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人们都放假了。身体条件不好的人去了海边。一到夏天，大家全都希望外出度假，因此保尔就让同志们去疗养，为他们办疗养证，申请补助。同志们离开时痛苦不堪，可是心情都是特别好。这回保尔又要做别人留下来的工作，他就肩负重担，像一匹驯良的马拖着大车爬坡一样。一批人晒得很黑、精神很好地回来了，另一批人又去了。整个夏天，不停地有人出去度假，但工作还得有人干，柯察金就天天不停地工作着。
每年夏天都是这样。保尔不愿意过秋天和冬天，由于在这两个季节中他身体的病痛常会发作。这一年，他狂热地盼望夏天到来。精力一年不如一年了，他明白自己的状况，心里很难过。只有两条路：要不就承认自己已经没有能力从事沉重的工作，承认自己是个残疾人，要不就坚守岗位，直到丧失工作能力。他挑选了后者。
有一次在专区党委常委会上，专区卫生处处长巴尔捷利克，一个从事过地下工作的老医生，来到保尔面前，对他说：“保尔，你的体质不太好。上医务委员会看过没有？有什么不舒服吗？我的朋友，你应该再仔细检查一下。星期四，下午，你到我那里去一下吧！”
由于事情太多，保尔没有去成。然而巴尔捷利克并没有忘记他，有一次，亲自把他带去了。医生给保尔详细做了检查，巴尔捷利克也以神经病理学家的身份亲自主持，他们的处理意见如下：
“医务委员会认为，保尔·柯察金一定要马上休养，去克里米亚长期疗养并得到很好治疗，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在处理意见的前面还写了一长串用拉丁文写的病名。保尔从中只了解到：他的主要病魔并不是双腿，而是中枢神经有问题。
巴尔捷利克把医疗委员会的意见上交给专区党委常委会审议，大家一致赞成立即解除柯察金的工作，可是保尔本人建议，等团委组织部长休假回来后，他再走，他怕没有人来工作，尽管巴尔捷利克反对，但别的人都赞同。
距离保尔一生中的第一次休假就差三个星期了，一张去叶夫帕托里亚的疗养证已在抽屉里存了好久了。
这些天来，保尔还努力的工作。他组织召开了专区团委全体会议，尽力安排好所有的事，以便可以安心休假。
可是就在他将要出发，去看他梦想中的大海的前夕，出了一件他没有想到的事。下班后，保尔来到党委宣传办参加宣传部的一个会议。他进屋时，没有一个人。过一会儿，有几个人进来了。保尔坐在书架后，看不见他们，可是从说话的声音，他知道其中有专区国民经济处处长法伊洛。法伊洛高高的个子，是个一副有军人派头的美男子。保尔听说很多次，他作风不正派。
法伊洛当过游击员。一有好机会，他就添油加醋地吹嘘，说他每天砍下10个马赫诺匪徒的脑袋。保尔很讨厌他。有一次，一个女团员去向保尔哭诉，说法伊洛对她许诺娶她，可是他们同居了一星期后，法伊洛就不认账了。在专区党委监察委员会里，法伊洛狡猾地逃脱了应有的惩罚，由于女孩子没有证据。不过，保尔相信她说的是实情。保尔仔细听他们谈话。进来的几个人没有看见保尔。
“喂，法伊洛，事情办的怎么样了？有没有进展？”问话的是法伊洛的朋友，与他品质差不多的格里博夫。不知怎么的格里博夫竟被认为是一个宣传家，尽管他十分浅薄、目光短浅，甚至可说是个大笨蛋。可他还是端着一副宣传家的架势到处吹嘘。
“你可以恭喜我了，昨天我勾搭上了科罗塔耶娃。你不是说我不可能成功吗？不，兄弟，只要是我看中那个女人，我就肯定能……”然后他说了一句下流话。
保尔感到浑身发抖，他愤怒到了极点。科罗塔耶娃是专区妇女部主任，她和保尔同时调来这里，在工作中他们成了好朋友。她是个深受大家喜爱的党务工作人员，特别有同情心，关心每一个妇女以及每个找她帮助的人，并得到工作人员的一致尊敬。她还未婚。法伊洛说的肯定就是她。
“法伊洛，你没有说谎的吧？她做不出这种事来。”
“我说谎？！那你把我比做什么人呢？比她更难缠的女人我不也搞到手了？只要有能力去弄。对不同的女人要实施不同的方法。有的女人第二天就顺服了，说句实在话，这种人是笨蛋。有的不得不追上一个月。主要是一定要学会攻心战术，根据每个人不同的心理状态采取不同手段。兄弟，这是一门很深的学问，关于这个，我可以称的上是专家了。哈——哈——哈！……”
法伊洛非常得意，笑得前仰后合。那些听众挑拔他继续讲下去，都想知道那些细节。
保尔站了起来，把拳头握紧，感到他的心呼呼乱跳。“像科罗塔耶娃这种女人，你想让老天来帮你就弄到手。然而我又不愿意放过她。况且我跟格里博夫还赌了一一打波尔图葡萄酒呢。然后我就开始利用计谋，常去看她，一次，两次。但她只是斜着眼睛看我。当时关于我的闲话不少，可能也让她听到了……一句话，这次进攻失败了。然后我就采取迂回战术，是由于做错事。”
“哈哈！……你懂吗？我对她说，我上过战场，杀过很多人。我说，我吃了很多苦，然而至今没有找到个贴心的女人，像一条狗似的过着孤单的生活，没人关心……我就如此胡编乱造，如此这般地总是诉苦。总之，去找她的弱点。我在她身上下了不少功夫。一度，还真想放弃这场滑稽戏算了。然而这件事关系到我的原则问题呀！我不能罢手，要坚持我的原则……最终把她搞到手了。结果我碰上的是处女呢。哈哈！……嗨，太有劲了！”
法伊洛还在不停地说他那无耻下流的故事。保尔不知道他是怎样冲到法伊洛身边的。他愤怒地喊道：“你是个畜生！”
“你偷听别人的交谈，到底谁是还不一定呢？”保尔肯定还说了些什么，因此法伊洛一把揪住他的胸襟，说，“你竟敢侮辱我！？”
说着，他打了保尔一拳。那时，他喝多了。保尔抓起一只橡木小方凳，一下就把法伊洛击倒在地。幸亏他口袋里没有枪，这样法伊洛才没被打死。然后就发生了保尔要走却上了法庭的荒唐事。党组织的全体成员都集结在市剧院里。所有人都被震动了，所以这次审判发展成为一场关于道德问题的激烈辩论。党员日常生活准则、人际关系以及党的伦理道德等问题成了辩论的重点，审理的案件反过来退居次要地位。案件不过是个引子而已。法伊洛在法庭上的行为是挑衅性的，他故意摆出一副笑脸，人民法庭当然会审理清楚他的案子，保尔的行为应判处强制劳动，他一直不回答问题。
“怎么你们想利用这件事和我为敌？对不起，办不到。你们可以把任何罪名硬加在我的身上，但妇女们这么恨我，那是由于我从不理睬她们。不值得一提。要是这件事发生在1918年，我早就以自己的方式同柯察金算帐了。现在，我不必在这也能解决问题。”说完他就扬长而去。
法庭主席要让保尔讲事情经过。保尔心平气和地开始叙述，然而大家都能体会到，他在努力控制自己。他说：“这里所讨论的事情之因此会发生，是由于我没能把握好自己。以前，我用武力多，动脑子少，但这样的时期早就不存在了。如今又发生这样的事，法伊洛脑袋上被打一下之后，我才知道错了。近几年来，我这种游击作风还是首次暴露。虽然他该打，可我的行为也过激。法伊洛的所作所为是我们共产主义者生活中一种很不好的现象。我不能理解，一个革命者，一个共产党人，怎么可以还是一个淫棍，一个混蛋，对这种现象我永远要战斗到底。这件事让我们开始讨论关于生活方式方面的问题。这是整个事件中唯一一种有进步意义的方面。”
会议明显优势通过决议，将法伊洛开除党籍。格里博夫由于作伪证受到严重警告处分，剩下的参加谈话的人都认识到自己的错，还挨了批评。巴尔捷利克把保尔的病检报告交给法庭。党的检察员认为给柯察金警告处分，全都反对。所以，他把提议撤回。保尔终于被宣布无罪。
过了几天，保尔坐火车去了哈尔科夫。经他再三坚决要求，专区党委认为可以调他去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给他制了一个特别好的评语，接着他就走了。阿基姆现在是书记之一，保尔告诉了他所有的事情。
阿基姆看了一眼鉴定书。在“对党无限忠诚”的后面写着：“具备党员应有的涵养，只是个别场合，表现暴躁，有时情绪波动很大，原因是他脑神经受损。”。
“保夫鲁沙，他们还是在鉴定上写了此事。你别难过，即便很顽强的人，这种事情也难免不发生。上南方去，把身体养好。等回来后，再考虑你的工作问题。”
阿基姆激动地握住他的手。这里是中央委员会的疗养院，花园里有花圃，喷泉，葡萄。休养人员全部穿着白色的休养服或浴衣。一个年轻的女医生替保尔办了手续。在拐角上一幢楼房就是他的房间，非常宽敞，床单洁白耀眼，每一个角落都非常干净。保尔洗了澡，换上了衣服，感到很舒畅，便向海边走去。
壮丽而宁静的大海呈现在他眼前。那深沉的海天一色，像大理石一样，阳光映在水面上像是着了火一样，透过雾气，隐约看见了群山，保尔被眼前的景色迷住了。疗养院的旁边就是花园，人们要是从海边回来，总是路过这里。在灰色的石墙旁边有一棵梧桐树，保尔就喜欢呆在树荫下，这里很僻静，是个休养的好地方。
这天，保尔又来到了这里。他悠闲地躺在一只柳条编的摇椅上。海水浴和阳光让他直犯困。一本还没有看完的富尔曼诺夫的小说《叛乱》和一条厚毛巾，放在身边的摇椅上。刚来疗养院的日子里，他还是放松不下来，头疼不止。教授们还在研究他那复杂而罕见的病情，多次的叩诊、听诊使保尔感到郁闷。他的责任医师是个让人喜欢的女党员，她的姓很特别，叫耶路撒冷奇克。她常常都费好大劲才找到这个保尔，耐心地说服他去看病。
“说心里话，我很烦。相同的话要说好些遍。您的祖母有没有精神病？您的曾祖父有没有风湿病？我怎么知道他得过什么病！我可从来没见过他！而且每个医生都想让我承认得过淋病或者什么更坏的病。说实话，为这个我真想敲敲他们的秃头。请让我好好休息一下吧！要是这样的话，总是研究我，我不成了危险人物了吗。”他笑着，同他开玩笑。然而过了一会，她已经挽着他的手臂，一路上给他讲点生动的事，领他去作了检查。
看情形，今天不用检查了，过一会就吃午饭了。保尔在恍惚中听到了脚步声，他仍装睡，心想：“这人看见我睡着了，就会走开的。”可是他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有人坐在了摇椅上。一阵淡淡的香水味飘了过来，是个女孩。他睁开眼睛，第一眼见到的是雪白的连衣裙、两只晒得黑黑的腿和穿着平底软皮鞋的脚。接着他看到的是像男孩子似的发型，一对大眼睛和一排锐利的像米粒般的小牙齿。她很抱歉地笑了笑说：“请原谅，打扰您了吧”？
保尔没有回答。这很不礼貌，可他还是希望她能离开。
“这本《判乱》是您的吗？”“是的。”
又是都不说话。“同志，你是在‘公社社员’疗养院吗？”柯察金厌烦地动了一下，心想：“这个人从什么地方来的？这叫什么休息呵！如果问我有什么病，我就只好走了。”他很生硬地回答说：“不是。”
“我好像在什么地方见过您。”保尔已经站了起来，这时后面传来了一个女人的清脆的声音：“多拉，你来这里干什么？”
一个身穿疗养院的浴衣，晒得很黑，体态匀称的金发女子在摇椅边上坐下。她瞧了保尔一眼，问他：“同志，我好像见过您。您是否在哈尔科夫工作？”
“是的。”
“您做什么的？”柯察金决定不和她谈了，就回答说：“清洁工。”她们听了后开怀大笑，这使保尔不禁一抖。“同志，您如此说话，恐怕是很无礼吧？”他们的友谊就是如此开始的。后来，哈尔科夫市党委委员多拉·罗德金娜很多次提起他们认识的时候这那一场可笑的情景。
有一次，保尔在“塔拉萨”疗养院的花园里欣赏日场音乐会，意外地在那里遇到了扎尔基。令人惊讶的是，一场狐步舞让他们相遇。
一个肥女人做着丑陋的动作唱了一曲《销魂之夜》后，台上跳出了一对男女。男的头戴顶红色圆筒帽，上身穿雪白的胸衣，打着领带，半裸着身子，各种颜色的扣环悬在胯骨周围。总而言之，他假扮的是野人，却又不像，令人啼笑皆非。女的长得不错，身上穿着很多的布条。这两人在舞台上踏着碎步，扭动腰肢，一起跳起了狐步舞。一群粗脖子的新经济政策时期的暴发户站在疗养员的圈椅和躺椅后面，他们赞声连连。真不敢想还有比这更丑恶的场面了。那个戴着古怪圆筒帽的、养得肥肥胖胖的男人和那个女人紧紧粘在一起，做着各种无耻的姿势。一个肥胖臃肿的女人站在保尔身后直喘粗气。
保尔刚要走，前排有个人站了起来怒声喊：“快滚！臭女人。”
保尔认出他就是扎尔基。钢琴伴奏停下了，小提琴也没声了，台上的一对也不在扭摆。椅子后面的暴发户们凶巴巴地斥骂叫喊的人。“无理取闹，为什么打断演出！”“全欧洲都在跳嘛！”
“哪有这个道理！”在“公社社员”疗养院休养的共青团切列波韦茨县委书记谢廖沙·日巴诺夫把手指放进嘴里，打了个口哨，别的人也一齐效仿。所以，舞台上那对男女立刻消失了。报幕人像一个很会见风使舵的奴仆，当众宣布，歌舞团立刻就走。
“夹起你的尾巴滚蛋吧！滚得越远越好！”在大家的讽笑中一个穿疗养服的小青年喊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