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月，在广州革命政府的提议下，两广军政统一。统一后，广西两个军合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黄绍竑任党代表，广西成为国民政府直辖省。两广统一，李宗仁异常兴奋，他作为有资产阶级理想的青年军人，抱着努力实践孙中山先生生前的方针，积极向广州革命政府提出立即北伐的主张。
此时，正值湖南赵恒惕与唐生智的矛盾日益尖锐。赵想驱唐出湖南。唐则想独占湖南，但又恐力不从心，更怕吴佩孚乘机出兵帮赵消灭自己，因此先利用与蒋百里的关系，与握有重兵的吴佩孚联络。吴也想占湖南，然后以此为跳板消灭广东国民政府，但难以对付唐、赵两股力量，因此对唐要讨伐赵，心中暗自高兴，表面上则表示不偏袒。唐摸到吴佩孚的态度后，又打电报给李宗仁，请他出兵讨赵，“派一旅之众，在黄沙河遥为应援”。李宗仁对唐的处境看得清楚，知道吴佩孚采取鹬蚌争夺，渔翁得利之法，等唐驱赵后，再大兵南下，驱唐出湘。李答应了唐的要求，认为到时唐向广东求援，再拉唐入国民政府，以唐为先锋，借机北伐。
主意既定，李宗仁立即复电唐生智，同意一切照办。同时，李命一旅之众，开往黄沙河，其余大部向桂林集中，作为入湘作战的准备。李宗仁自作主张，事后才把行动计划电告广州政府。时广州政府政情复杂，无暇认真考虑立即北伐问题，以实力不够，难以取胜为由，否定了李宗仁的做法，主张推迟北伐。李宗仁对广州政府的意见不满，来个置之不理，我行我素。
3月初，唐生智向长沙进发，赵恒惕自知形势复杂，不是对手，未战即通电辞去省长职。3月17日，唐占领长沙，30日占领岳州。4月，吴佩孚见时机成熟，便调兵南下，向唐生智出击。吴军训练有素，唐军远非其对手，一经交战，立即溃败。4月底，从衡阳向广西边境撤逃，并急电向李宗仁求援。李早有准备，接电后立即发兵进击，在衡阳与吴军交手。李的部队，在统一广西的岁月中，已经磨练得善战骁勇，几个回合，便将吴军赶出衡阳。
唐生智见衡阳被李军掌握，遂收残兵返回，与李部合力追击吴军。吴佩孚毕竟兵力雄厚，不易攻垮，双方在衡山、衡阳间相持。
湖南局势的发展，正如李宗仁所预料的那样，因此他对立即北伐充满了信心。5月初，他亲赴广州游说，希望能实现自己的想法。然而当时的广州政府，笼罩在蒋介石一手制造的不安定的政治气氛中：中山舰事件，蒋介石反对共产党，并排斥当时以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左派势力；5月初，又酝酿拟订了“整理党务案”，将共产党人排挤出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企图集党、政、军权于一身。据说李宗仁对此中内情一无所知。现既已出兵湖南，成骑虎难下之势，于是把希望寄托于手握兵权的蒋介石身上。
5月11日，他拜访了蒋介石，向蒋陈述了立即北伐的3条理由：1.直系经第二次直奉战争，已一蹶不振，内部貌合神离，已有解体之势。近来吴佩孚乘张作霖、冯玉祥互战于天津一带，遂东山再起，自称讨贼联军总司令，整训部队，又成劲旅，虎踞武汉，正联络奉张，北上进攻冯玉祥的国民军。倘冯军瓦解，吴的势力复振，重新坐镇，北伐时机将失，以后只有坐困两粤，以待吴、孙的南征了。2.趁两广统一，民心士气极盛之时，另找目标发展，容易取胜。否则在广东富庶之区待久了，容易偷安腐化，不利事业。3.如今七军已成骑虎之势；唐生智目的在于做主湖南，暗中派人与吴佩孚联络，一旦成功，日后将困难重重，不如趁现在的形势，以援唐为由，大兵北上，且出师有名。李宗仁滔滔不绝地讲，蒋介石心猿意马，根本不打算北伐，他态度明朗地对李说：“你初到广州，不知广州的情形太复杂。现在如何能谈北伐呢？”蒋介石的回答，完全出乎李宗仁的意料之外。他原先总以为，军人所见略同，至此他犹如头浇了一盆凉水。但李宗仁心里不服，便与蒋介石辩论，然而毫无结果。李宗仁在广州连日访张杰、谭延闿、程潜等中央要人。这些人虽不反对北伐，但鉴于当时广州形势，对李宗仁所提立即北伐之事兴趣不大。无奈，李找到国民政府俄国顾问鲍罗廷，希望他能支持自己的主张。岂知鲍罗廷也正为解决因中山舰事件而引起的国民党内部以及国共之间的矛盾，无暇讨论北伐事。这使李宗仁大为失望。
李宗仁到广州，寓居于设在新广西会馆的第四军军部，同四军军长李济深朝夕过从，谈及出师北伐事。李济深对李宗仁的建议甚表热情，并告诉他，这几天内要开中央政治会议，到时将这个建议提出来。这样，李宗仁在失望中又有了希望。果然，李宗仁接到了开会通知。会上，李宗仁提出广州政府应立即北伐，并反复陈述了理由。李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然而，李济深的发言效果，使李宗仁吃惊。李济深说：“今日北伐是千载一时之机会，第七军在前方节节推进，形势大好，中央断不能坐失良机，更不可坐视第七军孤军作战……”说者诚恳，慷慨陈词，听者动容，一时陷于突然肃穆气氛之中。李宗仁算是头脑灵活，看到这种场面，在一旁插话：只要同意出师，定能旗开得胜。两人一唱一和，终使中央政府同意立即北伐，并据李宗仁的坚决推荐，任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
1926年初，国民党二中全会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授权组织北伐军总司令部，建立前敌总指挥部。关于前敌总指挥一职人选问题，在李宗仁和唐生智之间，还有一段小插曲。政治会议讨论，一致通过由李宗仁担任前敌总指挥，认为李资历老，投入北伐的队伍最多，且部队作战能力强，李当之无愧。但李宗仁考虑到湖南战场第八军的重要性，争取唐为广州政府效犬马之劳，所以推唐担任。但与会者不以为然，一致反对，认为唐资历太浅，原只一区区师长，不堪胜任。尤其是程潜，竟大动感情地对李宗仁说：难道要我回湖南听唐生智指挥吗？以此逼李上任。但李坚持己见，会议才通过了唐生智为前敌总指挥的任命。为此，唐后来对李表示万分的感谢。
形势日渐紧迫，战则胜之，不战则被灭之。在中国共产党赞助、支持、组织、推动下，国民政府乃于1926年7月1日发表《北伐宣言》，各全国民众明确宣布，出兵北伐，推翻军阀统治。不久，国民革命军在广州正式誓师北伐，八个军约十万人分路出发；蒋介石自封为北伐军总司令，统管国民政府之政治、军事等事宜。
国民政府让李济深部留守广东，并接受苏联军事顾问建议，采取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决定首先集中兵力打击当面之敌吴佩孚。待占领长江中下游后，主力转向江西之孙传芳部，最后讨伐张作霖。
北伐军出战湘、鄂的部队是第四、第七、第八军。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即随此路部队行动。
在这一路中，受命打前锋的主要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组成的第四军独立团，团长为共产党员**。在工农群众支持下，他们英勇奋战，所向披靡。因此，北伐军不出一个月，便攻克长沙，占领湖南全省，向武汉三镇进军。
战事紧张，蒋介石随军凑数，并未承担什么实际工作，故闲得无聊，忽地突发奇想，要在长沙检阅第七、八两军部队。
部队列阵以后，由第七军军长李宗仁、第八军军长唐生智陪同，蒋介石跨枣红大马，神气活现，自左向右，首先检阅第七军。李宗仁乘机指着第七军衣衫褴褛的官兵，恳请蒋介石不要扣发军需。蒋介石嘴上“好、好”地答应，心里却狠狠臭骂：“杂牌土军，要什么好穿！先给我卖命吧，有朝一日，哼，再收拾你们。”阅军完毕，阵前之军乐队赶忙奏乐，以示隆重欢迎。哪曾想，军乐器金光闪闪，声音动地，蒋介石从不曾跨战马出征，自己驾驭不住；待兵队后方之十数号兵，突然举号吹奏，声震云天之时，那胯下之马便长嘶一声，狂奔不止。蒋介石顿时手足朝天，一脚离镫，被倒拖马下两丈有余，另一脚始得离镫。蒋介石被从人扶起，手上丢了一只白手套，鼻孔流血，礼服上沾满泥土。他气急败坏，破口大骂。直惊得官兵瞠目结舌。事毕，李宗仁前去慰问。蒋介石客气一番，拿出一张纸，递给李宗仁，口说：“我们同心北伐，共事日久，我要和你换帖。”
李宗仁无意与蒋介石交结，不接兰谱，推辞道：“我是你的部下，不敢当啊！同时，我们革命也不应该讲这旧的一套。”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革命，和中国旧传统并不冲突，古书上不是说，‘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吗？换帖后，我们就亲如骨肉了。”
事已至此，李宗仁不得不收下上写“谊属同志，情切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下有“蒋中正”签名、附注“妻陈洁如”的兰谱，却迟迟不写自己的帖子给蒋介石，蒋介石多次催促：“快写好拿来给我。今后我们就是生死与共的兄弟了。老弟，我这大哥不会亏待你的。”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话说汀泗桥被**部拿下后，吴佩孚带领号称“无敌”精锐部队，由武汉南下，利用贺胜桥三面临水、一面靠山之险要地势，布下官兵十万，配备各式大炮数十门、重机枪二百余挺，并在桥前纵深构筑临时工事，实力超过北伐军数倍。因而，北伐军第四军赶到后，一天连续冲锋十多次，死伤无数，毫无成就。于是，调攻打汀泗桥建立过奇功的**独立团主攻。
**深入前沿，仔细观察，询问农会会员，认真调查，决定采用奇袭战术。他请农会会员给独立团带路，隐蔽行军绕到敌后，上至高山，由上而下猛冲猛打，如飞将军自天而降，打得敌军狼狈逃窜。吴佩孚亲自组织二万余人，死守贺胜桥头。
北伐军担心强攻之下，吴佩孚狗急跳墙，炸毁大桥，便设计后退。吴佩孚以为北伐军怯战，喝令官兵猛冲过桥。这时，北伐军奋勇反攻，迫使吴佩孚后退过桥。北伐军紧紧跑上，追过桥，长驱直入，攻到武汉。那吴佩孚发慌，向孙传芳求救。
孙传芳老奸巨滑，观望不理，欲坐收“鹬蚌相争”之利。北伐军于是乘胜拿下武汉。直系将领眼见大势已去，纷纷动摇，北伐军各将领便派人与他们联系，运动他们归顺，并随即将主力转向东进，攻击孙传芳部。
第二个战场是针对孙传芳的赣、皖战场。北伐军担任作战任务是第二、三、六军。他们于9月江西进军，第六军很快攻下南昌。但是，面临孙传芳部的猛烈反攻，北伐军担任前线总指挥的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借口有言在先，“先入者王之”，不准第三军官兵援助第六军。结果，第六军苦守南昌三日，兵疲弹尽，于21日退出。
蒋介石眼见“杂牌土军”打得顺利，势如破竹，很有战功，怕自己为保存实力而不放黄埔嫡系出战之举，导致他们无功而返，使自己脸上无光，遂电令由黄埔生组成的第一军王柏龄教导师赶往南昌立功。
蒋介石作梦也未想到，他视如明珠的王柏龄师刚到韶关，便出毛病，营以上军官竟没有一个住在营内，全部四出寻欢作乐。
蒋介石接到王柏龄的电报，跳脚大骂：“娘希匹，东征时为什么……”言及于此，似有所悟，立刻住嘴。原来，他想起东征时，部队中有共产党员周恩来，下有各营、连代表当家，日复一日，对官兵大讲“打倒军阀，扶助农工”之道理，所以部队军纪好、战斗力强。是他赶走共产党员，取消党代表制，才使军队如此涣散。如今再骂，岂非臭骂自己？“唉—唉—”蒋介石连叹两声，叹息这些嫡系太不争气。“管它呢！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临时抱抱佛脚也好。来呀——挂个电话给陈果夫。”蹲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通过电话询问有何事吩咐。他立刻指示，“果夫，赶快选派共产党员到第一军和教导师去。”
“什么？”陈果夫大吃一惊。
“哎呀——火烧眉毛了，急煞人。派他们到第一军和王柏龄教导师当营、连党代表。记住，必须选派共产党员，即刻前往报到。不是共产党员没有用，千万不要派错人。”
“不行呀！好不容易才把他们赶走，以后要是……”
“娘希匹！”蒋介石发火，大骂，“快去派！目前局势紧张，只有派他们才可以挽回。以后再说以后。告诉你，第一军党代表我已派闻缪斌。”
“是、是。”
“还有，去找财政部长宋子文，叫他拿钱出来，犒赏一军和教导师官兵。”
宋子文当时任广东革命政府财政厅厅长、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等职。1927年宁汉合流后，历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部长、行政院院长、中央银行总裁、外交部部长、驻美国特使、广东省政府主席等职。他依附美国，支持蒋介石，控制财权，是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与蒋介石、孔祥熙、陈果夫等合称“四大家族”。
“不行，宋部长一派英美作风，拿钱要手续。”
“混蛋！什么手续？我的话就是手续。快办！”蒋介石说毕，不等回话，扔下耳机。
第二天，陈果夫来电话，说营、连党代表已经派出。不几天，王柏龄又打电话，讲营、连长们自称御林军，不听党代表约束，还吵着要枪毙几个党代表，出口怨气。最后，王柏龄建议，为了恢复军纪，可否枪毙个把连、营长，来个杀一儆百。蒋介石想想，断然拒绝：“不行！第一军和教导师是我的血本，不要惹翻他们。”
王柏龄师好不容易赶到南昌战场，在幕阜山与敌接战，大败。厚脸皮的王柏龄却谎报首战得胜，毙敌多少多少、缴械若干若干。蒋介石喜得象拾到金娃娃似的，连呼：“争了口气！争了口气！”又叫宋子文拿钱犒赏。可是，钱尚未到。程潜的第六军第二次攻进南昌，王柏龄师也跟进去。第二天，孙传芳反攻南昌，战斗吃紧。程潜的传令官找遍全城，始终找不到王柏龄。程潜误以为蒋介石的这个把兄弟被人谋杀，吓得了不得，派出整连人再找，结果，终于在妓院找到一身便装的王柏龄。不久，北伐军又因孙传芳部反攻而撤出南昌。
再说程潜，此人是湖南醴陵人，曾任湘军都督府参谋和非常大总统府陆军总长、广东大本营政部部长。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武汉国民政府委员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任第一战区司令长、湖南省主席、天水行营。抗战胜利后，任武汉行辕。
程潜在高安找到蒋介石，状告不听命令的团长孙元良和擅离职守的王柏龄，蒋介石叫去戴笠，问北伐军官兵对此怎么看。戴笠告密说，程潜大发牢骚，讲如不严申军纪，他将无法指挥，打算辞职，将士们要求对孙元良、王柏龄严惩不贷。蒋介石挥手让他走开，派人把孙元良找来，好言劝慰一番，给笔钱，让他悄悄离队，找个地方避风头。然后，将第一军一、二师官兵集合于奉新城外，宣布说，攻南昌城失利，纯系某些将领和军官不听指挥造成。其中以孙元良罪过最大。为了整肃军纪，他已经把孙元良枪毙了。又宣布撤销王柏龄的师长职务。
缪斌、王柏龄惴惴不安地去见蒋介石。王柏龄敬毕礼，不敢落座。蒋介石拉住他的手，细言软语劝慰：“怪你们运气不好，吃了败仗。胜败乃兵家常事，以后小心就是。”接着，却又眼睛一瞪，吓得王柏龄差点跪下。蒋介石拉住他说，“程潜要我枪毙你和元良，不安好心。你们是我黄埔的人，我决不加害；倒是程潜离间之仇，不可不报。”
王伯龄感激得声音变了调：“校长——”
“好了好了。拿去，柏龄，这三千块够用吧？到日本避避吧。”
缪斌不知将如何处置自己，忙问：“校长，我……”
“你留着，有什么闲话，我替你担当。你可以跟旁人说第一师的失败应该由师长负责。反正柏龄去了日本，你不用怕，我也不会处分你。”
“那我……”
“你升官吧。我派你升任第一军副党代表。党代表本是汪精卫兼。他不干了，你就替我好好照料吧。”
直到11月17日，北伐军两个连始在一位工人帮助下，从德胜门旁的阴沟爬进城。大开城门，第三次攻下南昌。至此，孙传芳主力大部被歼。
第三战场是闽、浙方面。蒋介石情报灵通，知道孙传芳的主力在江西，在闽、浙战场兵力单薄，故特意派他的嫡系第一军出击闽、浙方面。不出意料，敌兵本来不多，又被分化瓦解，纷纷倒戈，第一军无大损伤便占领福建全省。
在北方，冯玉祥同共产党人邓小平、刘伯坚等从苏联回国后，1926年9月在绥远五原宣布加入革命，率国民革命军进入陕西，于年底占领陕西全省。
在此前后，由于革命形势向中原大发展，偏居一隅的广州国民政府感到鞭长莫及，难以处理解放区域的各问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遂在共产党吴玉章等主持下开会，决议“提高党内民主，反对独裁”、“发展工农运动”、“实行二五减租”和“迁都武汉”。消息传到南昌，蒋介石气得差点闭气，认为国民政府已被共产党员、左派人士把持，意欲同他分廷抗礼，便表示坚决反对。他发话道，迁都可以，但必须迁至南昌，意即国民政府须在他蒋某人卵翼下，由其操纵。
不料，广州国民党中央不买帐，喊出种种不中听的话：“我们坚决迁都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不是总司令的附属品！”蒋介石“嘿嘿”冷笑几声，一面派宋子文等联络英、美，戴季陶及吴铁城前往日本作说客，声明他要接受美、英、日支持，彻底解决共产党之意图；一面下令扣留经南昌前往武汉国民政府就任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大有将国民政府扣留于南昌的味道。但他终于未能如愿以偿，国民政府仍然迁至武汉。
蒋介石怒气冲天，声称不再与武汉国民政府打交道。他也晓得这是一件大事，不知国民反映如何，便命令戴笠加紧打探。戴笠东溜西窜几天，送来密报，讲民众都在骂蒋介石。蒋介石拍台打凳，顿足大骂：“娘希匹，我有枪，他们有头，就来试试哪个硬。谁敢说我做得不好！”
“你做得好，英、美朋友都这么说。”虞洽卿从上海赶来，一见蒋介石就说，“我是荷兰银行买办，又是上海英租界华董，所接触的美、英、日、荷人，统统说你能干，希望你从此彻底和共产党决裂。”
“嗯……”蒋介石沉思，有些拿不定主意，“太早。还要他们再给我卖一阵命。江苏、浙江、南京、上海都还没有拿下来嘛。不要着急，到时候我姓蒋的会走那步棋的。你告诉你的朋友好了。”
为了促使蒋介石下决心，虞洽卿告诉他，只要他同共产党彻底决裂，外国朋友资助他六千万美元。
蒋介石的眼睛瞪圆了：“六千万？这么多？”
“一个不会少。而且以后还有。只要你拿出行动。”
蒋介石生怕那六千万会落到别人手里，急忙行动起来：
1927年3月6日，派人杀害了江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
3月16日，以武力解散拥护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下的南昌市党部；
3月17日，命令捣毁国民党左派的江西省九江市党部、共产党领导的九江市总工会和第六军政治部；
3月23日，制造“安庆事件”，捣毁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安徽省党部和共产党领导的省总工会、省农会，打伤多人。
话说上海本是帝国主义各国侵略中国的大本营，市内布满他们的租界。对于如何攻打上海，蒋介石颇费踌躇，生怕一颗炮弹落入租界内，招致租界主人发怒，闹将起来，不好下台，故命令北伐军缓慢前进，以待形势变化。
机会终于让蒋介石等到了。原来，上海人民风闻北伐军已经打下南京，正向上海而来，纷纷磨拳擦掌，准备助一臂之力。他们不顾前两次起义的失败，准备继续举行第三次起义。于是，中国共产党人周恩来、罗亦农等人，于3月21日正午12时整，指示上海总工会发出总罢工命令，命令迅即送达各厂。80万罢工工人当即分头集中于闸北、沪东、沪西、南市、虹口、埔东、吴淞七处，举行起义，工人们高举菜刀、棍棒，向各警察局进攻，缴掉他们的械。待占领车站、兵工厂、武装起来以后，便同敌军在宝山、宝兴、共和、大统等路及北路一带展开搏斗，共经过两天一夜血战，于22日占领上海，建立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迎接北伐军进入上海。
至此，从北伐开始，只用了9个月时间，北伐军就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等省和武汉、南京、上海等大城市，席卷半个中国，歼灭北洋军阀部队30余万人，取得北伐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