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这个概念是很宽泛的，对于绝大多数领导者来说，自己只是众多领导层级中的一级，处理好与上司的关系是每一位领导者必须认真对待的问题。一个人无论学识有多么深，能力有多么强，没有上司、尤其顶头上司的信任和支持是办不成事的，在这个问题上，领导者是没有任何捷径可走的。
1.在上司面前树立起可信的形象
领导者取得上司的信任和支持是一件非常艰难的事情，因为在上司眼里，你必须为自己树立起一个正直公正的可以信任的形象，而恰恰这一点，并不是所有的为臣者都能做到。
汉武帝遗诏让霍光和金日銸上官桀共同辅佐幼主，不久，金日銸病死，由霍光和上官桀共同辅政。霍光和上官桀之间有着姻亲关系，霍光的大女儿是上官桀儿子上官安的妻子，彼此原本亲密无间，霍光有事或出宫休假期间，上官桀就入宫代替他处理政事。
但过了不久，两人的关系就逐渐紧张起来。上官安有个女儿，年方5岁，与昭帝年龄相当。上官安贪图禄位，请求霍光把他的女儿送进宫去。许配昭帝作为皇后。霍光认为外孙女年龄太小，没有同意。上官桀父子又通过昭帝姐姐鄂邑长公主，把上官安的女儿收入后宫，几个月后，就被立为皇后。不久，皇后的父亲上官安就被封为骠骑将军、桑乐侯。
上官桀父子位高权增之后，对长公主十分感激。公主私生活不严肃，与河间的丁外人私通。上官桀、上官安想为丁外人求封爵，希望依照国家关于列侯娶公主的成例把外人封为列侯。霍光不同意。他们又为丁外人求取光禄大夫的官职，霍光又不同意。因此长公主对霍光大为怨恨，而上官桀屡次为丁外人求官爵而不得，也很惭愧，心里想，从先帝（指汉武帝）时开始，自己已经是九卿了，官位在霍光之上，现在自己与霍光都是辅弼重臣，皇后是自己的亲生孙女，霍光只不过是外祖父，他反而一人专制朝廷政事！从此，他们也很怨恨霍光，企图与之争夺权力。
此时，自以为年长又未得立为帝的燕王刘旦，亦常怀怨恨之心。御史大夫桑弘羊创始酒、盐、铁专卖官营制度为国家兴利，居功自傲，想为他的子弟求官不得，也怨恨霍光。于是，上官桀父子便同长公主、桑弘羊串通一气，并勾结燕王刘旦，策划发动政变，先除掉霍光，然后废黜昭帝，立燕王旦为帝。燕王答应事成后封上官桀父子为王。上官安则图谋事成后杀燕王而立其父。他们各怀鬼胎，却还是为共同的预谋走到了一起来。
元凤元年（前80年）八月，上官桀等人让一个冒充是燕王使者的人向朝廷上书，以燕王的名义攻击霍光“专权自恣”，并列举了他的三大罪状：其一，霍光到长安东郊去主持郎官和羽林军的大规模军事演习时，路途中他像皇帝出行时那样的威严，吃饭时让皇帝御膳房为他提前准备饮食。其二，霍光赏罚不公，苏武出使匈奴，被拘留达二十年而不投降，回国以后只是被任用为典属国，而大将军长史杨敞没有任何功劳，却当上了搜粟都尉。其三，霍光擅自调动、增加大将军幕府的校尉，而不报告朝廷。并称燕王怀疑霍光别有企图，表示愿意交出燕王封爵，入宫值宿保护皇帝，防止奸臣作乱。这份奏章是乘霍光休假之机呈送给皇帝的。上官桀打算，从宫里把这件事下交给主管官吏查办，桑弘羊负责和各大臣共同胁迫霍光退职。但是燕王书信上奏以后，昭帝并没有向下转发查处。
第二天早上，霍光知道了上书这件事，留在殿前西阁的画室里不肯进殿。昭帝问：“大将军在哪儿？”左将军上官桀说：“因为燕王告发他的罪行，所以不敢进来。”昭帝下诏叫霍光进殿。霍光进殿后，取下头上的冠帽，叩头谢罪。昭帝说：“将军请戴上冠帽吧！朕知道信是假的。将军没有罪。”霍光很惊讶地问道：“陛下怎么知道的呢？”昭帝说：“将军去检阅郎官是近日的事。调校尉以来还不到十天，燕王远在数千里以外，怎么来得及知道呢？况且将军您一定要反，也不会在乎多一个或少一个校尉吧！”这时昭帝才14岁，却能如此识别贤愚，明辨是非，着实使在场的尚书及其身边的人都感到惊奇不已。这时，那上书的人果然已逃之夭夭了。皇帝命人追捕，上官桀等人害怕机密泄露，于是对昭帝说：“小事不值得穷追不舍。”昭帝坚决不同意。不得已，上官桀派人把上书的人杀了，然后制造假证，说他是畏罪自杀，这件事才算告一段落。
后来，上官桀及其党羽又在昭帝面前攻击、诬陷霍光。昭帝发怒说：“大将军是忠臣，先帝委托他来辅佐朕，敢有诽谤他的，要治罪！”从此以后，上官桀再也不说什么了。
上官桀等人见上告的计谋不行，于是密谋叫长公主设酒席请霍光，暗伏兵士，杀掉霍光，乘势废掉昭帝，迎立燕王为天子。长公主家舍人的父亲稻田使者燕仓得知这个密谋，立即告诉他的上司大司农杨敞，杨敞怕事不敢揭发，于是告诉了杜延年，杜延年立即将此密谋报告给霍光。霍光震惊不已，当即采取断然行动。这年九月，上官桀父子、桑弘羊、丁外人等都以谋反罪被处死，并诛灭了他们的宗族。长公主、燕王旦都自杀而死。在这次激烈而残酷的权力争夺战中，霍光取得了绝对的胜利，从而也奠定了他更为坚实的政治基础，为日后推行他的政策和主张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霍光坚持原则，不愿利用手中权力为同僚谋私开方便之门，因此遭到他们的怨恨。这一方面维护了国家的利益，也为自己树立起一个正直公正的政治形象，这也是他上受君王信任，下得群僚和百姓拥戴的重要原因。
2.善于解决问题才能赢得支持
在上级面前，领导者最终还要靠本事说话———别人想不到的办法你想到了，别人解决不了的问题你解决了，你对于励精图治、想有所作为的上级领导来说就是一块天下至宝，他不信任才怪。
战国时李悝为魏国的相国，准备对魏国进行全面改革。魏文侯问他：“我一心想使国家很快富强起来，也采取了一些措施，总觉得收效不大，您认为到底该怎么办才好呢？”李悝回答道：“国家富强的路有千万条，但最根本的、首先要做的还是发展粮食生产。民以食为天，要让百姓吃饱，国家有余粮，就必须要想法多打粮食。”魏文侯又问道：“我正为这事焦急。如今人口增加了不少，可土地却没有增加，如何满足人们的衣食，如何提高产量，这些都是难以解决的问题，请问您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李悝没有立即回答这些问题，而是谈起了自己微服私访的事：“从国君您任命我当相国以来，我尽忠职守。为了了解民情，找到国家富强之法，我常常到民间私访，和百姓一起种地，一起耕田，听到不少议论。有的说徭役太重太急，弄得老百姓没有时间生产，有的说赋税太多，丰年都难维持温饱，更不用说荒年了。他们要求适当减轻徭役赋税，以便让他们有时间生产，能勉强维持生活。国君您看，他们要求不多，可我们却很少为他们着想。”停顿了一会儿，李悝转入正题，他为魏文侯算了笔账，“魏国的土地除山河、湖泊、荒原等以外，可耕种的土地有六百多万亩。如果给种田人以适当的鼓励，让他们乐于耕种，把时间和精力投到土地上，精耕细作，每亩地至少可以增收三斗粮食，全国一季就可增产一百八十万石。相反，如果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每亩就不止减产三斗。就是以这个数字计算，全国每季就要少收一百八十万石。一正一反，相差三百六十万石，更不用说徭役太重违误农时导致的减产了。”魏文侯听了连连点头。
李悝最后说道：“要使土地多产粮食，使国家富裕也并非难事，办法就是尽地力之效。这包括两个方面：其一，鼓励农民勤劳耕作，适当减轻徭役和赋税，给他们合适的利益，鼓励他们在原有土地上精耕细作，提高产量。再让他们开垦荒地，田间道旁的土地也利用起来，这样，土地的耕种面积还会扩大，增产粮食自然不在话下。其二，综合利用。鉴于我国粮食作物比较单一和歉收、缺粮的形势，我认为，一方面应引导农民根据不同的地势和土壤，选择不同的作物，将麦子、豆子、谷子等兼种、套种，充分利用地力；另外，能种瓜的种瓜，会栽桑的种桑，善植麻的种麻，真正做到人尽其才、地尽其力。”
魏文侯越听越有理，深表嘉许，果断决定让李悝全权负责国内的农业经济改革。李悝不负重托，立即着手起草文告，颁布国内各地，实行农业改革。为了增强改革实效，他经常亲率官员驱车奔行于各地农村基层，进行督导、检查。几年下来，国内粮食产量逐年递增，农民过上了比较安定的生活，国库的收入也大大提高。在改革过程中，李悝发现了一个问题，即粮食价格对农民生产积极性有很大影响。粮食多了，粮价太低，使农民的积极性逐渐消失。用粮的也不爱惜粮食，粮食产量又下降了。遇到荒年、饥年，粮价昂贵，一般百姓买不起，没有粮食吃，只得四处流浪。于是，李悝又奏请魏文侯，实行“平籴法”，即把丰年和饥年各分三等：丰年分大熟、中熟、小熟；饥年分大饥、中饥、小饥。按照年成好坏，确定应纳税额和农民自留粮的数额，然后由国家平价收购。到荒年饥年时，再由国家平价卖出。这样，好年景粮食大丰收，也不会再出现粮贱伤农的情况；遇到水旱灾荒的年头，也不致粮价昂贵，百姓买不起粮食。由于国家平价收购卖出，市场上粮价一直稳定，百姓不饥不寒，生活安定，国家赋税收入也有了相应保证。
在李悝的操持下，魏国实行“尽地力之效”和“平籴法”长达十年之久，魏国人民果然日益富裕。老百姓纷纷称赞魏文侯用人有方，称李悝是位好“管家”。
在实行经济改革的同时，李悝为了招徕四方人才，又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改革。针对世袭禄位制度的种种弊端，李悝干脆废除了这种制度，推行“食有劳，禄有力，使有能，赏必行，罪必当”等一系列措施，按功劳大小，对国家贡献多少授予职位和爵禄。具体规定：不论贵族还是平民，只要有治国安邦的才能，都可以在朝廷做官，领到应得的俸禄；不论什么人，一律按照功劳大小安排职务；官员各司其职，有功者赏，有罪者罚，不准徇私；凡无功而又作威作福者，即使是贵族也必须取消其爵位和俸禄，由于执行了公允、平等和奖惩分明的原则，李悝的政治改革获得了巨大成功，不仅提高了国家机构的办事效率和人员素质，还极大地吸纳了各方人才，调动了举国上下励精图治的积极性。
李悝并不就此止步，为了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和维护改革成果，又在法律领域大展拳脚。他根据魏国的具体情况，参照以往的律令，吸收了各国法令中可取的部分，制定了一部新法典，即《法经》。这是我国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成文法典。其内容分《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六部分。头两篇是《盗法》和《贼法》，分别对“盗”、“贼”的含义作了具体规定；《囚法》和《捕法》具体规定了惩治“盗”、“贼”的各种办法；《杂法》是关于盗取兵符、官印以及贪污等违法行为的惩治规定；《具法》是对量刑轻重的诸项规定。这部法典颁布实施后，对维护国家秩序起了重要作用。后来，这部《法经》被李悝的学生商鞅带到秦国，对秦国变法产生了重大影响。由于这部法典充分反映和代表了统治阶级的意志，从而成为后来历代封建统治者奉行的法典蓝本。
李悝深知，一个国家要富强，在各国中生存发展甚至称霸，仅发展经济、改良政治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眼见魏国军力不强、将士素质不高，李悝想进行改革，但自己在这方面并不在行，怎么办呢？李悝忽然眼睛一亮，何不请吴起帮忙呢？这位卫国出生的年轻人有雄才大略，尤其擅长打仗。记得当年他来魏国时，自己还曾助他一臂之力。当时，魏文侯问自己吴起如何，自己极力推荐道：“吴起这个人虽然贪名好色，但在用兵方面，即使大军事家司马穰苴也比不上他。”魏文侯遂用他为大将，派他攻打秦国。吴起不负重望，很快就攻下了五座城市。由于战功卓著，吴起后来又经翟璜推荐担任了西河太守。想到这里，李悝不禁笑了。于是，他派人找来吴起，共商军事改革的大事。在吴起的帮助下，李悝的军事改革又在魏国拉开了帷幕。
李悝的军事改革，除注重改善官兵关系外，其目的就是建立一支能征善战的常备军。为此，李悝对军士制定了严格的挑选标准：身穿三甲（上身甲、股甲、胫甲），肩负十二石之弓，带五十支箭，扛长矛、头戴盔甲，佩剑，备三天的粮食，半天行走一百里。一旦选中，待遇也非常优厚，免除全家徭役，奖给田宅。这对于调动将士的战斗积极性起了重大作用。短短几年内，魏军战斗力大大增强，各国一时不敢与之争锋。
公元前396年，魏文侯病逝。太子击即位，是为魏武侯，继续以李悝为相国，59岁的李悝不顾年迈，继续辅佐魏武侯，由于操劳过度，于公元前395年病逝，终年60岁。
李悝胸怀济世之才，得遇明君———魏文侯是他改革成功的先决条件。由于李悝谦虚大度，善于团结同僚，减小了变法的阻力，使得变法得以顺利进行。但改革有序，先经济而后政治、军事的正确原则是他成功的重要因素。由于他的改革卓有成效，大大提高了魏国国力，终其一生他都受到两代魏君的支持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