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试的日子终于到了。第一门考几何。每人一张考卷，上面都盖上了图章，要求35分钟内做出题来。我看看黑板上的题目，全会做，再看看那几个中学生，全犯傻了：一个个愁眉苦脸，坐立不安，似乎有人在他们椅子上钉了木桩。那个沙拉蓬直淌汗，他那张脸傻极了，一只独眼东张西望。我心想，啊哈！混蛋，这可不像你拧姑娘的大腿那么容易。”
阿廖沙笑得喘不过气来，又往下说：“我做完了题目，站起来，去把考卷交给教授，苏哈里科与扎利瓦诺夫像鹅叫似的压低了声音说：‘递张条子过来’。”
“我径直朝桌子走去，路过切博塔里身旁时，他用粗话低声骂我。他们这几个人混帐东西两天里四门课都考了两分，就不再参加考试。我静下心来接着参加考试。他们在干什么呢？苏哈里科到我这儿来，对我说：‘别在这里消磨时间啦，我们私下跟老师打听到，你已经得了两个两分，反正你也考不上，跟我们一起去考建筑学校吧。那儿比较容易，现在还不迟。’我差点信了他的话，然而没有放弃考试。反正还有两门了，那时就知道结果了。哪知道他们哄我。我考上了，他们几个为了骗家里人，就进了专科学校附设的二年制的技校。没要他们参加入学考试，由于那里只要求二年级的文化水平。他们把学生证、免票卡领到手，就在各条铁路线上来回地跑单帮，搞投机倒把。他们有很多钱，整天吃山喝海。在城里已经搬过3次家了，由于他们酗酒闹事，在哪儿都被人家赶出去了。万卡·尤林离开他们躲到一边，他进了建筑学校。”
走廊里拥挤起来。大教室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保尔和阿廖沙也朝那个地方走。路上，科汉斯基又想起了什么，笑得气都喘不过来地说：“不久前，万卡顺路去看他们，他们在赌牌，万卡也去凑热闹，出乎意料他倒赢了。你猜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把他的钱一抢而光，狠狠打了他几个耳光，把他赶出来。这真叫活该。”
在这宽敞的大教室里，为了争取大多数学生，会一直开到将近半夜。扎尔基做了三次发言。大多数学生对去工地的事不感兴趣。那些穿着专科学校制服，戴着锤子领章的学生，大喊大叫乱起哄，两次中断投票表决。在这儿扎尔基无法求助于任何人。两名团员对500名学生，而且他们中间2／3是被娇生惯养的。一年级民主空气最好，科汉斯基是他们的班长。还有机械系一年级的班长丹尼洛夫，也支持去工地，这个青年人长着一对喜欢幻想的眼睛。这两个年级多数人投了赞成票。在第二天早上，学校团组织答应一定派40名学生到工地去。最后几只工具箱装上了火车，乘务组人员也已整装待命。下着细雨。丽达的皮上衣湿得发亮，大滴晶莹的水珠从衣服上滚落下来。丽达与托卡列夫告别时，紧握住他的手，轻声说：“希望你们成功。”老人白眉毛下那对眼睛里露出亲切之情，看了看她说：“是呵，这么大的难题要我们去克服，这帮人心肠真毒！”他嘀咕道，讲了心里话：“你们在这儿多加注意，倘若我们那里进展不顺利，你们给他们一点压力。这些无能之辈办起事来一惯拖泥带水。好了，我该上车了，姑娘！”老人把短外套紧裹住身子。丽达在他临上车时似乎漫不经心地问道：“咦，保尔不是和你们一道去那里吗？我怎么没有看到他呢！”“昨天他与技术指导员乘检道车先出发了，为大家打前站。”
扎尔基、杜巴瓦沿着站台急匆匆地向他们走过来，安娜·博尔哈德也一道来了，她把短上衣很随便地披在肩上，纤细的手指上夹着一支已经熄灭的香烟。丽达观察着走来的三人，又提了最后一个问题：“保尔在你们那里学习得如何？”托卡列夫惊讶地看了看她。“什么学习？你不是在辅导他吗？他多次提起过你，而且总夸你好。”丽达对他的话半信半疑。“托卡列夫同志，果真像你说的那样吗？但他常常在我这里学了，还要上你那里再补习一遍。”老人被逗乐了。“上我那儿补课？……在那儿我一直都没见过他呢。”
这时汽笛响了。克拉维切克在车厢里喊道：“乌斯季诺维奇同志，快让我们的老同志上车吧，这样可不好啊！我们的工作可少不了他。”托卡列夫本来还想说什么，然而看到了那三个走近来的人，就不再说话了。他发现了安娜目光里流露出来的不安的神情，看到临别时她对杜巴瓦的笑意，心中略带怅惘，便快速地离开了窗口。
秋雨淅沥沥地下着。饱含水汽的深灰色云团在低空慢慢移动。时至深秋，到处的树变得光秃秃的。老榆树阴沉地站着，树皮的皱褶里长满褐色的苔藓。秋天无情地剥落了它们华丽的服装，它们只好裸露着干枯的身子。
小车站孤独地隐没于树丛中。一条新开的路基从石头砌成的卸货台通向森林。路基两边围着如蚂蚁般密集的人群。脚下的粘泥吧唧唧地直响，使人讨厌。路基两旁的人们疯狂地掘土，铁锹和铁钎碰在石头上，发出一片响声。雨水像从筛子里流出一样，不停地下着，又细又密，衣服也被冰冷的雨弄湿了。雨水把人们的劳动成果冲坏了，泥浆似稠粥般从路基上流下来。尽管衣服湿透了，又冷又沉，然而大家坚持干到很晚方才去休息。
新开的路基不断地拓展着，一天天向森林绵延。离车站不远的地方有一座空的石屋，看上去很凄凉。
只要能拆下、砸动搬走的，早被匪徒们洗劫一空。门窗成了大洞，炉门是个黑窟窿，房椽也露出来了。惟独4个房间的水泥地照原样保存下来。夜里，上面有400个人和衣而睡，他们的衣服完全湿透了，还溅满泥浆。大家都在门口拧衣服，肮脏的泥水直淌。他们以极粗俗的语言诅咒这可恶的天气和遍地的泥泞。人们一排排地躺在仅铺了很薄的一层干草的水泥地上，用体温相互取暖。衣服虽然冒着热气，然而焐不干。雨水渗透遮挡窗洞的麻袋淌到地上。雨点密集地敲打着屋顶上残留的铁皮，发出断续急促的响声，风从门缝往屋里直吹。
厨房是一个破旧的棚子。早上，大家随便吃点东西，便去劳动。午饭就是一磅半如煤块似的黑面包和扁豆汤，天天这样，极其单调。城里只能供应这样一些食物了。
技术指导员瓦列里安·尼科季莫维奇·帕托什金是一个个子高的干瘦老头，皱纹布满了两颊。技术员瓦库连科又矮又胖，粗笨的脸上长着一个肉乎乎的红鼻子。他们两人住在站长家里。托卡列夫住在车站的肃反工作人员霍列亚瓦的小屋中。霍列亚瓦的双腿不长，然而非常灵活。
工程队以极端的顽强精神忍受着艰难困苦。路基向树林纵深渐渐地拓展。工程队中已经跑走了九人。几天后，又跑了五人。第二周，工地上遇上头一桩麻烦事：城里开来的晚班火车未曾把面包运过来。杜巴瓦把托卡列夫叫醒了，向他反映了这个情况。工程队党组织的书记托卡列夫将他的长腿杆伸到地板上，用力搔着胳肢窝。“跟我们开起玩笑来了！”他一边快速地穿衣，一边自言自语地嘀咕着。霍列亚瓦如皮球一般滚进房间来。“马上向特勤部打电话，”托卡列夫吩咐他，同时向杜巴瓦提醒道，“别谈面包的事情。”
做事做到底的霍列亚瓦在同电话接线员争吵了半个小时以后，总算接通了给特勤部副部长朱赫来的电话。托卡列夫听着他与接线员互相谩骂，非常着急，两只脚来回调换重心地站着。“什么？面包没运到？我这就去查这是谁干的。”听筒里响起了朱赫来严厉的声音。“你说，大家明天怎么吃？”托卡列夫气呼呼地朝话筒大叫。看来朱赫来正在考虑，过了较长时间托卡列夫才听到回答：“我们一定连夜送面包给你们。我派小利特克开车去，他熟悉路。天亮前面包就可以送到。”黎明时分，一辆溅满泥浆，满载面包袋的汽车开到了火车站。整夜不眠，脸色苍白的小利特克浑身无力地下了车。
为筑路而进行的斗争更加艰苦了。铁路管理局通知，说枕木用光了。城里也找不到运输工具，不能把路轨和机车运往工地，并且那些机车还需要好好修理。首批筑路工人的工作期限即将结束，可换班的人还未找到，不可能让这些疲乏至极的人接着干下去了。积极分子在破板棚里开会。在昏暗的油灯光下，会议一直进行到深夜。
第二天一早，托卡列夫、克拉维切克、杜巴瓦进城了，还带去六个人修理机车，运铁轨。面包师出身的克拉维切克，被派往供应部作检查员，其余人全部去了普夏一沃季察。
雨不停地下着。保尔用了很大的力气终于将一只脚从黏泥里拔了出来，他觉得脚底下寒冷沁骨，明白是他那只靴子的烂底都掉完了。自从到了这里，这双烂靴子让他吃尽了苦头：
靴子总是湿漉漉的，走起路来里面的泥浆扑哧扑哧地响着。如今靴底索性掉了，他只好光脚泡在冷得刺骨的淤泥中，现在他却没法再干下去了。保尔从淤泥中拾起那片靴底，绝望地瞧了一下，但终于憋不住骂了起来，尽管他曾经痛下决心不再骂人了。他拎着破靴子走进板棚，坐在行军灶边，把满是污泥的包脚布解开，将那只冻得发麻的脚放到炉子跟前取暖。
护路工的妻子奥达尔卡在厨房中的案板上切甜菜，她到这里给厨师当助手。上苍似乎对这个略显年轻的妇女过于慷慨：她的肩膀如男人一般宽厚，胸部丰满，大腿粗壮。她切菜的技术很好，没多大一会儿案板上就堆了大堆甜菜。
奥达尔卡不怎么礼貌地瞧了柯察金一眼，揶揄道：“怎么，现在想吃饭了？还不到时间呢。年轻人，看得出来，您是在逃避劳动。您把脚往哪里放？这里是厨房，可不是澡堂。”她训斥保尔。
老厨师走了进来。“我的一只靴子都烂完了。”保尔说明他为什么来厨房。厨师看了看那只破靴，朝奥达尔卡点了一下头，说：“她的丈夫算得上是半个鞋匠，他可以为您缝起来。要不，没靴子可真要完了。”奥达尔卡听到厨师如此讲，又重新打量了一下柯察金，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了。“我误认为您在偷懒呢！”她向保尔道歉。
保尔谅解地笑了一下。奥达尔卡以行家的眼光认真看了一下那只靴子。“我那口子不会去补这只靴子的——已经不能补了，别把脚冻坏了，我拿一只旧套鞋来给您吧，我们家阁楼上就有一只。您真够受苦的了！假如什么时候来个寒暴，那您可受不了。”奥达尔卡同情地说。她放下刀子，走了出去。她很快就回来了，带了一只高统套鞋和一块粗麻布。保尔用粗布把脚包好，再将烤得很暖和的脚塞进套鞋，他没说话，只用目光感激地瞧了瞧这位劳动妇女。
托卡列夫怒气冲冲地从城里回来了，他将积极分子召集到霍列亚瓦的房间里，给大家讲过了那些恼火事。“真是好事多磨。不论你到哪儿，轮子没停，但老在原地打转，事情并没有向前进展。看来，那些坏家伙我们抓得还不够，他们可够我们抓一辈子的。”老人对大家说，“同志们，我干脆将话都讲明了吧：事情很糟。第二批的人还没着落，我也不晓得能派多少人来。然而眼看就要上冻了。在这之前，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把路筑过沼泽地，否则，以后一旦冻上了，用牙也啃不动。事实就是这样，同志们，会有人教训城里那帮捣乱分子的，可是我们这里务必加倍提高速度。即使送命，也得筑好这条支线，要不我们还算什么布尔什维克——全成无能之辈了。”托卡列夫说话的嗓音不再跟平时一样沙哑，而是非常清脆，果敢坚决。那紧锁的双眉下，两只炯炯有神的眼睛体现出他的勇气及胆识。
“今天我们要举行一次党团员的内部会议，把情况向同志们说清楚，明天大家正常上工。非党团员的同志明天早上可以回去，党团员都留下。这是团省委作出的决定。”他将一张叠成四折的纸递给潘克拉托夫。柯察金从潘克拉托夫的肩头望过去，看到了决议的内容：“团省委认为，所有共青团员需要留在工地继续工作，等首批木柴运出之后，才能够换班。共青团省委代理书记丽达·乌斯季诺维奇（代签）。”
120个人将小棚子挤得满满的。有人靠墙而站，有人爬上桌子，有人索性上了厨灶。潘克拉托夫宣布会议开始。托卡列夫的讲话时间不长，可是他的结束语使得大家兴味索然：“明天，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要留下来，不能回城。”老头将手挥了一下，表示这个决定不容更改。这个手势使大家回城、回家，摆脱这块烂泥地的希望一下子化成泡影。会场上闹嚷起来了，一片叫嚷声，也听不清都说了什么。人体的晃动使昏黄的灯光摇曳不定。昏暗中，难以看清人们脸上的表情。闹声更大了。有的人想象着“家庭的温馨”，有的人气呼呼地嚷道：“太疲劳了”，更多的人一言未发。惟独一个人表示他要离队，从角落里传来了他那恼怒的谩骂声：
“撞鬼了，真他妈的倒霉！我再也呆不下去了！把人打发来服苦役，至少也得有条罪名吧。为什么把我们送来？把我们关在这儿两星期了。够了！没人再吃哑巴亏了。谁作决议谁来干。谁乐意就让谁在这烂泥堆里打滚吧，我只有一条命。明天我就走。”
这个大声叫嚷的人站在奥库涅夫的背后。奥库涅夫擦燃了火柴，想看清楚此人。火柴一刹那照亮了那张由于愤怒而变了形的脸和张大了的嘴巴。奥库涅夫认出他是省粮食委员会会计的儿子。“你看什么？我不怕，我又没做坏事。”火柴熄了。潘克拉托夫笔挺地站起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