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我参观的还只是科学院的一部分而已，还有一部分则是特别提供给那些鼓吹沉思默想学习的学者们使用的。让我先来介绍一位著名人物，接下来再谈谈此一类型的学者。这位著名人物被他们称之为“万能学者”，他告诉我们，三十年来他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改善人们的生活。他有两间大屋子，里面装满了稀奇古怪的玩意，有五十个人正在那儿忙碌着。有的在把空气凝结成固体——先提取空气中的硝酸钠，再过滤掉其中的水分子或者液体分子；有的在忙着将大理石软化，计划用来做成枕头和针毡；还有的在把一匹活马的马蹄做硬化处理，好让马不至于失蹄而摔倒。学者本人则在忙于两个伟大的构想。第一个是用米糠来播种，他声称只有米糠才具备真正的繁殖作用，他还做了几个实验来证明他的说法，不过我可没有这方面的知识，无论如何也弄不懂。另一个构想是把一种混合了树脂、矿石和蔬菜的物质涂在两头小羊的身上，让它们长不了毛；这样，他希望经过适当的一些时间就能够在全国范围推广一种不长毛的羊。
我们穿过一条过道，来到科学院的另一部分，也就是我在前面提到过的地方，喜欢沉思默想的设计家们就住在这里。
我看到的第一位教授，当时正在一个大房间里，身旁围着四十个学生。同我们打过招呼后，他注意到我十分好奇地望着那个占了整个房间大部分面积的架子，便解释说，对于他正在研究如何运用实用而又机械的操作方法来改善人的思维知识，我可能会觉得十分奇怪，不过，很快世人就会意识到它的价值。而且他自认为，这么绝妙的主意不是随便哪个人都能想得到的。众所周知，用平常的方法，如果想在学术和科学研究方面有所成就，该要付出多少辛勤的劳动，但是，假如借助于他发明的机械装置，就算是最无知的人，只要付出适当的费用，花上一点点体力，就可以不必有任何天才或任何学问而写出关于哲学、诗歌、政治、法律、数学和宗教的书来。随后他领我走到架子跟前，架子的四周已一排排地围满了他的学生。这架子二十英尺见方，就放在屋子中间。它的表面由许多木块构成，每一块都有骰子那么大，而且这些木块大小不一，都用些细绳子连接在一起。木块的每一面上都贴着一张纸，纸上按顺序写满了他们语言中所有的单词。教授要我留神细看，因为他马上要开动机器了。他一声令下，每位学生便各自抓住一个铁把手，原来架子的四周装了四十个把手；学生们突然将把手一转，单词的排列就完全改变了。接着他又吩咐三十六个学生轻声念出架子上出现的一行行文字；此外，如果发现有那么三四个词连在一起，能凑成一句话，他们就念给剩下的四名学生听，由他们把句子写下来。这种工作又反复了三四次。因为机器构造上的缘故，每转动一次，方木块就会翻一个个儿，于是上面的文字便换到别的地方去了。
这些年轻的学生一天花六个小时忙于这项工作。教授拿了几卷装钉成大对开本的书给我看，里边已经收集了不少支离破碎的句子，他计划把它们全部拼凑到一块，再利用这些丰富的素材，贡献给世人一部涵盖所有学术及科学知识的全书。不过，倘若公众能筹集一笔资金，在拉格多制造五百个这样的架子来从事这种工作，而且，管理这些架子的人都能贡献出他们搜集到的材料的话，这项工作还能够得以改进，可以更快地做完。
他还告诉我，他从年轻时候起就专注地投入到了这个发明上；他已经把所有的词汇都写在架子上，并且非常仔细地计算过书中出现的小品词、名词、动词和其他词类的一般比例。
这位名人给我介绍了那么多东西，对此我非常恭谨地向他表示了感谢，并承诺，倘若我有幸能重返祖国，我一定会为他主持公道，认定他是这架神奇机器的唯一的发明者；我还请求他让我把机器的形状和构造，照这儿所附的图形描画到纸上。我告诉他，我们欧洲的学者有互相抄袭发明成果的风格，如果他们获悉有这么一架机器，无论如何他们都会去捞点便宜，到时候谁是它真正的发明者可就有争议了；不过，我一定会万分谨慎让他独享盛名，无人能暗中揩油的。
接着我们来到了语言学校，三位教授正坐在那里讨论怎样改进本国的语言。
他们的第一个计划是简化言辞，将多音节词缩为单音节词，省去动词和分词，因为所有能够想象到的事物实际上都只不过是名词。
第二个计划，不管什么词汇，全部予以废除。他们强调，这种做法，不管是从健康的角度还是从简练的角度来看，都是十分有益的，因为大家都明白，我们每说出一个词，多多少少都会对肺部有所损伤，从而减少我们的寿命。于是，他们就想出了这么一个弥补的办法：既然名词只是事物的名称，那么人们在谈论某一件事情的时候，把那些讲述观点所需的东西随身带着，岂非更加方便直接？本来这一发明早就实现了，老百姓不但不需费什么力，还对他们的健康也大有好处。然而妇女们与一些村夫山民联合起来，要求应该有像他们的祖先一样用嘴说话的自由，否则就要造反。这样的平民百姓往往是与科学对立的敌人。不过，许多学识渊博的人仍然坚持这种以物示意的新方法。这种方法只有一点不便，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要办的事情很大、很杂，那他就不得不相应地将一大捆东西背在背上，也许还要请得起一两位身强力壮的仆人随侍左右。我就常常看到他们当中有两位学高名重的学者，差不多要被背上沉重的包袱压弯了腰，就像我们这里的小贩一样。他们在街上相遇时，就把背上的东西放下来，打开背包，在一起谈上一个钟头；谈完后再收起各自的谈话工具，彼此帮忙把东西重新背上，才分手道别。
不过，若是谈话时间不长，只要把工具往口袋里一放或者挟在腋下就够用了，而且如果在自己的家里谈话，那他完全就不会有什么麻烦的。所以，只要有人们聚会，并有人用这种方法进行交谈的房间里，都摆满了各种各样的，供这种装腔作势的谈话所需要的东西，它们总是摆在触手可及的地方。
这种发明还有一大好处，它能够作为所有文明国家通用的语言，因为每个国家的货物、器具大体相同或者相似，所以它们的用途很容易让人明白。如此一来，驻外大使即使是对他国语言一窍不通，也还是可以与外国的亲王或大臣们打交道的。
我还参观了数学学校，那儿的老师用一种我们欧洲人难以想象的方法来教课。命题和证明都是用带有治疗头痛药剂的墨水，明明白白地写在一块薄薄的饼干上。这饼干学生得空腹吃下去，随后的三天，除面包和水之外什么都不能吃。而随着饼干在体内被消化吸收，那药剂就会带着命题钻进脑子。只是到目前为止还没见到显著效果，一方面是因为药剂的剂量或者药剂的构成成分有误，另一方面也因为小孩子专门捣乱的缘故，这块饼干他们吃下去觉得非常恶心，所以往往是偷偷地躲到一边，不等药物起作用就把它们吐了出来；况且他们也不太听话，不愿按处方上的要求那么久不吃东西。
六
科学院概况（续）。作者提出几点改进的意见，都被荣幸地采纳了。
在政治设计家学院我受到了冷遇，在我看来，教授们已彻底丧失了理智，这情景常让我非常难过。这些身怀怨艾的人正在那儿做着种种的计划：要劝说君王按照个人的智慧、才能和德行来选择宠臣；教大臣们明白要关心公众的利益；奖励功勋卓著、才华横溢、贡献巨大的人；指导君王把自己真正的利益同人民的利益放在同一基础上加以认识；选拔有能力胜任工作的人担任官职；他们还有许多其他一些荒唐可笑且又不现实的怪想法，都是以前人们从未想到过的。这倒让我想到了一句老话：凡是夸张悖谬之事，总会被一些哲学家认为是真理。
不过，我得为科学院的这一部分人说句公道话：必须承认，这些人并不是全都是空想家。这儿就有一位头脑非常聪明的医生，他好像对政府的性质和体制相当洞悉。这位著名人物能非常有效地利用自己学到的知识，给各公共行政机关所有的一切弊病和腐化堕落行为查找出有效的治疗方法，这些弊病一方面是因为执政者的不良习气或过失的缘故；另一方面也因为被统治者狂妄自大。例如，所有的作家和理论家都一致认为，人体和政体严格地说来是具有可比性的。那么，人体和政府就都应该保持健康，患了什么毛病也可以用同一张处方治疗，这难道不是再明白不过的事吗？人人都认为，参议员和大枢密院的官员们常常犯说话啰嗦、感情冲动以及其他一些容易致病的毛病；他们的头也有不少的毛病，而心病更多；他们会有剧烈的痉挛，两手的神经和肌肉会痛苦地收缩，特别是右手；会动肝火、胃胀、头晕、神经错乱；会生恶臭化脓的淋巴结结核瘤；会唾沫四溅地打嗝；会有像狗一样的好胃口却又消化不良；另外还有许多其他的毛病，就不一一列举了。所以这位医生提出想法说，以后每次参议院开会时，前三天得有几位大夫陪同列席，每天会议结束后，由他们为每位参议员号号脉诊断；之后，经过谨慎细致的考虑，研究探讨各种病症的性质并给出治疗方法，然后在第四天带着药剂师，预备好相应的药品赶回参议院，在参议员就座之前，让他们根据病情的需要分别服用缓和剂、轻泻剂、去污剂、腐蚀剂、止泻剂、治标剂、通便剂、头痛剂、黄疸剂、去痰剂、清耳剂；然后再根据这些药起到的疗效，决定下次开会时是继续服用、换服还是停服。
这一计划对公众的负担不会很大，这位医生声明道。所以，依我个人之浅见，在参议员参与立法的国家里，它对提高办事效率将大有作为，能够让人们意见统一，可以缩短辩论的时间，让少数闭口不言的人发发言，叫许多口若悬河的人闭上嘴；可以制止年轻人的性急草率，改正老年人倔强自负的毛病；可以让愚笨者头脑清醒，鲁莽者言行谨慎。
另外，由于大家都抱怨君王的重臣记性很差，这位医生就建议，不管谁拜见首相大臣，在简明扼要地汇报完公事以后，临走前应该拧一下这位大臣的鼻子，或是踢一下他的肚子，踩一下他脚上的鸡眼，或是捏住他的耳朵扯三下，或是往他的屁股上扎上一针，再不然就把他的手臂拧得青一块紫一块的，这都是为了防止他又把事情给忘了。以后每个上朝的日子都如此做，直到这位大臣把公事办好，或者坚决拒绝办理时为止。
他还指出，每位出席大国民议会的议员在发表完意见，并为自己的言辞辩护之后表决时，必须投与自己意见完全相反的票，如果如此做的话，结果必然会对公众有利。
对于一个国家里派别斗争激烈的情况，他提出一条和解的妙计。办法如下：从每个党派中各挑出一百名头面人物，把头颅差不多大小的人每党一个配对成双；再请两位技术高超的外科手术师同时将每一组头面人物的枕骨部分锯下来，锯的时候要注意让脑子均匀地一分为二。然后把锯下的两个枕骨相互交换一下，分别安装到反对党人的头上。这个活看来确实有一定的技术难度，不过教授向我们保证，只要手术做得巧妙精湛，其疗效肯定是超出预料之外。他这么论证说，两个都被锯成一半的脑袋，被放在同一个脑壳里去相互辩论事情，很快就会达成共识，也就会彼此心平气和、清楚理智地来思考问题。真的希望，那些自以为来到这世上只是为了看看这世界，同时又想干涉世界运转的人，都能想到要这样心平气和、有条有理地考虑问题啊！说到两派领袖人物的脑袋在质量和大小上的差异，医生很肯定地对我们说，据他所知，那点儿差异实在是不值一提。
我听到两位教授之间的一场激烈辩论，辩论的话题是，既能筹集到款项又不让老百姓受苦的、最有效的办法应该是怎样的？一位教授认为，最公正的办法是对种种邪恶及愚昧的行为征收一定的税款；至于每人缴纳税款的额度，则须由其邻居组成的陪审团讨论后按公正的原则来裁定。另一位教授却对此持完全相反的看法。他说，如果有人吹嘘自己不管是在体力还是智力方面都非常优秀，对这种人就应该收税；而征税的多少则视其才能优异的程度来定，不过，这得完全由他自己来决定。最受异性追捧的男子应缴纳最高的税额，税款多少，那就要看他们受到多少次宠爱，这些宠爱的性质如何；在这一点上，也许他们为自己作证。他还说对聪明、英勇和礼貌也应该征收重税，收税方法相同——有多少聪明才智，多少勇气，多少礼貌，由每个人自己说。不过，荣誉、正义、智慧和学问则无需纳税，这是因为以上的素质极为稀有，没有人会承认他的邻居有这些素质，或者说他自己对此也并不重视。
他主张妇女应按其美貌的程度和穿衣打扮的水平来纳税，当然，在这一点上她们也和男子享有同等的待遇，即纳税的数目由她们自己来判定。不过对忠诚、贞洁、理智以及敦厚的本性等不征税，因为税费太高，她们完全就缴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