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联合四川、广西、广东、贵州等省军阀，向武汉国民政府辖区湖南、湖北进攻、帝国主义、资产阶级亦对武汉国民政府采取经济封锁，使武汉国民政府处于军事、经济双重压力之下，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的反动倾便使迅速增长。
为了挽救革命形势，在共产党大部分中央委员坚决要求下，共产党1927年4月27日，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瞿秋白等严肃批评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建立革命政权的建议。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职工运动决议案》、《第五次代表大会宣言》等决议和文件，指出陈独秀的政治路线是错误的；规定没收大地主和反动派的土地分给农民，建立农民政权和组织农民自卫军，普遍发展工人纠察队。最后，在陈独秀口头赞成大会决议的情况下，大会仍选他担任党中央总书记。而陈独秀，并未从思想上认识到自己的错误给革命造成的危害，在重新当选后，仍是外甥打灯笼，“照旧（舅）”走老路，继续向武汉国民政府内的国民党右派势力退让、妥协。
在此背景下，汪精卫集团公开发出拥护厂主、商人利益，反对工人、店员之宣言及庇护地主，诬蔑农民协会的通告，并下令解散湖北黄冈和黄陂两个最大的县农民协会。
5月17日，夏斗寅在宜昌发动叛变，进兵武汉，不几日便达距武昌仅40里的纸坊。
5月21日，许克祥等人在长沙调动，趁夜袭击工会、农会，成立“清党”，大肆捕杀共产党人。
时隔两天，长沙附近各县十万工农集合，反攻许克祥部，攻打县政府，并预定5月31日攻击长沙。许克祥兵力不多，内心发慌，转而要挟当地的陈独秀机会主义者，迫使他们下令不准农民进城。汪精卫乘机吹冷风：“十多万农民连一个团也打不过。”许克祥遂乘机反扑，仅二十多天，即攻占长沙及其附近二十余县，屠杀共产党员、工农民众一万多人。
6月5日，江西朱培德下令南昌戒严，释放被工农群众抓获送监关押的蒋介石爪牙，“礼送共产党人出境”。
更有甚者，武汉方面派出的北伐军，在唐生智带领下，已打至河南，同由陕西出兵打到河南的冯玉祥国民军会师于郑州。汪精卫同冯玉祥开会，商定唐生智部返回武汉，镇压工农群众；冯玉祥同蒋介石在徐州开会，达成联合反共协议。经过冯玉祥的“调解”，蒋介石同意“宁汉合流”，条件是武汉国民政府必须“分共”。
会后，冯玉祥一回到郑州，便实行“清党”，解除军内共产党人的职务，“礼送共产党人出境”。
汪精卫反共面目日益暴露，共产党内毛泽东等坚决要求加强农协、工会武装，镇压反动派破坏活动等。但是，陈独秀以家长式的专断，拒绝一切正确意见；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易又违反党的纪律，把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发展的《五月紧急指示》内容——为坚决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吸收更多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和5万革命群众，编成几个新军——交给汪精卫看。
汪精卫正苦于找不到“分共”借口，便抓住这个指示，诬蔑共产党要“篡权，实行一个党专政”，“自成武装，反对北伐”，暗示何键在武汉发表反共训令，命令所部与共产党分裂，捕杀共产党人。
陈独秀仍不觉悟，继续幻想以退让保持与国民党的联系，遂下令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将枪械全部交给国民党，甚至连劳动童子军的木棒亦须交出；并宣称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受国民党党部的领导与监督”，“共产党不仅不实行一党专政，而且参加武汉国民政府”，“并不含有联合政权的意义”。因此，共产党人可以“请假”名义退出政府。
陈独秀的全面退让、投降，使汪精卫有恃无恐，得寸进尺，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国民党常务委员扩大会议上逐条地宣读《5月紧急指示》，并大肆渲染、歪曲、蛊惑。会议通过了所谓“分共”决议案，宣布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及军队中有职务者，自即日起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国民党党员未经许可，加入他党者，以叛党论。
汪精卫步蒋介石后尘，公开背叛革命。武汉政府便以血腥屠杀对付共产党员，仅国民党武汉市党部就有100余名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被杀害。鲍罗廷、罗易、维经斯基等百余名顾问或工作人员纷纷离开中国返回苏联，刹时间，大江南北一片白色恐怖。北伐革命至此彻底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