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父住宅的大花园在镇上小教堂的两面，花园中有一座宽敞的老式房子。空荡的屋子中一股霉味，显得落寞冷清。从前神父及其妻子住在这儿，他们与这幢老屋一样老朽，无聊空虚，而且彼此早就嫌恶了。新主人一搬进来，冷清之气一扫而光。那间大厅，过去虔诚的主人只是在宗教节日里才用以接待客人，如今每天都有人来。别列兹多夫区党委把神父的宅第当作了办公的地方。一进前门向右拐，有个门上写着“共青团区委会”的小屋。保尔每天都在这里呆一会儿。他如今除了担任第二军训营政委之外，同时兼任刚成立的共青团区委会的代理书记。
自从他们去参加安娜家的晚会以来，都已经8个月了，可他总感觉到这不过刚刚发生。保尔把文件堆到了一边，身子往椅背上一靠，思索起来……房间中静悄悄的。夜已深了，党委会的人全走了。区党委书记特罗菲莫夫最后一个离开。保尔一个人呆在这里。窗户上布满寒气凝成的奇妙的霜花。桌上点着一盏煤油灯，房中炉火熊熊，燃得正旺。柯察金回想起不久前发生的种种事情。去年8月份，工厂团组织让他作为共青团的负责人，随同抢修列车去了叶卡捷琳诺斯拉夫。直到深秋，这150人的队伍从一个车站转到另一个车站，医治战争创伤，清理被毁坏的车辆。他们的主要路线是从锡涅利尼科沃到波洛吉。这一带过去是马赫诺匪帮的天下，到处可见破坏和掠夺的痕迹。在古利亚伊一波列他们花了一周时间用石头修复了水塔，用铁皮修补了被炸漏的水槽。保尔不懂钳工技术，也未曾干过这种苦活，但他在此处也亲手用扳自拧紧了几千个生锈的螺丝帽。他们回到工厂已是深秋时分。他们受到厂里全体职工的热烈欢迎……现在保尔又经常到安娜那里了。他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了，时不时他还会笑几声。
油污满身的伙伴们又可以在学习小组里听他讲过的种种斗争故事了。他还向他们讲过富有反抗精神的、衣衫褴褛的、被奴役的俄罗斯农民如何试图推翻沙皇宝座，布加乔夫和斯捷潘·拉辛起义的故事也经常被提及。
一天晚上，很多青年人又在安娜家里聚集，保尔突然地把多年养成的不良习惯戒掉了。他差不多小时候就开始抽烟，可那天他竟然严肃地宣布：“我不再吸烟了。”这件事来得出人意料。起初不知是谁挑起了一场争论，说是习惯比人更厉害，例如抽烟。大家开始议论起来，保尔坐在那里不吱声，可是塔莉亚却让他谈了谈感想。
所以，保尔就说：“人应当支配习惯，而不能被习惯支配。要不然，我们能得出怎样的结论来呢？”
茨韦塔耶夫在角落里叫道：“话说得挺响亮，保尔就喜欢说漂亮话。要是戳穿了他的西洋镜，结果会如何呢？他本人抽不抽烟？抽的。他也明白抽烟的坏处。那么应当戒掉——但又做不到。前不久，他还在小组中‘宣传文明’呢。”接着，茨韦塔耶夫以冷嘲热讽的口气说：“让他回答，他是否还在骂人？认识保尔的人都会说：‘他很少骂娘了，可一骂起来就特别厉害。’传道不难，当圣徒可难哪！”
大伙都不说话了。茨韦塔耶夫那种生硬的语气令大家很不高兴。保尔没有马上回答。他慢慢地拿出烟卷捏得粉碎，然后轻轻地说：“我再不吸烟了。”
停顿了一会，他又接着说：“我这种做法既是为了我自己，当然也是为了你茨韦塔耶夫。一个人如果不能改掉他的坏习惯，他就没有多大价值。我还爱骂人，同志们，我尚未完全改掉这个坏毛病，但就连茨韦塔耶夫也承认，已经很少听到我骂人了。骂人容易脱口而出，比抽烟难改些，因此我如今还不说，立即连这个坏习惯也一起根除。可是，这骂人的习惯我一定要改掉。”
还没入冬，从上游漂下来的木头就快把河道堵死了。秋汛时，河水泛滥，把木排冲散，木材顺流而下。索洛缅卡区又号召自己的团员打捞木材。保尔已得了重感冒，可他不愿落后，就仍然背着同志们去参加了劳动。一周之后，码头附近的河岸上，木材像山一样堆积着，但冰凉的河水和秋天的潮湿气候使保尔发烧了。他得了急性风湿病，住了两周的医院。当他出院回到工厂以后，只能够“趴”在工作台上勉强干活。工长见了直摇头。几天之后，一个公正的委员会断定他已丧失劳动能力，让他退职，并发给他抚恤金。然而，他气忿地拒绝接受抚恤金。
保尔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工厂。他拄着拐杖，忍受着肉体上的疼痛，慢慢地向前走。母亲曾经好多次写信给他，叫他回家去看一看，这时他又回忆起临别时母亲的话：“只有在你们受伤或者生病的时候，我才能看到你们。”
他从省委会里领了两张卷在一起的组织关系证明信：一张是共青团的，一张是党的。他几乎没有通知任何人，以免引起更多的痛苦，便动身去母亲那里了。一连两周，用热气熏以及用手按摩来治疗他的两条肿腿。一个月之后，他已经可以不用手杖而行走了。保尔心中充满了幸福感，绝望又变成了希望。他乘列车来到了省会。过了三天，组织部派他到省兵役局在主管军训的部队中负责政治工作。
一周过去了，他来到了这白雪皑皑的小镇，担任第二军训练营的政委。他又得到一个任务：负责将在新区各处分散的团员集中起来，建立共青团组织。看，生活真是曲折多变啊！
外面天气很热。区执委会主席办公室敞开着窗户，一枝樱桃树枝悄悄地伸了进来。执委会办公室对面是一座哥特式天主教堂，在阳光下尖顶钟楼上的镀金十字架闪闪发亮。执委会看门人的妻子饲养的一群小鹅正在窗外的小花园中敏捷地觅食。它们身上的淡绿色与周围小草一样，毛茸茸的，娇嫩可爱。
执委会主席读完了刚刚收到的紧急电报，脸色阴沉起来。他那骨节粗大的手指插进松软漂亮的鬈发里，许久不曾动弹。别列兹多夫区执委会主席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利西岑年仅24岁，然而和他共事的党内外干部都不清楚这一点。他强壮魁梧，不苟言笑，有时看起来过分严厉了，使他看上去岁数更大一些。他身体结实，一个大脑袋长在粗壮的脖子上，一双褐色的眼睛锐利而冷静，下颌的线条清晰有力。他穿着蓝色马裤，考究的佛朗奇式的灰军服，一枚红旗勋章挂在左胸口袋上。
十月革命以前，利西岑在图拉兵工厂做车床工。他的祖父、父亲及自己几乎从小就在这里干活。一个秋夜，这个一直制造武器的人头一次拿起武器，参加了战斗，从此便卷进了革命的风暴之中。为了革命事业需要，他四处碾转、身经百战。走过一条从战士成长为团指挥员与政委的光辉道路。
战火纷飞的年代已经成为历史了。如今，尼古拉·利西岑在边防区工作，平静地生活着。他经常工作至深夜，研究有关农作物收获情况的报告。然而，眼前这份电报好像又使他回到了战场。电文很简短：“绝密。别列兹多夫执委会主席利西岑：现发现波兰匪徒大批越境，可能骚扰边区。望采取防范措施。财务科贵重物品可转移至专区。勿滞留税款。”
从办公室的窗户里利西岑能够看见每个进来的人。这时，保尔出现在台阶上。很快，响起了敲门声。“你坐下，我们谈一谈。”他握了一下保尔的手说。利西岑和保尔整整交谈了一个小时。
晌午时分保尔从他办公室里出来了。利西岑的妹妹妞拉从花园里跑了出来，保尔叫她阿妞特卡，这女孩很害羞，有些过于矜持。每次见到保尔，她都非常有礼貌地微笑着。这次她同样以孩子的方式笨拙地跟保尔握握手，同时将额上的一绺短发往后一甩。“我哥哥那儿没人了吧？我嫂子早等他吃午饭了。”纽拉说。“去吧，阿妞特卡，只有他一个人。”
第二天，离天亮还早，套着壮马的3辆大车赶到区执委会来了。车上的人低声交谈着。从财务科搬出来几只密封的口袋，装上了车。几分钟之后，在公路上响起了车轮滚动的声音。保尔率领一支队伍押送这些大车。到专区有40公里路程，其中有25公里是森林地带。他们顺利到达，将贵重物品全存放在专区财务处的保险柜内。几天以后，有一名骑兵从边界向别列兹多疾驰而来。小镇上那些好奇心强的人惊讶地注视着这个骑兵及累得浑身大汗的马。
在执委员会门口，骑兵咚地一声跳下马，手扶军刀，踏着笨重的靴子，咚咚地上了台阶。利西岑皱着眉接过他手中的信件，拆开它，在信封上签了字。那个边防军人根本不等马歇息一会儿，立即又跳上马鞍，照原道飞奔而去。
公文内容惟有执委会主席才知道。然而，本地居民的嗅觉却像狗一般灵敏。这里，三个小商人中必有两个从事走私，这种行当使他们具有预测危险的能力。
人行道上，包括保尔在内的两个人匆忙向军营营部走去。当地居民都认识他：他总是随身携带武器。然而，区党委书记特罗菲莫夫今天也束上了武装带，别上了左轮手枪——似乎情况有些不妙了。
过了数分钟，端着上好刺刀的步枪的15个人跑出了营部，快步向十字路口的磨坊奔去。其他党团员全部在党委会里武装起来了。执委会主席头戴哥萨克帽，英姿勃发地奔驰而过。显然发生了意外。所以，所有的地方全都变得寂然无声，所有的人都消失了。转眼间，店面上全都挂上了中世纪式的大锁，门窗紧闭。仅仅剩些小动物还在悠闲地寻吃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