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心时代
“人类敬畏时间，而时间敬畏金字塔。”
四千六百多年以来，埃及大金字塔一直屹立在吉萨平原上。从修建金字塔到秦始皇执政之间的时间，比从秦始皇到现在的时间还要长。尼罗河流域孕育的古埃及前后经历了31个王朝，最终在公元前30年沦为了罗马的一个行省。曾经辉煌的历史，如今只留下残存的记忆碎片。
历史中布满了如同古埃及一般已经死去的古老文明的化石，在“文明的摇篮”美索不达米亚，曾出现过苏美尔、阿卡德、古巴比伦、亚述、新巴比伦等文明；在美洲新大陆，则有玛雅、阿兹特克、印加文明，它们都曾经取得过灿烂的成就，但最终都失落在历史的长河中。
然而，在中国、古印度、古代迦南地区、古希腊产生的古老文明，却形成了不朽的影响力，几经兴衰沉浮，一直绵延到了今天。
历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把公元前800年到前200年的这段时间称为“轴心时代”，在这一时期，人类历史上集中出现了思想和创造性上的大爆发，世界不同角落的几大文明几乎同时独立产生了伟大的精神导师：中国春秋时期的孔子、老子；古印度奥义书的圣人们和佛祖释迦摩尼；希伯来文明中犹太教的众先知；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
人类的精神视野，似乎在一夜之间实现了“终极关怀的觉醒”，人们开始用与古文明完全不同的方式来审视和思考这个世界，实现了对原始文化的超越突破，产生了全新的宗教和哲学。直到今天，我们所有的现代社会，都在传承着轴心文明的精神内核。
轴心时代改写了人类的思维模式和价值基础：人们开始用系统性的理论体系来解释世界，而不只是在神话和传说中继承文化；个体开始从社会中“脱嵌”出来，开始独立思考生命的意义；人们追求的价值不再是“此地此刻”的当下繁荣，而是真理、正义、救赎、解脱等超越性的终极关怀。经历了轴心时代超越突破的文明都得以在历史的动荡中生存、延续，而未经超越突破的原始文明则最终消失在时间中。
轴心时代产生的大变革及转型决定了人类文明后来两千年的走向，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从希伯来传统中衍生出了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三大宗教，而古希腊文明则孕育了科学和民主的种子，西方文明的历史便是希腊和希伯来两种传统相互冲突和交融的历史。从印度传统中衍生出的佛教，在汉代开始传入中国，在宋明理学中被融入儒道，成为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轴心时代奠定了人类精神视野的基础，建立了文明演化的模板。可以说，现代人的“思维操作系统”，无论表面如何多样纷呈，其内核“源代码”都是在轴心时代写成的。
历史的篇章匆匆就翻过去了两千多年！
1969年，人类跨出了历史性的一步——登上月球，这实现了人类在漫长文明历程中的无数次憧憬与梦想，也成为轴心文明精髓——“超越性”的一次具象体现。
巧的是，互联网也在这一年诞生。刚开始，它的萌芽是那样无声无息，远不如登月般辉煌且为全球所瞩目。但很快它就如水般蔓延遍布整个星球，浸入每一个角落，让无数多可能性有如生命与水的相遇一般，得到滋润，茁壮生长。
当未来的历史学家审视今天的科技进步时，他们或许会意识到：互联网并非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延伸，其影响远远大于蒸汽机或电气。互联网不只是一次技术革命，更是一次世界观革命。它触及了人类更深层的精神本质，包括我们的信仰和价值系统，甚至撼动了文明的基石。互联网正在重新格式化和升级人类的“思维操作系统”，为我们开启一个新的轴心时代。
网络文明
单项技术革命影响的往往是某一垂直领域，如抗生素的发明彻底改变了医疗和健康。而互联网产生的影响，是横向水平性的：互联网不是一个孤立的技术或行业，而是一个可以改变所有行业和领域的新兴力量。
互联网的核心精神元素是：开放性、去中心化、去权威化、民主化、自下而上、长尾原则和多元价值等。互联网的核心精神不只是在技术和市场的层面体现出来，而是渗透到了文明的各个方面，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网络社会的崛起。
产品开发在变得越来越网络化，工业时代的产品是设计制造出来的，而互联网时代的产品却更像是生长演化出来的。产品开发周期不再只是自上而下的目标分解和实施，而是自下而上地在用户和市场的反馈中不断快速迭代，从而不断更新和完善产品。
企业管理在变得越来越网络化，工业时代的管理更多是自上而下、中心化、等级化、控制性的，而网络时代的管理则更倾向于自下而上、扁平化、激励性的（谷歌早期甚至允许员工利用自己20%的上班时间，来做自己本职工作之外任何感兴趣的项目）。现在甚至有人激进地认为，“公司”作为一种机构都将过时，未来的无边界组织将实现自由人的自由联合。
产业的去中心化也在成为趋势。互联网金融的兴起带来了金融行业的去中心化、脱媒化浪潮，实现了门槛更低、长尾化的普惠金融（20世纪50年代，只有9%的美国人持有股票；2000年，超过50%的美国家庭持有股票）。分布式的再生能源则带来了能源生产的去中心化，家庭可以通过光伏太阳能电池板自主发电，由消费者变成生产者。甚至在以往被政府垄断的太空产业中，我们也看到了商业化的趋势。
而市场经济的逻辑本身就是网络化。计划经济依赖的是自上而下的中央调控；市场经济则相信自下而上的市场自发秩序。“看不见的手”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发生作用。
世界格局在变得越来越网络化。冷战前后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和美国一方称雄的时代，而当今，则有其他力量和影响力中心崛起，世界格局由单极走向多极。
我们的世界观也在变得越来越网络化。哥白尼的学说取代了地球中心论，地球不再是宇宙的中心；而达尔文的学说消除了人类的物种中心论，人类也不是物种的中心。
整个世界在变得越来越网络化。20世纪80年代的流行书《大趋势》（约翰·奈斯比特著）总结了现代社会的十大趋势；而21世纪初的流行书《微趋势》（马克·潘、金妮·扎莱纳著）则认为，世界发展的方向不再是被几个大趋势所垄断，而是裂变成无数微小的趋势，越来越碎片化。现代主义强调客观性、理性、真理和秩序，而后现代主义则强调主观性、非理性、多元价值和非确定性。
人们不再追求大一统的“元叙事”，而强调个体异质性、无中心意识和多元价值取向。在市场、进化论背后有一个共同的逻辑：世界变得越来越去中心化、去等级化和网络化。这便是网络文明的兴起。
12000年前发生了农业革命，250年前发生了工业革命，40年前发生了互联网革命。农业社会的关键性资源是土地，工业社会的关键性资源是能源，网络社会的关键性资源是信息。
物质性的游戏往往都是零和游戏，不是你输就是我赢，我分给你一块蛋糕，自己就会少一块蛋糕。而非物质性的游戏可以是非零和游戏，我分享一份快乐，自己会变得更快乐。当更多的价值转移到虚拟世界中时，非零和游戏就会越来越多。历史上为争夺土地和能源的战争频频发生，是因为土地和能源均是零和资源；而信息原则上是非零和资源，在网络时代，信息的复制几乎不需要成本，传播也几乎不需要时间，更不会因为拷贝而有所衰减。
纽约大学宗教历史系教授詹姆斯·卡斯（James Carse）把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归结为两种类型：有限游戏和无限游戏。有限游戏的目的在于赢得胜利；而无限游戏却旨在让游戏永远进行下去。有限游戏在边界内玩，无限游戏玩的是边界。
不难看出，有限游戏是零和游戏，而无限游戏是非零和游戏。互联网和信息革命的意义在于，冲击了传统的价值基础和游戏规则，创造了可无限延展的价值空间。
文化基因
技术是人性的延伸。农业革命通过耕种延伸了我们的胃，解决的是温饱问题；工业革命通过机械和电气延伸了我们的肌肉，解决的是生产效率的问题——但它们都是对人类肢体的延伸。互联网和信息革命则延伸了人类的大脑，人有别于动物，恰恰在于人类拥有大脑而非肢体（拉丁文把人叫作Homo Sapiens，即“智人”）。
英国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在《自私的基因》（TheSelfish Gene）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文化基因（meme）”的概念。文化基因与生物基因（gene）对应，也是一种复制因子，它可以像生物基因一样被遗传、变异、选择。任何可以在人群中传播复制的语言、观念、行为方式、时尚、技术、理论、信仰等，都可以被看作是文化基因。因此文化基因也是一种可被复制的因子，正如生物基因可以被遗传、变异、选择一样。人类的历史可以被看作是一部文化基因的进化史，所有的文明现象都不过是文化基因的传承、变异、交融和选择结果。
任何生命体的第一性需求都是传播、复制自己的基因，个体生命终将死亡，把基因复制到下一代，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延续生命、超越死亡。人类也不例外，传宗接代是我们作为生物体的基本需求。然而，人还有“第二生命”，即存在于文化基因中的精神和意义的世界。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人类都在不断地传播和复制文化基因，这是我们作为符号动物的第二需求。
有性繁殖使得生物基因在遗传中每代都会减半（子女的基因一半来自父方、一半来自母方）。孔子的生物基因传到今天，已经有80代了，孔子的后代虽然还以自己的祖先为豪，但他们身上带有的孔子的生物基因其实已经稀释得和水一样（2的80次方分之一）；而孔子的文化基因——儒家思想，则到今天还可以生生不息地产生持续性的影响，保留了更完整的痕迹。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传播自己的文化基因比传播生物基因更有意义。
凯文·凯利提出了一个类似于文化基因的概念，他称之为“技术元素（Technium）”。这里的技术并不只是指具象的科学技术，而是涵盖了人类所有可传播、传承的创造物，包括科技、艺术、法律、伦理、宗教等“虚拟物”。
人类历史上出现过的种种重大的技术变革，本身就是文化基因和技术元素演变的结果，这些技术变革的里程碑也反过来改变了文化基因的传播机制。
第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语言。文化基因所涵盖的范围要大于语言、音乐、舞蹈，可复制的行为表情也可以是文化基因。在语言出现之前，人类之间文化基因的传播停留在“模仿”阶段，只能靠面对面手舞足蹈地比划。有了语言之后，文化基因的复制、传播从“模拟态”变成了“数字态”，语言为文化基因提供了一个符号化的载体，正如DNA是生物基因的载体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