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利在查理一世统治时期担任过很多官职。他当过几位皇室领袖的私人秘书，后来专雇于皇后，对皇后与查理一世之间的信件进行加密和解密。这工作很繁重，白天干，晚上还要干，而且一直持续好些年。同时，弥尔顿也专职为英伦三岛的共和国做拉丁文秘书，接着又成了国王的助理。但他年轻时还是一名地位低下的老师。约翰逊博士评价弥尔顿时说：“弥尔顿无论是当老师，还是做其他工作，都极其勤勉，认真负责。这一点我们无可否认。”弥尔顿真正成为一名文学健将，还是在王朝复辟之后。他总是说，要进行伟大的文学创作，必须在大量的有选择性的阅读的基础上，加强自身对材料的洞察力和辨别力。
除了上文提到的，还有很多文学大师有着同样的经历。事实上，科学和文学与各种实际工作之间并不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二者有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许多科学发明与文学作品都直接取于实际生活。伏尔泰一直认为，文学和生活密不可分。当客观现实生活与主观抽象思维相结合，当书本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生活相结合，两者就达到了理想状态，就能创造发明、不断前进。一个伟大的天才，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创造出具有生命活力的东西。
事实证明，许多不朽的传世之作，都不是由职业文学家创作出来的，却是由各行各业的实干家创作的。文学对他们来说只是业余消遣罢了，可见，文学并不是什么深奥的东西，其实它就在我们身边，在平凡的生活中，重要的是我们要去发掘它。一些专业文学家觉得无事可写，那是他们的生活太单调，太贫乏了。
《季刊》的总编吉福德深知，纯文学创作是单调乏味而无意义的。工作之后得来一个小时的创作，其效率远远高于整天埋头苦想去从事创作。工作使人的思维活跃，不会让人感到江郎才尽，无从下笔，相反，他会发现写作是种愉快的享受，写出来的东西更具魅力。
柯勒律治也认为：“一般而言，无职业者不会拥有真正的快乐和幸福，天才就更不必说了。很多工作只需要平常人的健康、智力和努力就可以出色地完成。其实，天才是在平凡中造就的，只要人们的体力和精力得到正常发挥、智力得到合理开发，就能出色甚至超常地完成任务，并得到精神上的享受，这样的劳动成果和欢愉之情才是无价的……”
意大利早期的文学作家并不是纯正的，他们来自各个行业，都是些政治家、外交官、法官、士兵和商人等实干家。《佛罗伦萨史》的作者维兰尼是商人出身；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都担任过不同级别的大使职务；年轻时的但丁是药剂师；伽利略、伽凡尼是医生；哥尔多尼曾是律师，后来竟成了意大利现实主义喜剧的奠基人。
阿里·奥斯托更是经营管理的高手，他的实干才能一点儿也不亚于创作才能。父亲去世后，他不得不经营家业，照顾弟弟妹妹，没想到他把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他过人的才华很快传了开去，并得到别人赏识，被派去罗马和其他地方担任要职。后来，他又做了一个动乱区域的总管，以其清正廉洁的品格和刚正不阿的管理方式使当地风气焕然一新。人们一提到他就联想到公正、清廉、才华横溢、能力超群等词语，就连那些地痞流氓也投来敬佩的目光。一次，绑架他的歹徒听说他就是阿里·奥斯托，便立即护送他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其他国家也是一样。瑞士的法学家维泰尔是一名出色的外交家及商人，著有《万国法》一书；《巨人传》的作者拉伯雷曾经是一位医生和律师，后来才成了法国著名作家和人文主义者；席勒曾是外科医生；塞万提斯、西班牙剧作家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葡萄牙诗人卡蒙斯、笛卡儿等都当过兵。
在我们英国，许多名作家都经商，人们只知道他们的作品，却不了解他们的生存方式。利洛在布尔特利从事珠宝加工制作之余，创作了很多有价值有影响力的戏剧作品；沃尔顿·伊沙克只在有空时读点书，积累点知识素材；作家笛福身兼马匹代理商、砖瓦制造商、商店管理员和政治家于一身。
塞缪尔·理查森是英国有名的小说家，他把生意和创作结合得特别完美。他把自己写的东西摆在经营生意的柜台上出售，他的书信体小说《帕美勒》被视为英国第一部小说，并对18世纪的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伯明翰的威廉哈顿也相当不错，凭他的《伯明翰史》就可以知道，他是一名古文物收藏家；集作家、哲学家和政治家于一身的富兰克林，是一位著名的印刷工和书籍销售商。
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谢菲尔德的艾略特将他的条型铁生意办得红红火火，同时，又在业余时间创作了大量诗歌，在当今诗坛上声名鹊起。他很精明，用辛勤劳动赚来的钱买了一套乡下别墅，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年。
《激情史》的作者伊沙克·泰勒曾在曼彻斯特棉布印花厂从事雕刻印模工作。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任东印度公司首席检察官期间，写了很多著作；英国女作家麦考利担任战地记者时创作了《我的荒芜世界》。荷尔普斯先生是众所周知的大人物，他那些充满智慧的作品都是在生意间隙中写出来的。很多当代作家都身兼要职，像亨利·泰勒、约翰·凯伊、安东尼·特洛普、汤姆·泰勒、马修·阿诺德和塞缪尔·沃伦等都是。
人们知道巴里·康沃尔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其实，他就是律师伯洛克特。当时用笔名的现象很多，像巴利斯博士发表作品时也常用笔名，因为如果他们被人知道从事文学创作，就有丢失职业的危险。这种轻视文人的社会风气，使得作家不得不身兼多职，比如夏龙杜纳，不仅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同时是有名的律师；《被拒绝的演说》的作者贺拉斯和詹姆斯、史密斯兄弟俩，将职位显赫而又待遇优厚的海事法庭律师这个工作干得异常出色，博得人们的喝彩。
布罗德·里普先生任伦敦警务署律师期间，对自然历史产生了浓厚兴趣，并把大量精力倾注在对自然历史的研究上，利用业余时间创作了《动物的娱乐》和《从一个博物学家的笔记本看世界》等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著作，此外，他还给好几家刊物供稿。他花了巨大的心血去研究动物，还成立了一个有很大社会影响力的动物协会，可是，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他的本职工作，也没有招来人们的非议。同时，摄影和研究也在他的爱好之列，而且也成了一流的专家。
查查银行家的名单，我们可以找到很多文学家和史学家，例如《回忆的乐趣》的作者罗杰斯；《洛伦佐德·美第奇》的作者罗斯科；《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的作者李·嘉图；《希腊史》的作者格罗特；《史前时期》和《文明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的作者卢伯克，他同时也是博物学家和古文物收藏家；还有谢菲尔德的塞缪尔·伯利，著有大量关于宗教、道德、政治、经济和哲学方面的书。
反过来，严格的科学训练和较好的文化熏陶也能造就一流的实业家。要成就辉煌的事业，必须勤奋钻研、纪律严谨、智慧过人、思维敏捷、胆识超群，而这些都要经过严格的训练。蒙田在谈到真正的哲人时指出：“如果他们的学识很伟大，那么他们的行动一定更伟大……无论什么事情，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到他们高尚的品质，充实的心灵，伟大的灵魂。他们的灵魂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时得到升华。”同时，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一味地死读书，不代表就有生活的能力，因为我们时刻处于空想之中，很多都与实际社会不一致。善于思维是一回事；善于生活是另一回事。知识不等于能力，只有把知识融入生活，才能成为一种能力。那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所谓知识分子，做起文章来得心应手，一旦投入实践就不知所措。所以，真正的思想家必定也是实践家，他们一面思考问题，一面付诸实践，做到了生活与学问相统一。英国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天文家牛顿就是一位十分杰出的铸币局局长；英国天文学家赫歇耳也是如此。洪堡兄弟在文学、哲学、语言学、文献学、采矿业、外交、治国等方面的成就也没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