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的定力深浅与其决策水平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定力深厚的人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能心平气和、镇定自若，仍然思路清晰、敏捷，决策时就少了一些感性成分，就较少受外界临时因素的干扰。否则，动辄火冒三丈，临事左顾右盼，又怎么能做出正确的决策呢。
1.领导者要沉着应对突如其来的变故
临乱不惊是领导者的一个重要素质，这一素质与领导者的判断能力息息相关。凡是遇事没有主见，人云亦云自乱阵脚的人，首先因为他对形势不能独自做出理性的分析和判断，又哪里谈得上沉着与冷静呢。
汉成帝建始年间，关内连下了四十多天大雨，京城里的民众惊慌起来，都喊：“大水来了！大水来了！”百姓们到处奔走，相互践踏，老弱呼号，长安城中大乱。
大将军王凰认为皇太后和皇帝以及后宫里的人可以乘船，其他官吏和民众可以上城墙去避水。这时群臣都听从王凰的意见，只有右将军王商说：“自古以来，无道的国家，大水尚且不会冲进城郭，今天为什么会有大水在一日之内就暴涨进城呢？这必定是谣言。不应该让官吏百姓到城墙上去，那样会使百姓遭到更严重的惊扰。”因此，汉成帝没有下令。过了一会，秩序稍微稳定下来，派人查问，果然是谣言。于是汉成帝十分赞赏王商的冷静沉着及遇事有主见。
北宋仁宗天圣年间，曾经下大雨。传言说：汴河水决口了而且水势很大。所有的人都感到恐慌，想往东边逃。皇帝就此事问王曾。王曾回答说：“汴河决口，地方官没有上报，必定是谣言，不必忧虑。”不久事情就弄清了，果然如此。
明嘉靖年间，东南沿海经常受到倭寇的骚扰。苏州城实行戒严，忽然传说倭寇从西边打来，已过浒墅。太守立即率领官兵登城，急忙命令关闭城门。这时附近乡村里逃避倭寇的百姓有几万人，都涌到城门外，号呼震天。同知任环见此情景愤慨地说：“还没有见到倭寇就先抛弃了良民百姓，这能算是州郡的长官吗？如果出了什么问题由我任环担当。”于是就分头派遣县里的官吏把六处城门通口打开，放城外的百姓进来。而他自己则仗剑率兵，坐在接官亭内准备阻止来自西路的倭寇。乡民们都进入城内之后，过了好久，倭寇才到。任环的这一行动救了许多百姓的命。吴地的民众至今还在纪念他。
又明神宗万历年间，无锡某乡，搭台演戏娱乐。有人到戏台上打架，演员们来不及脱下身上的戏袍就仓皇逃避。看戏的人也纷纷退场。这时在观众中有人开玩笑说：“倭寇来啦！”这句话很快就传播开来，还有的人说自己亲眼看见穿着锦衣的倭贼。因此城门在白天就关闭了。城外的人要进城，互相拥挤、践踏，死了近百人，一直到天黑才安定下来。这件事虽然是附近一些人妖言惑众引起的，但从官府方面来看，也有办事不沉着不老练的过错。按照一般的要求，在战争时期应该派人员到较远的地方进行侦探。如果倭寇已经临城，那就更要冷静沉着，使人心不乱，而后，才能讨论是战是守的问题。如果是谣言，那就应当进行辟谣，决不能放任不管。
唐玄宗是一个善于制止谣言的人。唐开元初年，在民间流传谣言，说皇上要来挑选女子去当嫔妃。唐玄宗听说之后，就命令选出后宫中多余的嫔妃，送她们还家，于是谣言也就平息了。“要制止诽谤，最好的办法是拿出自己修身的实际行动来。”明熹宗天启初年，吴中一带流传谣言，说皇后要来挑选绣女。在民间像发了狂一样，一时间，差不多所有的姑娘都嫁出去了。这是那些恶少无妻的人所干的。而有关官员又不加禁止和追查法办。因此，在男女之间造成婚姻不幸的人多得很。
由此可见，心平气和的领导气质、定力深厚的领导素养都不是凭空而来，是以对事情能够由表及里的见识为基础的。
2.有了充分的准备就能以不变应万变
中国民间有句谚语：“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也就是说，车开到大山前面总会找到通行的道路，船行驶到桥梁下面自然会缓慢直行。人遇到艰难险阻或意想不到的新问题，总是会想出解决应付的办法，找到继续前进的途径。因此，遇事首先需要保持冷静、自信，相信自己有办法、有能力处理好。
顺其自然看似消极应变。其实，利用得好也是一种十分积极的领导技巧。
顺其自然首先体现了从容镇定的风度。相传，唐朝著名诗人王维在一次出游的途中，信步走去，来到一条大江边。此时，虽然大江阻拦了他的去路，但他既没有急忙去寻觅渡江的码头，也没有匆匆往回返，而是悠闲从容地坐在江边的草地上，心情平静地欣赏着天上的云起云落、云聚云散，品味着这些云彩在时快时慢中变幻不定的图案。就在这种极其宁静致远的心境中，王维吟出了富含禅意的千古名句：“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论语·季氏》云：“既来之，则安之。”承认既成事实，安下心来从容应付。这实际上表明一个人的心理应变和承受能力。客观事物的发展变化往往出乎人的意料之中，迫使人不得不适应新的情况，应付新的问题。在新情况和新问题面前，迅速调节心理波动而造成的失衡状态，平心静气地考虑和处理面临的问题，才是求实务实的处事态度。怨天尤人、自暴自弃，不利于适应和处理新的情况。
顺其自然同时体现了静观发展的耐性。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发生、发展直至最后消亡的过程。因此，当事情刚刚发生，或没有充分暴露其本质时，采取顺其自然的策略，静观发展变化，往往是最恰当的应变方法。宋洪迈《夷坚志·姜七家猪》中说：“见怪不怪，其怪自坏。”也就是说，看见了奇怪的事情或现象，不惊慌失措，这些事物和现象就自然失去了吓人的作用。确实，处事者的心理状态和耐性对能否正确处理客观事情有重大影响。始终保持镇定的心态，有利于冷静地审时度势，妥善解决面临的问题。如果遇到不曾见过的怪异东西就惊诧不已，受其迷惑和震慑，失去心理平衡，难免陷入被动地位。
宋朝名将王德用任定州路总管时，军纪严明，练兵有方，部队士气很高。一天，部属了解到有一个契丹间谍混进了军营，立即向王德用报告，并请示将这个间谍抓起来杀掉。王德用说：“一个契丹间谍不足为怪。我军训练有素，严阵以待，还怕契丹来犯不成？”第二天，王德用照常组织训练，并举行了盛大的阅兵活动，士卒们个个生龙活虎，精神振奋。王德用还命令将士：“作好充分准备，听我的旗鼓行动。”契丹间谍将在宋营里的所见所闻报告契丹王，契丹王以为宋军将大举进攻，赶忙派人同王德用等议和。
顺其自然还体现了细谋高招的韬略。当事件发生后，急躁、简单地应变，一般都难以收到好的效果。只有从容应付，才可能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妥善处理好出现的问题。
3.心有雅量自能临变不惊
雅量是豁达大度的气量，是临危不惧的胆量，是善解难题的智量。拥有如此雅量是领导者决策之时如高山流水，让人叹为观止。谢安做事从容不迫，处变不惊。有一次，他和朋友们一起坐船在海上游玩，忽然，狂风骤起，白浪滔天，船被颠簸得东倒西歪，船上的人都吓得面无人色，紧紧地抓着船舷，动也不敢动，只有谢安面不改色，依然如故，还迎着风浪吟唱呼啸。船夫倒是有雅趣的人，以为谢安在这样的风浪中行船很高兴，就继续费劲地向前划船。这时狂风恶浪越来越猛，船夫却只顾划船，别人都害怕得实在不行了，但又碍于面子，不好意思要求回去，这时谢安才不紧不慢地说道：“像这样的天气，还要把船划到哪儿去玩？”船夫这才掉过船头往回划。大家对谢安遇难不乱的气度非常钦佩，从此知道，将来治理国家是非谢安莫属了。
东晋宁康元年（373年），简文帝司马昱死，孝武帝司马曜刚刚即位，早就觊觎皇位的大司马桓温，便调兵遣将，炫耀武力，想趁此机会夺取皇位。他率兵进驻到了新亭，而新亭就在京城建康的近郊，地近江滨，依山为城垒，是军事及交通重地。桓温大兵抵达此处，自然引起朝廷恐慌。
当时朝廷的重望所在，在吏部尚书谢安和侍中王坦之二人。而王坦之本来就对桓温心存胆怯，因为他曾经阻止过桓温篡权。简文帝在弥留之际曾命人起草遗诏，让大司马桓温依据周公摄政的先例来治理国家，还说：“少子可辅最佳；如不可辅，卿可自取之。”王坦之读了草诏，当着简文帝的面就把它撕碎，愤怒地说：“天下是宣帝（指司马懿）、元帝（指司马睿）的天下，陛下怎么能私相授受呢？”简文帝听了他的这一番话，觉得十分有道理，就让王坦之改诏为：“众国事一禀大司马，可仿照当年诸葛亮、王导辅助幼主之故事。”这样一来，桓温才没有当上皇帝。现在，桓温带兵前来，京城朝野议论纷纷，认为桓温带兵前来，不是要废黜幼主，就是要诛杀王、谢。王坦之听了这些议论，怎能不心惊肉跳、坐立不安呢？
谢安则不同，他听了众人的议论，不以为忧，神色表情一如平常。实际上，谢安曾经应聘做过征西大将军桓温的司马，桓温十分了解他的才干，明白谢安才是他篡权的最大障碍。果不出所料，桓温此来确是想借机杀掉王坦之和谢安。不久，他便派人传话：要王坦之和谢安两人去新亭见他。
王坦之接到桓温的通知，不知如何是好，就去找谢安商量办法。谢安却神色不变，态度安祥，和往常一样，好像没有什么杀身之祸等着他。王坦之说：“桓将军这次带兵前来，恐怕凶多吉少。现在又要我们两人去新亭见他，恐怕是有去无回，如何是好？”
谢安笑道：“你我同受国家俸禄，当为国家效力。晋室江山的存亡，就看我们这一回的作为了！”说完，谢安牵着王坦之的手一起出门，直去新亭，朝廷官员也有许多人相随同去。
到了新亭，众人见桓温兵营阵容严密，队伍肃然，心情就更加紧张起来。刚走进桓温大营，几位稍有声望的官员，惟恐得罪桓温，马上远远地向桓温叩拜，战战兢兢，脸都变了色。王坦之也吓出一身冷汗。他勉强移着脚步走到桓温面前，向他行礼，慌乱中竟然把手版都拿倒了。
只有谢安态度自若，不拘形迹。他稳步走到桓温前，不卑不亢地对桓温说：“明公别来无恙？”桓温虽然知道谢安是个不同寻常的人物，但未料到他居然能如此处变不惊，自己反倒有些吃惊了，连连说：“好，好，谢大人请坐，请坐。”
谢安从容就座。这时，王坦之等人惊魂未定，还在浑身哆嗦。谢安在席间，说东道西，谈笑自如，所言之事，左右逢源，桓温和他的谋士们找不到岔，无法下手。而谢安却在闲谈时观察左右，早巳看到壁后埋伏着武士。他见已经到了应该说破的时机，便转身笑着对桓温说：“我听人讲：‘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意思是说如果诸侯有道德的话，那么四邻都会帮你防守，是用不着自己到处设防的）。’明公又何须在壁后藏人呢？”
这是对桓温的绝大的讽刺，他显得极为尴尬，急忙说：“在军中这已经成了习惯，恐怕有突然事变，不得不如此啊！谢大人这么说，就赶快撤走吧！”
谢安又和桓温谈笑了大半天，他那么风度翩翩，安祥稳重，使桓温始终不能加害于他。而王坦之却一直呆若木鸡，一言不发，待到和谢安一同回建康时，冷汗已把里衣都湿透了。王坦之与谢安本来在治国、为人等方面两人都是齐名的，但经过这次风波，两人的优劣便分出来了。
不久，桓温生了重病，却还想向朝廷要“九锡”（按：古代帝王赐给有大功或有权势的诸侯大臣的九种礼器，后世权臣篡位前，常先赐九锡），便派人向朝廷请求。因为他再三催促，谢安只好让吏部郎袁宏起草。袁宏文才很好，起笔立就，谁知谢安偏偏故意找茬，吹毛求疵，要他一改再改，改了一个月还没改成。袁宏虽然文才极好，但在“政治”上却是个糊涂人，他觉得十分奇怪，自己怎么连个诏书都写不好，便暗中问仆射王彪之，究竟应该怎么写。王彪之说：“像你这样的大才，何用修饰，这是谢尚书故意要你一改再改，他知道桓公病势一天天加重，料定长不了，所以借此来拖延时间。”袁宏这才大悟，懂得了谢安的用心。由于谢安不动声色地用了拖延策略，致使后来桓温的野心未能得逞便死去。
谢安曾以八万之众破前秦近百万大军，又在不动声色中挫败了桓温，屡安晋室，实在算得上是有雅量的人。后世者，恐怕只能徒望其项背！
4.要弄清楚原则问题的利害关系
领导者在小事上大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小事糊涂可以免掉许多不必要的拖累。但在原则问题上，领导者必须弄清楚各方面的利害关系，以便抓大放小，提出并施行正确的主张。
北宋时仁宗的三个儿子先后死去，他本人也从至和年间起因病不能临朝，因此朝廷内外惶恐不安。大臣们纷纷进言立嗣君以固国本，包拯和范镇尤其急切。仁宗犹豫不决，拖延了五六年，大臣们也就慢慢松懈了。一天，宰相韩琦觐见仁宗，在奏完政事后开始闲谈。韩琦见仁宗兴致勃勃，乘机说：“皇嗣关系到国家的安危，过去发生祸乱都是由于没有及时策立。陛下年龄已高，至今还未策立储君。为宗庙社稷考虑，何不选择宗室中德才兼备的人？”仁宗说：“后宫将有人分娩，暂且等一等吧。”结果又生了一个女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