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需要发展战略的同步转型。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开放经历了东部沿海发展、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和沿边发展的不断升级，“一带一路”是使中国经济走向更大开放的4.0全球市场版。中国从“打开国门”全面转向“走出国门”，全面发展开放型经济，是通向发展新境界的强国富民之路。“引进来”和“走出去”是开放型经济起飞的两翼，中国资金、资本伴随和支撑中国企业“走出去”，反映了中国在国际分工与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正在发生巨大变化。
中国开放的4.0全球市场版
“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是基于对中国国内发展与国际经济的准确深刻的判断。从国内来看，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需要新的发展战略，需要在经济转型中同时实现发展战略转型。转型不仅意味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意味着产业升级，更意味着深刻广泛的改革与更加全方位的开放。战略转型是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题中应有之义，甚至在经济新常态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战略转型并不是简单的转换，是承前启后，是在与世界经济互相融入中继续抓住发展机遇、扩大机遇、创造机遇，实现生产要素和资源配置的更大循环。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开放战略经历了东部沿海发展、沿边发展和西部大开发的逐步升级阶段，“一带一路”是中国经济开放的4.0全球市场版。
“一带一路”发展战略也是中国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推进东部沿海发展战略、推进沿边发展和推进西部大开发之后的又一个重大经济战略选择。在可预见的十几年和几十年里，陆上丝绸之路将会出现周期性的大复兴，继续成为千古不废、充满活力的经济发展的高速路，在亚欧大陆的经济发展中再次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海上丝绸之路也会变得更加活跃，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新的动力源。
中国东部沿海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和沿边开放，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三部曲，而经济全球化也从小规模小范围的经济联合体、较大的经济共同体再到跨大经济区域合作发展，走过了步伐参差不齐、程度不一的三个发展历程，目前都进入了新的深化阶段。如果说，中国东部沿海发展是中国开始接入经济全球化的1.0版，西部大开发包括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是2.0版，沿边开放是过渡性的3.0版，“一带一路”发展就是4.0版的新的开端。
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主席把发展机遇的发动点放在了中国东南沿海，特别是与香港地区这个老资格自由港相连的深圳特区，一举推出了东南沿海经济战略。事实证明，这是一个影响全局的意义深远的历史性选择。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包括广东、福建、浙江、上海、江苏以及山东和后来设置的海南省，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第一批核心地区，经济总产出占到全国的一半以上。两个黄金三角“珠三角”和“长三角”前后形成，一批有高成长潜质的沿海开放城市也成为经济开放的前沿。
伴随东部的发展，一时间“孔雀东南飞”，持续不断的“民工潮”以及各种资源，包括各种生产要素即资本、技术、能源、人才与劳动力一路向东南沿海先发展的地区流去，出现了蔚为壮观的下深圳、渡海南的历史性大开发现象。“深圳速度”成为东南沿海发展速度和中国发展速度的代名词。在这个过程中，土地这种稀缺的不可再生资源也从传统的农业用地中分化出来，出现工业用地、商业用地乃至整乡整村用来建设新开发区和新城的“地方政府政策用地”。新的令人心动的“城市化”“城镇化”浪潮涌现，并以“城市化”的名义占去数量惊人的耕地，房地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东南沿海地区起步向内陆扩散，东南沿海地区发展成占全国GDP的12%至16%的庞大产业和产业群集聚地区。
东部沿海发展的起点并不高，基本是承接当时环绕东部沿海地带“阵起飞雁”的“四小龙”即日本、新加坡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的产业转移，是在国际产业水平分工的最上游和最下游，具有“三来一补”“两头在外”的特点，或是加工业或是组装业，技术含量低，劳动密集，但好用好使，初步完成了东南地区的原始积累。随着东部产业自发升级和进一步发展，引起中部和西部人们的发展联想和强烈愿望。梯度发展理论由此引起关注，即从东部发展的起点基于及时承接亚太“四小龙”产业转移的事实，认为按照产业转移的规律，接下来会是中部，然后是西部。殊不知，梯度发展走向的判断，在本质和经济学意义上首先是价值洼地理论，而不完全与地理地缘有关。因此，预想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并没有按照梯度发展的时间表转移，而是出现了更复杂的发展不平衡现象。
2003年，中国中部6省在发展的呐喊中迎来中央政府的决策，要求及时解决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塌陷”问题。从1980年到2003年，在东部经济占比由50.2%上升到58.86%的时候，中部经济一路下滑，人均GDP只及全国平均水平的75%。解决中部经济“塌陷”问题最终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这种成功，主要是因为找准了切入点和操作点，抓粮食基地、煤炭能源基地建设，抓现代装备制造业，抓循环经济，抓长江、陇海、京广、京九“两横两纵”交通资源优化配置和相应的“两横两纵”经济带的发展。后来又明确为“三个基地，一个枢纽”，在粮食、煤炭之外，加上同样重要的水资源基地建设。中部有没有承接“长三角”“珠三角”产业转移呢？当然有，但不是主要因素。因为那时候的“长三角”“珠三角”以出口为主导的外向性经济发展正欢，无暇西顾，在机会成本上也未必有这种动力，倒是中部从“两横两纵”交通水平提升中，从“两横两纵”经济带之间联系度加大的发展格局中，找到了融入发展的机会。人们记得，那时湖南省一个重要的发展提法是融入“珠三角”，安徽是融入“长三角”，而不是被动反向承接。
从2006年到2010年、2012年到2014年，中部崛起之路走了将近10年。中央政府先后出台了至少四个促进中部崛起的意见和规划。“两横两纵”经济带战略效果明显，诸如武汉都市圈、郑汴一体化、鄱阳湖循环经济试点、湖南“长沙、潇湘、湘西”三个文化产业带等，亮点频出，这个拥有3.6亿人口，人口与经济总量分别占全国28%和20%的经济“塌陷区”，终于全部进入经济总量“亿元俱乐部”。
西部开发的声音在时序上要比中部崛起早，但地理因素、基础因素和环境制约决定了这是一个跨世纪的工程。产业转移规律能不能很快奏效并顺理成章地复制东部的发展，人们寄予很大期望，但事情要复杂得多。2006年，有学者选取制造业发达的浙江和广东两省中9个具有代表性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即食品加工、食品制造、饮料制造、纺织业、服装、皮革、家具制造、造纸、塑料制造业变化状况，对照西部人口相对密集的西南地区，即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四地的产业发展情况，进行区位商评价方法研究分析，得出的结论：一是浙江省在选取的9个劳动密集型产业中，除了食品和饮料制造业，其余6个产业的区位商都大于1，其中纺织业和皮革、毛皮制造的区位商超过了2，而广东省除了食品、饮料、纺织业，其他5个产业的区位商都大于1。说明浙江和广东两省依然是劳动密集型企业集中地区。二是西南四省的大多数劳动密集型产业都没有比较优势，而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总体上仍具有比较优势。也就是说，在东部地区发展二十多年之后，预想中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东部沿海向西南地区转移是滞缓的。那么，西部是不是要陷入发展失望，当然也不会的。西部也有自己的发展路数，有自身的担当，当然也不排除对自身优势的尚不完全准确的判断。
首先，东部的发展对西部是个市场启蒙，“浙商”与“温商”就是启蒙的“教师”。他们走遍了西部，是中国西部开发的第一批生力军，有效地改变了西部的经济封闭观念，有效地改变了西部商业市场的地图，有效地提升了西部市场的人文环境，有效地帮助西部居民改变了经济生活的“匮乏”状态。他们的努力在客观上提升了西部人的产业理念和对就业的开放，可以在继续“孔雀东南飞”中去“打工”，也可以从事从保姆到“月嫂”的更多服务业，还可以“孔雀西北飞”，或者像温州人一样去创业，而这是西部开发的最具价值的人才和人力资源条件。其次，劳动密集型产业没有大量转移。并不意味着生产要素不会在新的市场组合里发生转移，比如认为西部能源相对丰富，能源产业和重化工产业开始大量发展，并吸引了东部的企业投资，房地产业也出现了畸轻畸重的发展。但这也套住了许多“精明”的东部商人。因为商业开发特别是过度的商业开发也是把双刃剑，比如在城镇化中与内地攀比发展房地产业，那不仅是对西部广袤土地资源的破坏，也是在西部发展环境制约瓶颈下的一种败笔。
研究者也注意到一个事实，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虽然在成本优势上开始降低，但在参与国内外分工中仍居重要地位。而且，由市场便利性和物流商业成本规律所决定，东部地区在参与跨国公司的全球分工中，产业升级呈现高低并存、高低搭配的经济群落状态。产业集群的聚集效应，又使集群内形成了完善的产业链条分工，可以就近找到专业的配套生产服务，从而可以集中于产品价值链上的各个关键环节，节约了企业的采购和交易成本，也实现了规模经济生产。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西南部物流条件有所改善，但它既不是劳动力密集流向地区，又相对远离终端市场，并不能引发产业“舍近求远，舍易求难”的转移冲动。更普遍的情况倒是，在中国劳动力价格提升，企业盈利空间大大压缩以后，它们的产业转移方向不完全是中部，或者是劳动力资源相对稀少且正在流出的西部，而是位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人口相对密集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如越南等。
事实上，一直到2014年，浙江的义乌和广东的东莞，依然是中国劳动密集型行业和商业的重镇。东莞的国内唯一的国家级加工贸易博览会，在2014年吸引了1210家知名企业和过万种产品参展，6300多家国外采购商、1.6万多名专业买手赴会采购。加工贸易博览会的前身是创办于2009年的广东外商投资企业产品博览会，2012年升级后的两年里达成商贸项目13000个。尽管加工贸易具有“贴牌生产”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低的特点，在中国对外贸易的结构中地位有所降低，需要向价值链的高端环节拓展，但劳动密集型产业比重依然高于30%。它们在现代陆上丝路贸易大格局尚未完全形成之前，还要在海上丝路的发展格局中发展与提高。
东部发展与西部开发的关系也提示，它们之间不存在一条直线，不是线性的，就是有，也是曲折的，跳跃的。它们之间也不是单一的海拔关系、梯度关系，而是多维多元视角中的一种函数关系。梯度理论是在更大经济半径里经济中心发生转化与转换的辐射规律理论，并非单一的经济地缘概念，运用在产业转移中要有更多的前置条件。何况，在未来的经济合作发展中，经济辐射和传导的途径多种多样，有着更复杂有效的组合。
西部开发自然让人联想到美国的西部大开发，也想到旧金山的来历——华人的淘金历史和美洲第一条跨洋铁路。但是，美国腹背紧临两大洋，中部虽有“马鞍”，却不是犹如骆驼的直立的“单峰”与“双峰”，更不是在当时经济技术历史条件下的不可逾越。美国的西部大开发是美国国内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最后的结果则是东西发展出现“哑铃”式平衡和经济发展的“双核”。但这也说明，区域发展不一定是水平推进的，美国的西部开发当时就跳过了中部。
中国西部大开发从1999年开始提出。思考尽管是多方面的，但如何把发展了的东部的剩余经济发展力注入西部，不能不说只是一个最初的思考。但西部大开发的更深刻的原因，还是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中国西部大开发的范围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自治区、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回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面积68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71.4%。2002年末人口3.67亿人，占全国的28.8%。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22660亿元，占全国当时总量的16.8%。西部地区资源相对丰富，战略位置更重要，但由于自然、历史、社会等原因，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2/3，不到东部地区平均水平的40%，迫切需要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