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赶快脱下皮靴
因为我发现
所有走进天国的男男女女
都是赤脚
啊，延安
好一个赤脚天堂
——蔡若虹 画家
在一个不性感、不繁华，看起来灰头土脸的小城市，物质贫乏，但人们乐观，精神富足，精力旺盛。这个特殊的城市到底植入了什么样的“理想社会模式”的基因，使得人们在短时间内与其产生共鸣，称之为天堂？
延安厉兵秣马13年，探索创新13年：延安表达了人们对“理想国”的呼唤，掺杂了数代人的情感记忆、生命境界。它是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地，并成为能够燎原的“星星之火”。
知识分子，包括当地群众称延安是天堂：战火硝烟中相对安宁的环境；清贫但温饱的生活；融洽的军民、党群关系；开放、宽容、自由的精神活动；到处是笑声，到处是歌声，到处是温暖……
这里，没有好山好水
惯于享受都市趣味的人，到延安来一定要感到悲惨的失望。因为这里不仅没有好山好水，也竟没有一个可以散步的草坪，没有一个可以驻足的树荫。一眼望去，灰尘满目，没有一点鲜艳的色彩。
——赵超构《延安一月》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延安，没有好山好水，还只是一个简洁朴实的小小边城。
延安，史称肤施，汉唐以降，诸多朝代，曾在这里建县立府。20世纪之初的延安一直保持着古老的风貌，城墙环绕，宝塔高耸。
延安的山，是没有青色覆盖的黄色土堆，河谷空漠。古老的延安旧城，砖土房屋被日军轰炸得支离破碎，只有几处毁坏一半的石门在大路旁边半倚半靠。人们就在黄色的坚硬山壁上掘洞而居，成百上千个窑洞参差错落地分布在山腰中。穿城而过的延河水，洪水时节汪洋汹涌。枯水期，“既不汹涌，也不轻柔”，孩子都可涉水而过。
陕甘宁边区政府辖区
边区下辖延安、延川、延长、清涧、绥德、米脂、葭县（今佳县）、吴堡、安定（今子长）、安塞、靖边、定边、保安（今志丹）、甘泉、鄜县（今富县）、淳化、旬邑，甘肃的宁县、庆阳、合水、镇原、环县等23个县，以及宁夏之花马池及神府区、关中区部分地区。
延安——陕甘宁边区首府
1937年9月6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宣告成立，林伯渠为主席。边区北起长城沿线，南至淳化，西临固原，东濒黄河，面积12.9万平方公里，人口200万。若从国土面积来看，陕甘宁边区俨然古代一个诸侯国。而对于外国，陕甘宁边区相当于1.3个奥地利，1.1个德国，广阔辽远又贫瘠荒凉，这是以延安为政治中心的“理想国”的疆土。
埃德加斯诺（1905—1972）美国新闻记者、作家，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毕业于密苏里大学新闻系。埃德加·斯诺于1928年来华，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斯诺同时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1936年6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抗日战争爆发后，又任《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华战地记者。1942年去中亚和苏联前线采访，离开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曾三次来华访问，1972年2月15日，因病在瑞士日内瓦逝世。遵照其遗愿，其一部分骨灰葬在中国，地点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陕甘宁边区，地处世界上最厚、最大、最丰富的黄土表层沉积区。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初到延安，就为这“好像是个疯神捏就的世界——有时却又是个超现实主义的奇美的世界”而感到不可思议：
但见那狂风暴雨将山丘冲得四分五裂，只留下光秃秃的山峰，深邃的山谷和倾斜度极大的峡谷——这片土地就像曾经被成群的鲸一般大的蜈蚣所抓裂和撕破了一样。[1]
窑洞里的生活，在来自大洋彼岸的美国观察团的成员看来，原始而落后：
人们住在他们称之为“窑洞”的地方——实际上就是15英尺长的地道。人们挖开山侧的土，砌以石块。每个窑洞都是一间房，窑洞前部是一扇门和一扇窗。窗户的框架是木制的，白纸糊在窗框上以代替玻璃。地上铺的是用沙子填缝的灰砖。每扇门前都挂有一条门帘，强烈的北风刮起来时就放下来挡风。[2]
窑洞里，最多有一张简单做成的粗糙桌子，一两把没有刷油漆的椅子；没有电灯，只有蜡烛和煤油灯；也没有水管、燃气通道、暖气通道等一切与现代化相关的设施，人们以木炭取暖；厕所更是个奢侈的幻想，它设在离窑洞很远的露天场所；很多昆虫，如蚊子、蟑螂和蜈蚣时不时会来光顾，有时还会从门缝里钻进来大老鼠。
在延安这个街道狭窄的“小镇”，骡子与马仍然是主要的交通工具，汽车和卡车都不常见。延安有一个嘈杂且热闹的集市，最扎眼的是数量众多、始终燃着熊熊炉火的打铁铺。
在来自战时陪都重庆的《新民报》主笔赵超构看来，延安大概是最缺乏性感的地方了：
女性的气息，在这里异常单薄。绝对没有穿旗袍的女人，绝对没有烫发的女人，也没有手挽着手招摇过市的恋人。一般的女同志，很少矫揉造作。在服装上，和男人差别很少。[3]
即便是热情且充满理想主义的知识分子，世代生活在延安的百姓以及厉兵秣马的战士们，他们也毫不掩饰，在延安他们的确过着苦日子。
茫茫的陕北高原，沟壑纵横，地瘠民贫。尤其1941年，国民党切断所有供应，抗日根据地又发生严重天灾，边区军民一度陷入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在寒冷的冬天里甚至没有棉被盖的地步。
延安泽东青年干校学员刘明学在延安待了6年，竟然没有用过筷子：
生活在延安我们6年没用过筷子，因为没有可夹的东西，用什么筷子？每个人一把勺子、一个缸子。缸子天天就放在屁股后面的皮带上，这是一个多用处的东西。洗脸需要它，喝水需要它，吃饭需要它，刷牙需要它，反正这是个万宝杯。
延安电影团成员翟超的回忆里，延安的生活“特别艰苦”：
生活特别艰苦，艰苦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发展以后穿的军装特别是夏天的军装叫再生布。什么叫再生布呢？就是穿破这衣服收回去了，再经过加工弹一弹又织成布，然后又做成衣服发给大家，稍微一干什么活就破了。我们在抗大七分校待了两年多，在抗大七分校我们打窑洞，都住在山尖子上，打窑洞前两三夜大家就住在露天院场里面，搁一点草，然后就铺在底下，上面自己有一个被子……主要是打窑洞，到几十华里以外背粮往返。小米粥不像现在咱们的糨糊那样稠糊，那时候更难吃，比秫米还难吃，菜就是煮土豆。打了窑洞我们搬到窑洞里，窑洞很湿，有的同志得了关节炎。开始住在窑洞里面一个班有十几个人，地下没有铺的，后来每个班发两条毛毡，一米来宽，大概一米六七那么长。一个班发两条，这两条炕都铺不满，怎么办呢？就这两条都铺在上面，地下还有土，就这么过。
困难的时候，每人每天只能供应一斤小米、一钱油、两钱盐，几乎顿顿盐水煮土豆、白菜汤或者南瓜汤。而最困难的时候，他们连粮食都没有，就吃黑豆、土豆和莴苣叶。至今，鲁艺实验剧团团员于蓝还不喜欢吃土豆，“因为吃够了”。莴苣的叶子不但苦还老，以至于莎莱她们只能撕着吃。
刘明学（1923—2012），四川省泸州市人，1938年6月在四川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初到延安，进入中央青委组建的青年干部学校艺术班学习，1941年底至新建的延安青年艺术剧院。初到延安，刘明学和剧院多演《伪君子》等外国戏，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后，深受鲁艺《兄妹开荒》秧歌剧的影响，开始深入群众并以劳动场景为基础排演秧歌剧。
翟超，1925年10月出生于河北省无极县，八一厂纪录片部主任，原延安电影团二期学员。1943年进入延安抗大七分校学习，之后调到延安电影团学习摄影，参加了纪录片《毛主席从延安回到重庆》的拍摄。
饥饿的时候，人们的想象力都被放大了，什么东西都是可以作为食物的。鲁艺美术系学员华君武和他的战友们，连用来糊窗户纸的糨糊都吃过，“打的一碗糨糊（用面粉做的），用了一半，还有一半就把它吃掉了”。[4]
延安电影团成员姜云川50天没吃到一点咸盐，开始“乱投医”：
我那时候也傻，就跑到人家老百姓那墙底下。墙上不是有那个砖缝吗，里面泛出一些白末儿，就拿舌头舔那个，把舌头烧起个大泡。[5]
于蓝，1921年出生，辽宁岫岩人，原名于佩文。1938年冬至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实验话剧团、东北文工团、东北电影制片厂、中央实验话剧院演员，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主演《林家铺子》《革命家庭》《在烈火中永生》等影片。
莎莱，1923年出生，河北磁县人，出生于安徽蚌埠，曾任武汉市文联主席。1938年至延安，次年入鲁艺音乐系第三期学习，师承冼星海等教师。鲁艺首演《黄河大合唱》时，担任《黄河怨》独唱，毕业后留院工作。写有歌曲《纺棉花》、歌舞诗乐《九歌·屈原》。
华君武（1915—2010），中国著名漫画家，鲁艺美术系学员，祖籍江苏无锡荡口，出生于杭州。1938年到达延安。1939年10月，华君武成为鲁艺美术系漫画研究会负责人。在延安，华君武深入工农兵当中，学习他们的语言，使其漫画作品的题材和风格发生变化，锋芒直指民族敌人和阶级敌人，并画出一批佳作，诸如《肉骨头引狗》《丰收》等。
姜云川，河北雄县人，新闻纪录电影编导，延安电影团团员。1942年2月到延安，任八路军总政治部警卫队2班班长，1945年10月调入延安电影团。1949年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创作科科长、新闻纪录电影编导。1952年任新闻电影制片厂纪录电影组编导、副总编辑。从一位不识字的八路军战士，到成为知名电影编导，姜云川的改变发生在延安。曾编导《延安生活散记》《南泥湾》《纪念白求恩》等著名新闻纪录片。
即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延安人不再靠小米和黑豆过日子，但延安的生活也仅限于饱腹。
在原红四方面军战士万曼琳的回忆里，小米稀饭是延安饭桌上的主食，很少吃肉，菜品也单一。
很少（吃肉），大概一个月半个月给吃一次肉，大烩菜，多少年一直是那豆腐白菜粉条，一人拿个碗，一人给舀一勺，好大一口锅，一人去舀一勺。[6]
馒头、米饭、肉丁烩面条……这些在今天看来稀松平常的饭，在当时的延安，也只有在过节时才有这样的口福。
延安的苦，如同无处不在的空气，无声无息地在这个小城的各个角落氤氲：
没有牙刷，没有牙膏，摘下帽子，蘸着延河里的水擦擦牙；没有鞋子，就用旧衣服撕成碎条编成鞋子，很多人还赤脚；那时每人半月发半根铅笔，我们用铁皮夹上写字，直到全部用完；发几张土麻纸，情况好一点儿后，每月发两张油光纸，三个月发一个蘸水笔尖；三个人用一盏小油马灯，每晚两钱蓖麻油……[7]
然而，就是在这个没有好山好水的小城，一股摧枯拉朽的力量正在酝酿，并在日后以惊人的速度与深度爆发。“延安人”们，不顾物质匮乏，视延安为圣地和天堂。
盛世，已然来临。
“快乐”天堂
“为什么这里全是青年人呢？”老年也好，中年也好，他们全是充满着快乐的青春之力的青年。
——丁玲 作家
去延安之前的丁玲，是彷徨迷茫的，迫切需要人间的感情，希望“占有许多不可能的东西”，但又悲观绝望，只想“到无人认识的地方，悄悄地活下来，悄悄地死去”。
丁玲（1904—1986），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社会活动家，原名蒋伟，字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在陕北，丁玲曾担任“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席等职务。其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52年荣获苏联斯大林文艺奖，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
来到陕北，她看到这里与她以前生活的世界天壤云泥，她原以为这里的人一定很褴褛，不料却这么漂亮。她更奇怪：“为什么这里全是青年人呢？”老年也好，中年也好，他们全是充满着快乐的青春之力的青年。
千沟万壑的黄土地上的人们，过着苦日子，但他们是快乐的。曾经的“延安人”们生机勃发，眼睛里闪动着年轻的光彩。
快乐，成为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共同的，也最刻骨铭心的回忆。
何理良：有时候一年也吃不到肉，但是人们的精神非常愉快……在这里可以高谈抗日，可以学习……马恩列斯的著作、毛泽东的著作。
肖彬：苦是苦一点，生活活跃得很，也不是太苦，能吃饱饭，我愿意在那里，我是自己去的。
翟超：那时候歌子多，老百姓搞拥军爱民，这些歌都唱了。
张开帙：艰苦确实艰苦，我们睡觉没有床，只有窑洞里面的土坑，大家都在一块睡，翻身都不行。上课的时候没有课堂（教室），在窑洞前面坐在那里，本子放在那里记，也没有书，教员在黑板上写，我们就记，很艰苦，但精神很好。
苏佩荣：所以在延安，我们还是不错的。美好的回忆，现在回忆都是美好的回忆了。
这是一道永不泯灭的集体记忆，它记述了延安的苍茫往事，但更印证了延安是他们的精神殿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