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科洛托夫卡村，原来属于一个因为性情剽悍而被村里的人取绰号叫做泼婆（她的真名字已经不为人知了）的女地主，但是现在归来自德国的彼得堡人所有了。这小村子位于一个光秃秃的山坡上，一个险恶的溪谷从上到下把这山坡切成两断，这溪谷深渊般的张开了大口，处处带着崩裂和冲毁的痕迹，蜿蜒在街道中央，比河流——河流上至少还可以架桥——更严格地说把这可怜的小村子一分为二。几棵孤独的爆竹柳胆怯地挂在它两岸的沙坡上。在干燥的像铜一般发黄的谷底上，横着黏土质的巨大的铺石。这不是令人赏心悦目的光景，已经不必多说了。然而附近所有的居民却都很熟悉到科洛托夫卡来的道路，他们非常喜欢到这里来。
在这溪谷的顶端，距离溪谷开始处的狭缝若干步的地方，座落着一间四方形的小木屋，孤零零地，和其他的屋子相距甚远。这小木屋顶上盖着麦秆，有一个烟囱，一扇窗子就像一只锐利的眼睛，望着溪谷。冬天的夜晚，窗子里面点了灯，远处都可以透过朦胧的寒气望见它，它向许多过路的农人眨眼，犹如一颗指路星。小屋的门框上面钉着一块浅蓝色的板，这是一家名叫安乐居的酒店。酒店里的酒不见得比规定价格卖得廉价，但是生意却比邻近其它同类的店兴隆得多。其原因在于酒保尼古拉·伊凡内奇。
尼古拉·伊凡内奇过去是一个体态匀称、头发卷曲、面颊红润的小伙子，如今却已经是一个身材异常肥胖的、头发白了的男子，面孔浮肿，目光狡狯而温和，前额宽大，上面浮现出像线条一般的皱纹——他住在科洛托夫卡村已经20年有余了。尼古拉·伊凡内奇像大多数酒保一样，是一个机智并且伶俐的人。他对人并不特别亲昵，话也不多说，但是具有吸引和留住顾客的本领，大家坐在他的柜台前面，在这位冷静的主人的虽然锐利却很安闲和蔼的目光之下感到很愉快。他富有独特的见解；他精通地主、农民和市商的生活；在困难的环境下，他还会给人相当明智的忠告，同时他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而且是一个利己主义者，因此总是愿意站在局外，最多也只是用迂回的、仿佛毫无所图的暗示来引导他的客人——还得是他所喜欢的客人——走向正确的道路。他对于俄罗斯人所喜爱且注重的每一件事情都很在行：对于马和别的家畜、对于森林、对于砖头、对于器皿、对于布匹毛呢和皮革制品、对于歌曲和舞蹈。在没人光顾的时候，他总是盘着两条瘦弱的腿，像麻袋一般坐在自己酒屋门前的地上，用亲切的话和所有过路人打招呼。他一生见多识广，几十个到他这里来买烧酒的小贵族，在他眼前已变成了过去；他知道附近一百俄里内所发生的所有事情，但是从来不透露半点他的所见所闻，甚至他丝毫不流露出他所知道而就连眼光最锐利的警察局长都没有猜疑到的事。他总是默不作声，微笑着看着酒杯。邻近的人都尊敬他，就连县里身份最高的领主、文官谢列彼金科，每次路过他屋子门口的时候总是谦恭地向他招呼。尼古拉·伊凡内奇是一个有势力的人：曾经一个有名的盗马贼从他朋友家里偷了一匹马，结果他让那贼将马送了回来；邻村的农人们不服从新来的执事，他曾经说服了他们；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许多。然而不应当认为他做这些事是出于热衷正义，还出于替他所亲近的人热心服务——他只是为了预防可能破坏他宁静生活的每一件事情。尼古拉·伊凡内奇已经结婚，并且有了自己的孩子。他的妻子是一个机敏的、眼疾手快的市商女子，最近也像她丈夫一样身体有些肥胖了。他把所有的东西都交给她，银钱箱的钥匙也托她保管。发酒疯的人都怕她。她不喜欢这种人，因为从他们那所得的好处很少，吵闹得却很厉害。愁眉苦脸且默不作声的人，她比较喜欢。尼古拉·伊凡内奇的孩子们还小。最初生了几个都死了，但是留下的几个都很像父母亲了。看看这些健康孩子们的聪明的小脸蛋，很是开心。
7月里的异常炙热的一天，我慢慢地散着步，带着我的狗，沿着科洛托夫卡的溪谷，向安乐居酒店走上去。太阳猛烈地烤着天空；蒸闷和焦热持续不退；空气中弥漫着窒息的灰尘。羽毛发光的白嘴鸦和乌鸦，张开了嘴，可怜巴巴地望着行人，好像要求他们的同情；只有麻雀一点都不担心，竖起了羽毛，比以前更加起劲地叽叽喳喳叫着，在围墙上吵个不停，偶尔一齐从尘埃道上飞起，犹如乌云一般翱翔在绿色的大麻田的上空。我口渴得很厉害。周围没有水，在科洛托夫卡，像在其他许多草原村庄一样，农人们由于没有泉水和井水，都喝池塘里的浑水……但是谁能把这种如此浑浊的水称为水呢？我想去尼古拉·伊凡内奇那里要一杯啤酒或者克瓦斯。
说实话，科洛托夫卡一年四季没有令人愉快的光景。但是在这里，特别让人感到哀伤的是7月里的炎热的强光炽烈地烤着的这些景色：褐色的破旧的屋顶；深邃的溪谷；晒焦而弥漫着灰尘的牧场子上，瘦瘦的长脚鸡绝望地来回走着；灰色的白杨木屋架子，窗子的位置只剩下几个窟窿，这是从前的地主邸宅的遗迹，现在在附近长着荨麻、杂草和苦艾；水面漂着鹅毛的、黑糊糊的、炙热的池塘，四周围着半干的污泥和倒向一边的堤坝；堤坝周围踏成灰末的泥地上，有一些绵羊，它们热得喘不过气来，而且打着喷嚏，它们悲哀地互相偎依，带着仅剩的忍耐心尽量低下头，好像在等候这讨厌的炎热究竟什么时候离去。我拖着疲惫的身体，终于走近了尼古拉·伊凡内奇的酒店，像平时一样引起了孩子们的惊奇，使他们紧张地、无意义地向我看来，而且也引起狗的愤慨，使它们吠叫的声音那么嘶哑而凶猛，好像它们的内脏都破裂了似的，后来它们自己也咳呛地无法呼吸了。正在这时候，酒店的门口忽然出现了一个身材高挑的男人，这人没有戴帽子，穿着一件厚呢大衣，在腰下面系着一条浅蓝色的腰带。从外表看来他是一个家仆，浓密的灰色头发蓬乱地矗立在他的干枯而长满了皱纹的脸的上部。他正在那里叫着一个人，急匆匆地挥着两只手，他的手显然挥动的比他自己所希望的厉害得多。由此可知他已经喝醉了。
“来，来呀！”他用力挺起一双浓眉毛，含糊不清地说起话来，“来，眨眼，来！老兄，瞧你这样慢吞吞的，真是。这不像话，老兄。大家在等你，可是你这样磨磨蹭蹭的……快点呀！”
“噢，来了，来了。”传来一个战栗的声音，屋子右边走出一个胖墩墩的瘸腿的人来。他穿着一件十分整洁的呢外衣，套进一只衣袖；高高的尖顶帽一直压在眉毛上，使他那圆胖的脸显出狡狯而滑稽的表情。他那双黄色的小眼睛不停地转来转去，薄薄的嘴唇上永远浮着不自然的微笑，又尖又长的鼻子无耻地向前面突出，像一把舵。“来了，亲爱的，”他接着说，一瘸一拐地向酒店方向走去，“你叫我做什么？……谁在等我？”
“我叫你做什么？”穿厚呢大衣的人略微不满地，“眨眼，你这人真怪，老兄，叫你到酒店里来，你还问‘做什么？’许多好朋友都在等你：土耳其人雅科夫呀。野老爷呀，还有日兹德拉来的包工师呀。雅科夫和包工师打赌赌一大瓶啤酒——谁能赢，就是说，谁唱得好……你懂吗？”
“雅科夫要唱歌了？”绰号叫做眨眼的人高兴地说，“你不是在说谎吧，糊涂虫？”
“我才不说谎，”糊涂虫严肃认真地回答，“你自己在胡说，既然打了赌，当然要唱，你这活死人，你这滑头，眨眼！”
“那么，我们去吧，呆子。”眨眼回答。“好，但是你至少要吻我一下，我的宝贝。”糊涂虫张大了两臂，嘟囔地说。“瞧你这个幼稚的伊索。”眨眼以轻视的神情回答，用肘推开了他，两个人就弯下身子，走进那扇低低的门里去。
我所听到的这一番对话，深深地勾起了我的好奇心。我已经很多次地听说过，土耳其人雅科夫是附近一带最好的歌手，今天偶然遇到了他同另一个名手竞赛的机会。我就紧走了几步，走进酒店里去。
我的读者中，有机会看到乡村酒店的人大概寥寥无几，然而做为猎人的我们有什么地方没有到过呢。这种酒店的构造简单至极。它们大都由一间黑漆漆的前室和一间有烟囱的内屋组成，这内屋用板壁分为两间，板壁里面什么顾客都不可以走进去的。板壁上，在一张宽阔的橡木桌子上方，开着一个长方形的壁洞。酒就在这桌子（也就是柜台）上出售。正对着这壁洞的架子上，井然地摆着各种大小的封好的瓶头酒。内屋的前半部分是为顾客提供的，里面放着些长凳子和两三只空酒桶，屋子的角落里放着一张桌子。乡村酒店大都是很阴暗的，而且你几乎从来不会在它的由圆木积叠成的墙壁上看到农舍中大都不可缺少的那种色彩艳丽的通俗版画。
当我走进安乐居的时候，里面已经聚集着很多顾客了。
在柜台后面，尼古拉·伊凡内奇依旧站在那里，他的身体差不多填满了整个壁洞。他穿着一件印花布衬衫，丰满的面颊上带着懒洋洋的微笑，他用他那又白又胖的手替刚才进来的朋友和糊涂虫倒两杯酒。在他身后的屋角里，靠近窗子的地方，可以看见他那位目光敏锐的妻子。房间中央站着土耳其人雅科夫，他是一个身材瘦削且匀称的人，23岁左右，穿着一件蓝色的长裾土布外衣。他看起来像是一个活跃的工厂职工，身体不太健康。他的面颊凹陷，一双灰色的大眼睛显出不安定的样子，鼻子挺直，鼻孔细小而常常扇动，前额白皙而平滑，淡金色的鬈发梳向后面，嘴唇厚厚的却很漂亮，表情丰富——他的整个脸显不出他是一个敏感而热情的人。他非常兴奋：眨着眼睛，急促地呼吸着，他的手不停地发抖——他正是患着热病，这是一种在群众面前讲话或唱歌时的那种惶惑不安的、突如其来的热病。一个男子站在他旁边，这人年约40岁，肩膀宽阔，颧骨凸出，前额很低，眼睛细小，像鞑靼人的眼睛，鼻子短而扁平，方方的下巴，乌黑而光亮的头发像鬃毛一样坚强。他那黝黑而带铅色的脸的外表，尤其是他那苍白的嘴唇，要不是有点沉着安定的话，几乎可说是凶暴的。他几乎一动也不动，只是有时像轭下的公牛一般慢慢地向周围打探。他穿着一件有光滑的铜纽扣的破旧的长礼服；一条黑绸旧围巾围着他那粗大的脖子，因此大家都叫他野老爷。他的正对面圣像下面的长凳上，坐着雅科夫的竞赛对手——日兹德拉来的包工师。这是一个30岁左右的、身材不高而体格健壮的男子，脸上有麻点，头发卷曲，长着一个扁平的狮子鼻，褐色的眼睛很明亮有神，胡须稀薄。他把两只手衬在身子底下，机灵地环顾四周，穿着镶边的漂亮的长筒靴的两条腿，悠悠然地晃动着，敲打着。他穿着一件崭新的、薄薄的、有棉绒领的灰呢上衣，这棉绒领很明显地衬托出那件紧紧扣住他喉头的红衬衫的边。在这对面，门的右边，桌子旁边坐着一个农人，穿着一件灰色的旧长袍，肩膀上破了一个大洞。太阳的稀薄的黄色光带，透过两扇小窗子的积着灰尘的玻璃照射进来，但是好像不能一扫房间里的惯有的黑暗，所有物件上都映着极少的一块块的光。但是这里面很凉快，我一跨进门槛，窒息和炎热的感觉就荡然无存了。
我的到来——我能看出这一点——起初略微惊扰了尼古拉·伊凡内奇的客人们，但是客人们看见他像对待熟人一般地招呼我，就都安心下来，不再注意我了。我要了啤酒，坐在屋角里那个穿破长袍的农人的旁边了。“喂，怎么样！”糊涂虫一口气喝干了酒，突然高声叫道，同时用手的挥动来伴着他的喊声，显然，没有这种挥动他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的。“还等什么呢？要开始就开始，嗳？雅科夫？……”“可以开始了，可以开始了。”尼古拉·伊凡内奇赞成地说道。
“我们就开始吧，”包工师带着自信的微笑说，“我准备好了。”
“我也准备好了。”雅科夫兴奋地说。“好，开始吧！弟兄们，开始吧！”眨眼尖叫道。然而，尽管大家一致表示同意，却没有一个人先开口，包工师甚至没有从长凳上站起来——大家都好像在等待什么似的。
“开始吧！”野老爷深沉地说。雅科夫身体一抖。包工师站起身来，把腰带往下拉了拉，咳了几声。
“可是谁先唱呢？”他用略微改变的声音问野老爷，可野老爷还是一动不动地站在房间中央，大大地摆开两条肥胖的腿，两只粗壮的手插在宽裤的袋里，几乎没到了肘部。
“你先，你先，包工师，”糊涂虫喃喃地说。野老爷蹙着眉头瞅了他一眼。糊涂虫微微地尖叫一声，困窘起来，看了看天花板，耸耸肩膀，默不作声了。“抓阄吧，”野老爷淡淡地说，“把酒放在柜台上。”尼古拉·伊凡内奇弯下身子，呼哧呼哧地从地板上拿起酒来，把它放在桌子上了。野老爷看了看雅科夫，说：“来！”雅科夫把手伸进口袋里掏了一会儿，拿出一个半戈比铜币来，用牙齿在上面咬一个印子。包工师从上衣的裾下掏出一只新的、皮制的钱包来，不慌不忙地解开带子，倒了许多零钱在手里，从中选了一个新的半戈比铜币。糊涂虫拿出他那因破碎而脱落了帽檐的旧帽子来，雅科夫把他的铜币丢进帽子里，包工师也把自己的铜币丢了进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