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朝以后，清朝面临内忧外患，对于思想学术等的高压统治则不得不放缓，之后的学者于是放弃了经典不问世事的姿态，乾嘉学派逐渐淡出历史舞台。
虽然学派有一定的压抑新思维和脱离社会的缺点，但是由于百余年间一大批饱学之士刻苦钻研我国传统文化，学派对于研究、总结、保存传统典籍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吴派
吴派，清代乾嘉之际率先以古文经形式进行纯汉学研究的地域性学派，因其代表人物惠栋为江苏苏州人而得名。吴派主要成员都来自隶属清代苏州府籍的学者如沈彤、江声、余萧客、褚寅亮等。
作为著名学术流派，其空间涵盖面相当宽泛，如洪亮吉、孙星衍、王昶、王鸣盛、钱大昕等分别隶属清代常州、太仓、松江府州的阳湖、嘉定、华亭三县人。
又如稍后的江藩则系扬州府甘泉县人。因此，所称吴派实际上是清代乾嘉之际以苏州地区为核心的由江南学者组成的汉学研究群体。
吴派的儒学研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易》学研究是吴派学术最为显著的特种。吴派开创者惠栋一生致力于汉代《易》学的研究，著有《周易述》、《易汉学》、《易例》等。
二是《尚书》学研究是吴派学术的第二表征。吴派学者的《尚书》研究，始于惠栋《古文尚书考》。该书继清初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后，再度考订东晋晚出之25篇为伪。
三是治学兼及考史，是吴派学术的第三个表征。吴派学者虽偏重于古经汉疏的研究，但也深研史学。惠栋撰有《左传补注》、《后汉书补注》、《续汉志考》等。吴派中以考史著称的是王鸣盛和钱大昕，《十七史商榷》和《二十二史考异》是他们的代表作。
他们不仅精于考证舆地职官、典章制度，而且批评宋明理学家臆测历史，模仿圣人《春秋》笔法，对史事大加褒贬的学风。
皖派
皖派，清代乾嘉之际与吴派并称、以古文经形式的纯汉学研究的地域性学派，因其主要代表人物戴震为安徽休宁人而得名。
作为地域性学派，皖派的主要成员都隶属清代安徽徽州府籍的学者，如程瑶田、金榜、洪榜、汪绂等，然其空间涵盖面也涉及到江苏金坛、扬州等地，如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等。
因此，皖派实际上是以安徽徽州地区作为核心，由戴震弟子为骨干的汉学研究群体。
皖派以研究汉经为宗旨，在强调汉代经学的家法师法的同时，并不一味尊信。因此，皖派尊奉的是汉以来经师研究语言文字的传统。
除了研究语言文字之外，皖派对名物、制度、古文献的校勘、考证，也是皖派学术研究的主要内容。皖派学者的经学研究，虽偏重于音韵、名物、制度和版本的考释方面，但对我国传统数学也进行了重点研究。这种精神为后来的扬州学者所继承。
扬州学派
扬州学派，指清代活跃于扬州一带，以王懋竑、王念孙、王引之、汪中、焦循、阮元等为代表的学派。产生于皖派戴学基础之上，其中王念孙是戴震弟子，任大椿是戴氏同事，焦循一生推崇戴学。
清代学术，吴派最专，皖派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扬州学派继承和发展戴震治学特点，首在能创，如焦循研究《易经》，黄承吉治文字学，均前无古人，自创新例；次在能通，王念孙研究训诂，阮元研究名物制度，汪中辨明学术源流，都能融会贯通。
扬州学派治学规模、次第、方法，集吴、皖二派之长，又独具风格，非吴、皖所能及。如焦循在阐明性理、探究经学、教戒子弟等方面都强调会通，主张日新，反对据守和所称定论。
在求知领域上，扬州学派不仅研究经学，也研究史学、诸子、历算、词曲、戏剧、谣谚等。在自然科学、哲学、教育、训诂、校勘、编书、刻书等方面都有贡献。
常州学派
常州学派，清代乾隆、嘉庆年间出现的，以庄存与、庄述祖、庄绶甲、刘逢禄为代表的，研究《春秋公羊传》的今文经学派。由于他们都是清代常州府人，故得名。最初根据今文《公羊》经说，发挥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故也称“公羊学派”。
常州学派由庄存与为先导，刘逢禄奠基，与吴派、皖派一样，其涵盖面不局限于常州府。
如曲阜孔广森、吴县宋翔凤、江都凌曙、句容陈立、仁和龚自珍和邵阳魏源等，他们推崇西汉今文经，研究兴趣在《春秋公羊传》，援用常州学派的公羊学理论，也隶属于常州学派。
常州学派有一个明显特征，其成员多近亲。庄存与、庄述祖、刘逢禄、庄绶甲、宋翔凤，他们之间有亲戚关系，是血缘的纽带联结起来的。
在学派归类定性上，常州学派属于晚清今文经学的复兴。清代今文经学的复兴，就时间而言始于乾嘉，盛于道光年间。
就清代学术发展流变来看，常州学者的《公羊》学研究，虽与吴派、皖派乃至稍后的扬州学派在治学上迥异其趣，但其研究汉代今文经学，本质上仍属于汉学的一部分。
因此，从学术流派的角度而论，常州学派是与吴派、皖派并列的以今文经形式的纯汉学研究的地域性学术流派。
常州学派的今文经研究风格，有别于拘守马、郑古文经学的吴派和皖派，而呈现出自己的特色。其特色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拘汉、宋门户之见，重在“剖析疑义”；二是不拘门户，兼采汉、宋。
常州学派的影响很大，鸦片战争前后，龚自珍、魏源以《公羊》经义，发挥政见，抨击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光绪间，廖平分析经学，详论汉今古文学的歧异，以为古学系伪造，今学乃孔子自创新制。后来康有为利用今文“托古改制”，作为戊戌变法的理论依据。
宋学派
宋学派，指以方东树、唐鉴等为代表的批评当时汉学家以六经为宗、以训诂治经，遵循宋明理学家以义理注释经典的学派。
宋学派治经特点是训释经典注重义理，援引天理、性命为说，兼杂佛、道思想。于诸经中，尤重《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崇尚程颐、朱熹的经注。
“宋学”即宋代经学的简称。宋学作为经学史上的重要学派，盛行于宋明时期，沿迄至清代初期。其治经特点是训释经典注重义理，援引天理、性命为说，兼杂佛、道思想。于诸经中，尤重《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崇尚程颐、朱熹的经注。
清初，宋学得到官方的大力提倡，顺治、康熙、雍正、乾隆不但亲自纂定理学著作，如《周易折中》、《周易述义》、《书经传说汇纂》、《诗经传说汇纂》等，而且重用理学大师。因此，宋学成为清初的官方哲学思想。
乾嘉时，儒经汉疏的研究炽盛，对此，首先与汉学立异维护宋学的则是安徽桐城的方苞、姚鼐、翁方刚等一批从事散文创作的文士。直至称为“姚门四杰”的方东树、管同、梅曾亮、刘开才以扬宋抑汉为己任，其中对汉学提出系统批评的则是方东树。
方东树之后，宋学派有当涂夏忻、夏炯、夏燮，持论大体如方东树。曾国藩虽踵桐城学脉，而就其个人学术旨趣，已趋于汉、宋兼采。道咸之际，宋学派遂为学界汉、宋调和兼采者取代。
维新派
维新派，活动于19世纪90年代的我国资产阶级政治派别之一。因受中日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严重的刺激，主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振兴国家而得名。
他们提倡资产阶级新文化，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积极从事变法的理论宣传和组织活动，先后在北京、上海、湖南等地建立强学会、时务学堂、南学会。
维新派以康有为、严复、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主要代表，他们不仅是个政治团体，它的许多主张对儒学也构成了冲击。
该派打出“孔教复原”的旗帜，继承今文经学的传统，发挥《春秋公羊传》的思想学说，对儒学向新入学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国粹派
清末资产阶级革命派队伍中的一个派别，带有一定的新儒学性质。1905年2月，国学保存会的成立是其出现的最重要标志。
国粹派成员多为具有传统学术根底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主要代表人物有章炳麟、邓实、刘师培、黄节、黄侃、马叙伦等人。主要发行《国粹学报》和《政艺通报》两种刊物。
国粹派思想繁杂，品流不一，就其主流而言，其所称国粹，即我国固有文化之精华，主要包括我国有史以来的语言文学、儒学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的“可为法式者”三项。
国粹派宣传传统儒学中的重夷夏之防的思想，借以鼓吹反清排满的民族主义，主张：
一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热潮”，即借助国粹宣传排满革命、救亡图存。
二是提出“国学、君学对立论”，颂扬国学，批判君学，反对帝制。
三是从“国学”中寻找变革政体、实行民主共和的根据。
四是提出其独特的“中西文化观”强调在效法西方、改革中国政治的同时，必须立足于复兴中国固有文化，从传统文化中发掘为我国近代化所需要的东西。
国粹派思潮在辛亥革命前几年，影响颇大。它在配合宣传同盟会的三民主义政纲、抵制盲目西化，改变学术风气等方面，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然而，国粹派的封建文化因袭负担太重，过于重视古典儒学力量，不能正确处理继承与批判历史遗产的关系，一味地鼓吹发扬国粹，在客观上又配合了封建守旧派和君主立宪派的需要。辛亥革命后，逐渐蜕化为复古保守势力，起了阻碍革命的作用。
桐城派
桐城派，即桐城文派，又称桐城古文派、桐城散文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均系清代安徽桐城人，故而得名。
桐城派在清代文坛上影响极大。时间上从康熙时一直绵延至清末；地域上也超越桐城，遍及国内。
主要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之外，还有方氏门人沈彤、王又朴、沈庭芳、王兆符、陈大受、李学裕。
刘大櫆门人王灼、吴定、程晋芳等，姚鼐门人管同、梅曾亮、方东树、姚莹等。追随梅曾亮的还有朱琦、龙启瑞、陈学受、吴嘉宾、邓显鹤、孙鼎臣、鲁一同、邵懿辰等。
桐城派的文章，内容多是宣传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学；语言则力求简明达意，条理清晰，清真雅正。他们的许多散文都体现了这一特点。
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为“阐道翼教”而作；在文风上，是选取素材，运用语言，只求简明达意、条例清晰，不重罗列材料、堆砌辞藻，不用诗词与骈句，力求清真雅正，颇有特色。
桐城派的文章一般都清顺通畅，尤其是一些记叙文，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都是著名的代表作品。
桐城派的“载道”思想，适应清朝统治者提倡程朱理学的需要；“义法”理论，也能为“制举之文”所利用，故得以长盛不衰。他们在矫正明末清初“辞繁而芜，句佻且稚”的文风，促进散文的发展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辞赋大师潘承祥先生评价道：“桐城古文运动，是唐宋古文运动的继续、发展、终结。”
桐城三祖
桐城三祖，指的是桐城派的三个重要人物，即方苞、刘大櫆、姚鼐，其中方苞为桐城派创始人。
阳湖文派
阳湖文派，清代乾隆、嘉庆时期的散文流派。代表人物张惠言、恽敬都是江苏阳湖人，故以名派。此外，阳湖文派还有庄述望、庄献可、陈石麟等。
阳湖文派脱胎于桐城文派，在桐城文派一统文坛的情况下，别立新宗，开门立派，成为与桐城文派分庭抗礼的文学流派。
当桐城派散文在文坛影响极盛之际，阳湖文人恽敬、李兆洛，武进文人张惠言，接受桐城派影响的同时，提出了一些不同的主张，世称阳湖派。
这一派成员，在总体上是以桐城派为宗的，但在许多方面有突破。他们对桐城派大家都有批评。但在理论和创作上，阳湖文派不及桐城派影响大。
恽敬有《大云山房文稿》8卷，尤以碑志写作出色，颇得史法。张惠言又是常州词派创始人。其古文风格骏逸，较桐城派为旷达，也比较讲求词采。
汉宋之争
汉宋之争，清代汉学和宋学之间进行的一场争论。在我国传统学术中，汉宋之争是个长久委决不下的问题，本来，汉学和宋学都是传统儒学“经学”当中的派别。
“汉学”之得名，是因为继承了汉代的经学、尤其古文经学的传统，注重对经典作实事求是的考据工作，似乎更接近于科学；而“宋学”之得名，则是因为继承了宋代理学、尤其心学的传统，注重对经典作微言大义的发挥工作，似乎更有哲学意味。
明确地亮出旗帜的“汉宋之争”，是从清代嘉庆年间开始的。当时江藩写出了《国朝汉学师承记》8卷，表彰乾嘉学派的训诂考据之学。此书甚至把开创清代学术风气的黄宗羲、顾炎武都置之卷末，认为他们颇近于理学或者宋学。
为反击《国朝汉学师承记》，方东树作《汉学商兑》三卷，针锋相对地否定乾嘉学派，维护程朱理学也即宋学。
纵观整个经学历史，汉学的两个典型形态是汉代“古文经学”和清代“乾嘉学派”。汉代经学分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两大派别。
清代经学家阎若璩、胡渭、惠栋、戴震等人继之，学习汉代古文经学注重训诂考据的治学方法，形成了吴、皖二派的盛极一时的乾嘉学风。平心而论，乾嘉学派在“通经”方面创获空前，但是在“致用”方面却谈不上。唯其如此，才有“宋学”的兴起。
宋学的两个典型形态，是宋代广义理学、尤其心学，和清代“常州学派”以至晚清“今文经学”。及至清代中叶以后，今文经学得以复兴，其代表是以庄存与、刘逢禄为领袖的常州学派。后经廖平、一直至康有为，“宋学”、尤其是春秋公羊学成为维新变法的思想武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