的语调和严厉的措辞，来表达自己浓烈的爱憎、鲜明的态度和公正的立场，它有很强的刺激性和震撼力，能给对方施加积极的心理影响，产生威慑作用，进而迫使对方改变行为模式。因此其特有的交际价值是不应否定和忽略的，若运用得当，会收到特殊的交际效果。
（1）在敌我之间
对于敌人的阴谋诡计、卑劣行径，敢于拍案而起，怒然痛斥，从感情上看是必然的，难免的；从策略上看有时又是必要的，有利的。
马寅初在重庆实验剧院曾做了个公开演讲，义愤喷涌，千古有名。马老说：“如今国难当头，人民大众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浴血奋战；但是那些豪门权贵，却趁机大发国难财。前方吃紧，后方紧吃；前方流血抗战，后方平和满贯。真是天良丧尽，丧尽天良！英国有句俗话：一个人站起来要像一个人，而今天，有的却是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他们利用国难，把自己养得肥肥的。要抗战，便要这帮人拿出钱来！”马老提出要向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征收战时财产税的问题。这一倡议，博得听众雷鸣般的掌声。
有人说：“没有愤怒的人生是一种残缺。”当尊严被践踏，信仰被玷污，家园被侵占，同胞遭残害时，还不发怒，那还是人吗？
（2）在长辈与晚辈之间
长辈对晚辈的教育一般应耐心劝导、循循善诱。而当出现严重问题时，疾言厉色的教训，也属必要。
某部师长发现儿子因未婚妻小雷突然患病，产生了与之分手的念头后，怒火陡起，他“呼”的一声拍案而起，严厉地说：“小子，我告诉你，若是小雷没病没灾的，你们谈成谈不成我都不管。如果因为她病了，就想把人家甩了，那是绝对不允许的。你应当明白，你是一个师长的儿子；如果你敢当‘陈世美’我就不信我连个‘黑老包’都不如！”父亲疾言厉色的训导，终于使儿子悬崖勒马。
如果说长辈的言辞态度，对晚辈有较大的影响力的话，那么，愤怒之言的影响力尤佳。用这种“投猛剂，起沉疴”的愤怒方式，严辞管教，击一猛掌，能收到警钟乍响，防患未然，促人猛醒的效果。这是和颜悦色的规劝所难达到的。
（3）在上下级之间
对于部下的思想松懈，玩忽职守，给工作造成损失时，即使冷静的领导者有时也会发火动怒的。比如西藏军区张司令员一次到边防视察，路过日喀则军分区招待所时，看到这样一番情景：一位从艰苦哨卡来住院的战士，要求住一宿，值班员半躺在床上懒洋洋地说：“一夜也不行，你到马路上凑合一夜吧！”司令员被激怒了，他走进屋一把将值班员揪起来，高声道：“马上把你们所长叫来，今天不安排这个战士住宿，我撤他的职。”所长闻声跑来，司令员满脸怒容：“我司令员要住，就有床；别人来了就轰出去，你这个所长是怎么当的？你今天把给我准备的床，安排这个战士住；明天你派车亲自送他去医院！”司令员发完火走了，日喀则招待所从此却发生了根本变化。
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到，由于工作关系的特殊性，领导者的愤怒会对下级产生极大的压力，有助于促使其认识自身存在的问题的严重性，并采取积极措施加以弥补和挽救，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正是怒言惩前毖后的作用。
（4）在战友同事之间
同事间，当一方思想堕落，陷入泥潭不能自拔时，对他施以尖锐刻薄的批评之言，要比轻描淡写的柔和之说有更大的挽救力。电影《高山下的花环》中有这样一节：赵蒙生多方活动，在部队即将赴前线时收到调令。对此，一向敦实厚道的梁三喜震怒了，他斥责道：“滚蛋，你给我赶快滚蛋！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军人，你不会不知道你穿着军装！现在，你正处在一道坎上，上前一步还好说，后退一步你是啥？有的是词，你自己去想！”
三喜的批评，也许有点粗暴，但正是这种方式才使赵蒙生尚未泯灭的良知震颤了，使他从迷雾中挣脱出来。一通“怒炮”挽救了一个战友，减少了一个逃兵。可见震撼批评在关键时刻的激发力量。
理义之怒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是，这种积极作用的发挥又是有条件的。
首先，良好的动机是理义之怒的基础。理义之怒不但表现出对邪恶的憎恨，而且还包含了对同志亲友深厚的爱。对后者而言，由于出发点是善意的，是为对方好，所以，尽管火气很大，不留情面，但对方能体会并理解其善意和用心，不但不会影响关系，反而有助于解决矛盾，密切关系。
与之相反的“气血之怒”，则是以“私利”为出发点，要么是为了保全个人面子而发火；要么是因为私利受到损失而动怒；要么为了整人、压人，给人闹难堪而申斥，动机是恶意的，其结果会招致他人“敌意”。简言之，理义之怒是焊接彼此思想感情的火花；而“气血之怒”则是焚烧友谊，影响关系的烈焰。
其次，善于用理智加以控制，是理义之怒的关键。义愤之言毕竟是情绪激动状态下的即兴之变，如果不善于控制，任其发泄，就会走向反面。罗马的文艺理论家郎加纳斯说：“那巨大的激烈情感如果没有理智的控制，而任盲目、轻率的冲动所操纵，那就会像一只没了压舱石而漂流不定的船那样陷入危险。”
因此，具有积极作用的怒言，表现出极大的理智上的克制。这种克制体现在：一是发怒的状态要适度。不可“怒发冲冠”，不能“怒不可遏”，而应“怒不失态”，恰到好处。二是怒言谈吐有分寸。盛怒之下，语调难免高昂，但不要挖苦揭短，侮辱人格。三是时机把握恰当。“怒”到一定程度，就要适时地消火降温，转换口气，缓和气氛，不能“得理不让人”，一怒到底。如果任怒火放纵，一怒而不可收，即使你的动机再好，恐怕也难免把事情搞糟。
怒言谈吐最根本的还在于言之有理。人们发怒，说到底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某种思想感情，影响对方的言行。但是，要达到目的，仅有“怒言”不行，还必须善于讲理，只有道理讲到点子上，人家才能心悦诚服。怒言说理不同于正常状态下的条分缕析，慢慢道来，它的特点是，抓住要害，短兵相接，入木三分。使人闻之震颤，思之有理，“以威助理，以理攻心”，是怒言服人的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