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国际政界领袖，学者们的认识更加专业。印度汉学家、尼赫鲁大学教授狄伯杰不仅回顾了印中的丝路交往，还认为海上丝绸之路“从中国到印尼、泰国、缅甸、斯里兰卡以及非洲等地的港口的基础设施将会整合到一起，相关参与方可以共同利用。他说，如果印度也参与，将有助于解决印度国内部分发展问题”。他认为，“海上丝绸之路从共同安全、共同繁荣的立场出发，解决亚洲面临的问题，非常有意义”。新加坡的一位资深学者则认为，“一带一路”涵纳了重要文化意蕴，是以和平、开放和包容为重要精神元素的古老中华文明在释放自信，彰显复兴。2015年初，在由中国投资协会主办的以“五通”为主题的“中国海外投资新年论坛”上，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秘书长沙祖康说：“‘一带一路’是伟大的创举，有巨大的潜力。经贸合作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核心目标，互利互通的基础设施是建设‘一带一路’的前提，不同文化、不同文明包容是共建‘一带一路’的基本保证。”
“一带一路”的发展构想，在中国国内与国际的巨大反响，彰显了它的战略重要性、建树性和未来的指向性和操作实践中的不可替代性。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首次明确提出的成功的具有全面影响的全球性经济发展核心战略。
说首次，不是说中国从来没有提出过全球性发展战略主张，毛泽东的“三个世界”论断和邓小平“东西是和平问题，南北是发展问题”的有关论述，都触及问题的本质。但由于当时中国与世界所处发展历史阶段的不同，前30年处在全球冷战的阴影中，后30年处在百废待兴的改革开放初期，既没有今天的经济实力和世界影响，也还来不及和缺乏相应的条件提出更有针对性、更能切中时弊的关键战略主张。有外间评论说，中国已经告别了“韬光养晦”的时代，这个评论并不准确。准确些说，是世界应当进入“韬光养晦”的时代，韬经济发展之光，养零和博弈之晦，都应当把发展视作硬道理，扩大发展机遇并创造发展机遇。
说成功，也并不是说中国的“一带一路”构想已经经过了长时间的验证，已经完全走向成熟，而是说，这个构想就是从2000年以来中国已有的实践出发，又立足于新的全球发展实践，在历史与现实交集的实践土壤里诞生的构想与思想，具有实践的可操作性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导向性。不仅对发展中国家经济体有意义，对发达国家经济体同样有意义，对正在不断推进的经济全球化有着全面的影响。
说是核心战略，则是因为发展不仅是硬道理，也是世界所有国家和民众无须翻译的共同语言和语境。基于不需要辗转理解的基础战略层次，不仅影响和决定着包括经济战略、环境战略、科技创新战略、文化战略、能源战略、海洋战略、网络安全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和外交战略的面貌，影响着改革开放的走向，也会深刻影响经济全球化的走势，影响100多年来国际地缘政治逻辑的合理回归。就中国来讲，“一带一路”发展是2000多年历史发展的承接，是30年前东部沿海发展战略和20年前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新突破，但并非是原有半径和范围的承接和突破，提升为世界各国各地区共同发展、和平发展的更高境界，具有更大的发展能量，换言之，是把中国的发展梦同世界的发展梦紧密地连在一起，成为影响世界和谐发展的战略核心因素。
2015年3月26日，博鳌亚洲论坛开幕，习近平主席发表《迈向命运共同体，开创亚洲新未来》的讲话，全面提出和阐述了坚持合作共赢、共同发展；坚持实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坚持不同文明兼容并蓄、交流互鉴。习近平主席指出，“一带一路”建设秉持的是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包容的。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沿线国家的合唱。在博鳌论坛举行期间，国务院授权国家发改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具体明确了建设开放、包容、欢迎世界各国和国际、地区组织积极参与的合作方向。丝绸之路经济带当前合作的重点是畅通中国经中亚、俄罗斯至欧洲；中国经中亚、西亚至波斯湾、地中海；中国至东南亚、南亚、印度洋的通道。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点方向是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印度洋延伸到欧洲和从中国沿海港口过南海到南太平洋。在陆上，要依托国际大通道共同打造新亚欧大陆桥和中、蒙、俄，中国中亚西亚，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走廊；进一步推动中巴，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海上则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建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积极同沿线国家共商、共建自贸区，发展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加强旅游合作。“愿景与行动”对国内重点涉及省区与城市进行明确定位：西北的6省区，新疆要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陕西西安要打造内陆型改革开放新高地；要加快兰州、西宁开发开放，推进宁夏内陆开放型试验区建设；发挥内蒙古联通俄、蒙的区位优势。东北3省则要建设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完善黑龙江对俄铁路通道和区域铁路网，以及黑、吉、辽与俄罗斯远东地区陆海联运。西南地区，广西要成为“一带一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云南要打造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成为面向南亚、东南亚的经济辐射中心；西藏则要推动与尼泊尔等国家的边境贸易与旅游文化合作。要打造重庆市西部开发开放重要支撑和成都、郑州、武汉、长沙、南昌、合肥等内陆开放型经济高地，打造“中欧班列”品牌。在沿海5省市，支持福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加强上海、天津、宁波——舟山、广州、深圳、湛江、汕头、青岛、烟台、大连、福州、厦门、泉州、海口、三亚等沿海城市港口建设。要发挥海外侨胞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独特优势，并为台湾地区参与“一带一路”作出妥善安排。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建设命运共同体，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成为焦点与亮点主题，“一带一路”开始揭开新的一页。
丝路的历史和现实魅力
丝绸之路在历史上既有高潮，也有相对低潮，有不同的大宗贸易产品主流，如丝绸、茶叶、瓷器、香料等，有不同时段的贸易人群组合，也有官方与民间之分，两千多年来从未间断过。一直到清末民初茶叶贸易和生丝贸易依然兴旺，“二战”发生之后中断，计划经济年代里难以复苏，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使她重放光彩，再次造福世界。“一带一路”在短时间里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力，不仅仅是因为丝路历史辉煌以及未来将带给各国各地区的诱人的发展前景，更是由于丝路发展的历史与现实特征。历史特征主要是贸易的对称性和平等性、文化与发展的包容性、丝路贸易的和平性。现实特征则是共建、共享、合作内涵的延展性、丝路联通的通透性，以及经济和文化硬软实力交相融汇的浑然一体性。
“一带一路”与古代丝绸之路有着明显的承继性，带着各国经济技术交流的历史基因，甚至可以说是中国自古以来即有的造福天下的朴素的“经济全球化”贸易的萌芽。有了丝绸之路才会有四大发明的西传，才会有后世文明发展的新的动力。那种认为丝绸之路只是遥远的过去，只有令人感触万千的“汉唐魏晋宋元”，而不知其有更为远大未来的静止的观点，是一种对丝绸之路的误读；认为中国对国际丝路的开拓从来都是被动的，也是一种误解。笔者有时甚至在想，有哪位学者能够从中华多民族的历史和特定时期的丝路贸易形态着眼，去梳理2000多年的丝路贸易史，一定连他自己也会大吃一惊。说到底，丝绸之路是一个具有顽强生命力和具有文化包容性的人类文明沟通行为与连续活动。这是一条千古不废的发展之路。从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历史深处走来，其生命力之顽强，犹如旷野里见证丝路繁荣的胡杨，生千年，长千年，立千年，不死不倒又千年。从张骞通西域、马可·波罗游东方再到郑和航海，历时600年，他们分别开启和记录了中国丝路发展的几个伟大时代。到现在又一个600年过去了，中国在一度衰落之后再次复兴，重新开启新的丝路发展时代，并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与中华民族的即将全面复兴。就陆上丝绸之路来讲，2000多年里荣辱更替，过去曾是无可替代的欧亚大陆间的经济、技术和文化交流大通道，是当时世界梦想的中心舞台，承载了数之不尽的历史信息。你可以说它是丝绸之路，也可以说它是彩陶之路、瓷器之路、青铜红铜铁器火药纸张印刷术科技传播之路、茶马与车骑之路、农牧业产品基因交汇之路和不同国家民族的文明理念交流之路，还可以说它是民族迁徙、民族融合和亚欧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之路。现在它要承载更大的历史使命，成为各国各地区不断推动贸易投资经济技术合作的共同发展之路。
在历史上，丝绸、瓷器、茶马和香料是流通在丝绸之路上的四种大规模交易产品。交易链最长的是丝绸，处于价值链顶端的也是丝绸，这就是李希霍芬将其命名为丝绸之路的根本原因。说到底，丝绸是一个重要的有生命的贸易符号，它代表着很长时期亚欧贸易的繁荣，也将代表未来亚欧与世界贸易的进一步繁荣。在遥远的古代，这条路如此漫长，中转环节又如此复杂繁多，参与贩运交易的不同国家地区的人群如此众多，带动各种商业链发展的拉动力量如此强大，影响文化、技术、艺术乃至宗教传播等各种文明要素的能量与能力又是如此无与伦比，以致我们在基本搞清它在中国的复杂的线路演变与它在中亚、西亚的直接走向之后，依然未能完全弄清它在地中海、在欧洲的辗转间接的传播路线。或者说，李希霍芬更多是发现了丝绸之路的源头方向，还来不及发现全视角的对流方向。倒是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从西方的视角更详尽地叙述了东方对西方的丝路影响。但不管怎么说，这都不妨碍我们对它的过去和未来将要作出的贡献进行评估。
事实上，丝路上千年流转的不仅是“四大发明”的古代高技术，丝绸、瓷器、茶叶和香料“四大商品”也组成了古代中国高技术产品方阵。对丝绸贸易、瓷器贸易、茶叶贸易，人们耳熟能详，但对香料贸易，往往以为全是舶来品。香料中确乎有舶来的，如矿物性香料安息香产自西亚，动物性香料如龙涎香产自印度洋国家，但植物性香料如沉香、檀香的主产地却在中国的两广、西南地区和东南亚，在很长时间里，中国是植物性香料的输出国。广东中山市在历史上称为香山；隔珠江口相望以香名港的香港是香料的最大输出输入港；因为这些地区历史上属于东莞管辖，所以输出的香料统称为莞香。这都提示了香料贸易是与丝绸、瓷器、茶叶齐名的大宗商品，作为高档奢侈品同样价值不菲。
西方引以为骄傲的航海贸易，事实上也并非西方独家专利，郑和航海更早、更成熟也更有规模。近百艘大型商船，27000名船员，搁在今天也蔚为壮观。与郑和比肩的还有《一千零一夜》中的阿拉伯水手“辛巴达”，“辛巴达”实有其人，其原型就是海上丝路古代目的地阿曼的航海家欧倍德。公元8世纪，他驾着一艘单桅杆木船，两年里航行万里，到达中国的广州并在中国定居。从更广的视角看，古代中国人、阿拉伯人、中亚人和印度人是海陆丝路共同的开拓者。当然我们也不会忘记那位年轻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他是在“辛巴达”之后、郑和之前“双丝路”的唯一的亲历者。马可·波罗17岁离家，在中国度过了最精彩的25年的年华，1295年才回到威尼斯。威尼斯学者赖麦锡曾高度评价马可·波罗，认为他比哥伦布更伟大。其实，他也比发现和命名丝绸之路的李希霍芬更有成就。李希霍芬发现了陆上丝绸之路，马可·波罗却更早地海陆双程走上了丝绸之路。他从霍尔木兹登岸，又从今天的阿富汗巴达克山地区的瓦罕走廊商道进入中国，在走过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和西南丝路地区远至缅甸的蒲甘，于1292年启程回乡，由运河南下，经扬州、杭州到达泉州大港，踏上经由占婆（位于今越南中南部）再到马六甲、安达曼海、锡兰岛、印度西岸、波斯湾的海上丝绸之路的全旅程，是世界上完整地实现了古代“一带一路”的全方位伟大旅行的绝无仅有的第一人。
值得注意的是，马可·波罗回乡之时，给威尼斯带去了元代盐币、纸币和丝绸币的重要金融信息，从他那里，欧洲人第一次听说了纸币，并引发了整个欧洲金融界和商界的一场革命。他带回欧洲的镜片也是欧洲显微镜与望远镜的创造原型。因此，对于丝绸之路文化与贸易所包容的历史贡献，似乎不能仅止于四大发明的西传，欧洲文艺复兴大门的开启和欧洲的金融商业革命同样源起于东方。
这里并不是在贬低哥伦布的成就，东西方航海结局的根本区分在于殖民与非殖民的区分。仅从海权贸易逻辑上讲，中国同样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伟大的海权国家。或者说，陆上丝路与海上丝路的早期开拓与欧亚及非洲多元文明的直接交流有着更直接的关系。中国从古至今既是陆权国家也是海权国家。
丝绸之路具有三个明显的历史特征。一是贸易的对称性和平等性，二是文化与贸易发展的包容性，三是丝路贸易的和平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