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能够做一个出色的领导者？一个成功的领导者需要什么样的领导素质？无论答案有多么不同，有一点是肯定的：管理好自己的下属，让手下这帮人具有强大的战斗力是领导者义不容辞的责任。为此，领导者要善于运用有效的管人方法，学习和探索管人的高招，让下属能为所用、甘为所用。
1.要想事有所成先要建立规矩
领导者建立威权，仅仅依靠表面上的东西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在上下关系上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矩，其中让下属通晓职分、各自守责办事即为十分重要的一项内容。
秦始皇嬴政在君臣关系上表现出了由他而始的传统智慧，这种智慧可以用一句话来加以概括：“君执圆，臣处方。”在君臣关系上，君主遵循大自然的运行规律自然而然运转，甚至何时日月星辰、何时雷电风云都由君主一手掌握，意即他执掌全国号令，将号令当作生命；臣下要像万物期承阳光雨露那样按时令节气自然生长发育，臣下还要端平正直，执行号令，雷厉风行。按照他的理论，只有君臣上下各安执分，各守本职，官僚机器才能得以正常运转，君王才能有序地治理国家，使国家昌盛。否则，职分颠倒，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就会乾坤颠倒，导致混乱局面出现。这种理论今天看来当然是十分平常，甚或是陈旧的，说得好听点是质朴的，然而能最初认识到并加以总结，却殊非人杰莫为。
嬴政让君臣通晓职分的内容包括：君主设立官职要公正无私，不让有罪的臣子有隐私蒙蔽其上，不把自己的子孙安排在高位而让坦荡正直的臣下担负重任。平心而论，这三个主要方面，即在当今社会真正做到也是很难的。
关于设立官职公正无私———在这一点上嬴政决不含糊。在他一统天下之时，为了充分发挥人才的智谋，嬴政在使用人才上做到了量才而用。如任李斯为客卿，拜尉缭为都尉等，让他们到国家的核心权力机构中来，参与战争的重大决策。而对身边那帮亲近的臣子，虽然君臣关系亲密，却没有因私而得到重用。可见嬴政统治时期，在设立官职任用官员上十分公正。
及至一统天下之后，国家的核心权力机构仍在由嬴政领导的一批有才之士的手中控制，如宰相王绾、李斯等，均为才华卓著之士。这也表明了作为一国之主的嬴政在设立官职上的公正和无私。设立官职能够做到公正无私，就能保证国家机器的廉洁与高效运转，就能形成一个朝气蓬勃的政治集团，从秦一统天下后的情况看，的确如此。
关于防止罪臣蒙蔽皇帝———在这方面，可以说始皇嬴政做到了对贤臣用人不疑，但他也从不轻易信任一臣子，因为他接受了荀子“人性恶”的学说。嬴政在巡游时曾公开宣称：“禁止建溢，男女洁诚。”即对于纵欲放荡的行为只有采取严厉禁止的办法，才能保证人的纯洁和真诚，只有通过刑罚才能改变人的恶性。这种特论顺理成章地导致了嬴政“以吏为师”思想的产生。在这种思想促动下，他在行政上“专任狱吏”。在他统治时期，“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不难想见，博士诸大臣都得不到信任，惟独狱吏受到特别的倚重，这表明嬴政在君臣的相互信赖上持慎重态度，他决不会让罪臣蒙蔽自己。
《六韬》第一篇韬文中说：“钓有三权，禄等以权，死等以权，官等以权。”意即人君钓得天下，有三种权衡操在手中：倘若以厚禄等礼贤士，就操有使贤士尽之智能的权衡；以重赏鼓励士兵，就操有使士兵趋难赴死的权衡；以高爵授予臣僚，就操有使臣僚尽忠执守的权衡。从统一后政治管理的情况看，秦皇嬴政就操有这样的权衡：他一方面对贤才委以重职，授予高爵，另一方面又严格地控制他们，决不让他们蒙蔽皇帝，犯上作乱。有了这样清醒的政治头脑，在他的统治下，秦廷上下的确没有人敢擅越职权，做出违法乱纪的事情，当然，也更没有人敢按独立意志和人格、兴趣及愿望去行动。
始皇嬴政通晓职分的第三个方面体现在他与以往和后世的君王不同，即从不把子孙安排在高位。关于他的这一品质，清末民初的思想家章太炎早就给出过肯定，说：“秦皇负康以断天下，而子弟为庶人；所任将相李斯、蒙恬，皆功臣良吏也。后宫之属，椒房之努，未有一人得自遂者。”他称赞嬴政的平政之举，虽面南称帝，决策天下大事，但子弟却是平民。章太炎特别赞颂嬴政的这种“廉政”精神，又说：“秦皇以贿其公子测室，高于世主。”认为嬴政把太子以下的皇子们放在与普通平民相等的位置上，这点比历代君主都要崇高。
始皇嬴政深悉君臣之道，身在帝位，便谋帝政，仅在这一点上就已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帝王。《孟子·梁惠王下》引《书经》中说：“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此话是说，上天降生了一般的百姓，也替他们降生了君主和师傅，这些君主人师的惟一责任是帮助上帝来管理人民。因此四方之大，有罪无罪，都由君主负责任，天下谁敢超越本分而胡作非为呢？秦皇嬴政便是如此来约束下臣，天下之事都由他来决断，决不允许任何官僚超出本分而胡作非为。这一方面他的作为又与儒家思想相合，对于他加强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当然大有好处。
《书经·大禹谟》中云：“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意即一个人应该精诚地恪守专一，诚信地保持中道。作为帝王，当然应该恪守作为帝王的游戏规则，没规矩哪能成方圆？有鉴于此，秦皇嬴政在帝位上始终恪尽职守，从不越轨。他认为，立国之本，在于天下人包括他都能恪尽职守。只有天下人都能恪尽职守，一个君主才能治好国家、成就大事。作为君主是如此，作为平民百姓亦是如此。古代史官周任有言：“陈力就列，不能则止。”这里说的还是传统道德，就是说为官为民者都应该恪守本分，对于自己不能做到的事不要去勉强，要安于本职工作，切勿越轨。
始皇嬴政要求下臣行事要通晓职分，这话说来简单，行起来却相当困难。现实中人几乎都无法逃出世俗名利的诱惑，也许惟有严以自律方能做到这一点。《论语·雍也》篇中有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像颜回这样以苦为乐、淡泊名利的人自然为世罕见，原因在于“人非圣贤”，圣贤少，常人多。古往今来，渺渺尘世中，更多的人无不追名逐利，人心不足蛇吞象，这是因为人的本性都渴望舒适和安乐，追求名利与权势。然而问题恰恰在于有很大一部分人不能知己知彼，不能从自身所处环境出发，明智地、客观地衡量他的能量，他们要么是脱离客观实际好高骛远，一心追求根本不可能实现的终极目标；要么是志大根老，心有余而力不足。如此这般，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愿做，只能最终功败垂成，令人扼腕。
秦朝以后，后世的文人学士恰好在这一点上容易“走火入魔”，诗人李白一生向往着能“甲管晏之才，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然而终之一生都是“身世飘零酒一杯”，无法施展抱负，最后只得长叹“大道如青天，我辈独不出”，“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杜甫按理说是该理智些，哪知他自以为“许身一何尽，窃比稷与契”，无奈一生穷愁潦倒，颠沛流离，最后在湘江的一叶孤舟中贫病而死，他的一生何曾与“安邦定国”之志有缘？慷慨放达的至性文豪苏轼，亦对“建功立业”这四个大字感慨良多，但一生屡遭贬黜，在回首平生之时，也止不住地哀叹：“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琼州。”———一代英才在回首平生之时，只剩三个贬居之地。那种“委经纶于一梦”的苍凉感慨，正是他们心高气傲、不肯安守本职的结局。总之一句话，他们都是“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人物。
始皇嬴政要求人臣通晓职分，在于教育他们安分守己，不做无谓的事。在封建专制社会如人的职分变动的机遇极少，自以为有才未必有才，想当官做不成官，不想升迁偏偏升迁的事是正常存在。官少而民多，僧多而粥少，处在这种专制体制中，“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无论古与今，一个人的事业成功与否，一部分要靠努力，更重要的是与客观环境相适应。由于人生难称己意者多，就连孔子也发出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的感叹。孔子当然并非宿命论者，他的这一感叹是在告诉世人：人世间各有职分，安贫乐道才不至于使社会秩序受到破坏。
嬴政注重人的职分的确立，为此他在朝中明确立下了君臣之规，而且严格要求君守君道，臣守臣道。这既打碎了许多不安分守己之人的白日美梦，削弱了社会上的许多不安定因素，有助于巩固中央集权统治，更为后代君王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封建君臣的社会活动规则。
正所谓无规矩不成方圆。秦王朝的大一统帝国，就是在严格的运行规则中创建并不断加强。就成功的君臣之道来说，嬴政可谓历代君主之第一人。
2.充分利用已掌握的权力为自己造威
权力是领导者最方便、最有力的资源，管理下属、驾驭局面首先要使手中的权力得到高效的利用。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后人虽对其褒贬不一，但她在位期间建立的成绩也是不能抹杀的。同时，能在一个夫权、父权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男权社会成为至高无上的主宰者，武则天自有其超人之处，其有一条就是利用已掌握的权力为自己造威，再用这不断扩大的威望争取更大的权力，这在她以皇后的地位争取皇位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武则天虽为皇后，实际上已取代高宗掌握了大权，她的亲党也都随之升迁。龙朔二年（662年）八月，以许敬宗为太子少师，同东西台三品，知西台事。次年正月，以李义府为右相，仍知选事。这两个武则天的膀臂，都升为宰相。武则天势力日大，渐不把形同傀儡的皇帝看在眼里，作威作福起来。
武则天的权势不仅显露在她那威严骄横的神情上，在她的亲党身上也不无反映。比如那个李义府，他仗着是武则天的亲党，又掌管着选官之权，专以卖官为事。他的儿子女婿也横行不法，民怨很大。高宗得知，便将李义府召来，语气温和地对他说：“卿的儿子女婿很不谨慎，多有不法之事，我尚可为卿掩饰，卿应该注意一些才是。”高宗万万没想到，他这番本不严厉的话却使李义府勃然变色，质问道：“谁告诉陛下的？”高宗心中一颤：这难道是一个臣子在对皇上讲话吗？他强压着怒气，说：“是我这样说的，何必寻根问底呢？”李义府根本不正视自己的罪过，迈着舒缓的步子走了。望着李义府的背影，傀儡皇帝很是不悦，但他已经失去了皇帝的权威，他无可奈何。只是在后来，李义府与望气者杜元纪微服出城，候望气色，高宗才以“阴有异图”给李义府定了个罪名，命李绩加以审讯，将他革职除名。
李义府的革职显然是会引起武则天的不满的。但因李义府其罪已彰，不便为其辩解，只好听之任之。不过，武则天对高宗更加强了控制，高宗有什么行动往往都要受制于武后，他已经不啻于武则天手上的一个玩偶了。高宗意识到自己处境的不妙和可悲，但他已无法改变这种局面，只得吞下自己培育的苦果。
武则天崇尚迷信，有个叫郭行真的道士经常出入宫中，还为武后行咒诅巫术。咒诅何人？虽不便直宣，但其意人人明白。
有一天，高宗正在宫中闷坐，一个宦官向高宗告发了这件事。高宗气得非同小可。行巫术是高宗最厌恶的，并已明令禁止。当年王皇后失宠便因此而致。现在武则天又违犯禁令，且居心叵测，高宗哪能忍受得了？他马上传旨宣他的近臣上官仪进宫，打算与他共商对策。上官仪，字游韶，陕州陕县人。父上官弘为隋江都宫副监，大业末年，被将军陈棱所杀。那时上官仪尚幼，因藏匿而幸免。为避祸，剃度为僧。贞观初年，因他精通经史，工于文章，举为进士。唐太宗得知他的才学，召授为弘文馆学士，累迁秘书郎。上官仪成了太宗的文友，太宗写了文章，要让他先读，写了诗，要让他唱和，每有宴会也要求上官仪必到。后转为起居郎，加绢赐帛。高宗即位后拜为秘书监，进西台侍郎，同东西台三品。上官仪的诗章绮错婉媚，时人称之为“上官体”，争相效仿。上官仪虽工诗，但恃才任势，朝中不少人都嫉恨他。不过，高宗对他却是极赏识的。特别是在当时已近孤立的情况下，上官仪更成了他为数不多的心腹。
君臣见面后，高宗不胜其忿地说出了武则天的专恣，请他出个主意。上官仪沉思半晌，说道：“皇后骄横，天下共怨。以臣之见，莫如将她废掉，以安人心，永保社稷。”高宗正在气头上，当即表示同意，并令上官仪马上起草诏书，夺回武则天的凤冠，像当年对待王皇后那样把她打入冷宫。
但高宗的想法未免太天真了。现在已不是八年前，武则天也不是当年的王皇后，皇权也已名存实亡，旁落于他人之手，对这样的事情已经难以随心所欲了。高宗的废后诏书还没下宣，早有人把这个消息报知武则天，诏书的墨迹未干，武则天已面带愠怒，出现在高宗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