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些老总表示，很支持任正非鼓励员工要积极乐观面对人生的行为。每个人的一生都很短暂，员工和领导者在善待别人的同时，也就善待了自己。企业和员工之间不应是简单的工作关系，员工应该把企业当成家，企业也应把员工当成大家庭中的一员。
在这个社会中没有压力是不可能的，面对国内外同产业竞争，想要做得比别人好，肯定要付出更多一点。华为员工压力大是不争的事实，但关键是看个人怎么排解。公司管理层要重视对员工心理的辅导，设法为员工减负。
师永刚点评：华为不是炼狱
2008年3月6日中午，又有一名华为员工跳楼自杀了。而在之前的短短两年时间内，已经陆续有7名华为的员工自杀或猝死。一时间，对华为公司“吃人的狼性文化”的批判声汹涌澎湃。
对那些年轻鲜活的生命过早地离去，我们自然是万分痛惜。但我们据此去全盘否定华为的企业文化，甚至妖魔化任正非这样的中国企业家，又是否合适呢？
我们总结那些被有些人痛斥的华为企业文化，会发现有这样几个关键词：心怀理想、无私奉献、艰苦奋斗、团队合作、善抓机遇、果断出击……这些行为和思想特征，放在几十年前，是备受赞誉和弘扬的**精神、大寨精神和铁人精神，为什么到了今天却备受诟病呢？不能因为几个自杀的特例，就把华为看成一个人间炼狱，并因此全盘否定这些优秀的传统精神。
在华为公司，谁最有理由自杀？是其创始人任正非！因为家境贫穷，高三时他还没穿过衬衫，自卑可以让他自杀；到40多岁时，他一事无成，还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穷困可以让他自杀；在1987年刚创业的5年时间内，他四处奔波却求贷无门，无助可以让他自杀；此后，他在国企和外资的前堵后截中苦觅一线生机，绝望可以让他自杀；2007年年底，华为的世界头号劲敌思科宣布，今后5年内将在中国投资160亿美元，准备和华为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威胁可以让他自杀……但任正非没有这样做。
别以为任正非是一个心坚如钢的硬汉，其实他也曾有过特别软弱和绝望的时候，在信中，他透露自己也曾是一个严重的忧郁症、焦虑症患者，甚至一度无法自我排解从而必须依靠医生的帮助。是肩负的责任和不服输的性格，使他最终从忧郁中重新站了起来。
从某种程度来说，华为公司所在的深圳市，是一座忧郁和焦虑的城市。据深圳市卫生局的调查报告显示：18岁以上深圳居民精神疾病总患病率为21.1%，在全国城市名列第一；其中，抑郁症发生率为7%，远远超过全球抑郁症3.1%的发生率；焦虑障碍患病率为9.94%，这意味着深圳每10名成年人中，就有1人有焦虑障碍；同时，深圳年均有2000人自杀，比交通事故造成的死亡人数还要高。
像深圳这样的发达城市，为什么会有这么高比例的忧郁症和焦虑症患者呢？
首先，是产业竞争惨烈所致。如果按某些人的建议，华为公司实行严格的8小时工作制、午餐过后再来点下午茶、晚上不用加班全部去卡拉OK、高管每年到国外去舒适地度假……这样不用3年，华为就必将会被国有垄断企业和国外行业巨头一起扼杀了。到时，舒适的华为人会一起步入绝境之中。正是因为时刻不离的危机感，让任正非和每一位华为人始终精神紧绷、不敢懈怠。
其次，是日益剧增的生存成本带给白领们的恐慌感。拿房价来说，在深圳、上海、北京等大中城市，近几年来是数倍地往上翻腾。另外，白领们还要想方设法买更好的小车，要为忽上忽下的股价提心吊胆，要为下一代昂贵的教育费未雨绸缪……如此种种，让白领们在焦虑中停不下自己的脚步。
再者，现代年轻人的责任感和心理自我调解能力越来越差，这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因为缺乏吃苦耐劳精神的灌输和培养，很多人往往遇到一点困难便充满挫折感，最后选择了自暴自弃。
惨烈的产业竞争环境，决定了华为之类的高科技公司必须进一步加强艰苦奋斗的作风。但在此前提下，并不意味着企业就无所作为了。时代在进步，能不能把几十年前的无私奉献改为尽可能的有私奉献？另外，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是否能积极地为自己的员工创造发泄压力和加强沟通的渠道和条件？
从政府层面而言，能否尽到自己职责，对股市、房市、车市、教育等这些和白领们休戚相关的行业进行有力的政策调控，从而避免白领们在奔向小康生活的大道上一不小心滑向房奴、车奴等的困境之中？
而至为关键的，是年轻人如何加强自身的心理调解能力。受此困惑的任正非为自己的员工们想出了一些具体的办法：“人生苦短，不必自己折磨自己。有机会去北京，可以去景山公园看看。从西门进，那儿是一片歌的海洋，热得像海啸一样奔放，那些垂暮之年的老人，几十人一簇，几百人一团，都在放声歌唱，多么乐观，多么豁达……”
如果景山公园快乐的老人们还不能治愈好你的忧郁症，那也没必要跳楼，完全可以学习广告中一蹦一跳的黄健翔，高高兴兴地跳槽去吧！你可以暂时放低自己的生活欲望和要求，找一家待遇和压力都低得多的企业去舒缓一下神经。
等重振精神后，你可以再回到华为，重新陪那个叫任正非的老头一起拼命去！
点评人：师永刚曾从军15载，现为香港《凤凰周刊》杂志社执行主编，作家，图书策划人，媒体研究人。内地画传热潮的策划与发起者，曾策划编著《宋美龄画传》、《蒋介石图传》、《邓丽君画传》、《切·格瓦拉画传》等20多本画传。另有研究凤凰卫视的专著《解密凤凰》，研究《读者》杂志的《解密读者》，研究美国《花花公子》杂志的《兔子先生》与美国《时代》周刊的传记《中国时代》等。现为南京大学等数所大学客座教授。
牛根生：中国乳业的罪罚救治致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及长江商学院同学的一封信
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理事及长江商学院同学：
三鹿婴幼儿奶粉事件惊扰了每一个中国人的生活。宝宝的病痛、母亲的眼泪、消费者的责骂，都让我痛彻心扉。
作为中国企业家俱乐部的轮值理事长和长江商学院同学的老大哥，出此大过，让中国品牌蒙尘，真是抱歉至极！同时，对各位理事、各位同学给予蒙牛、奶农以及中国乳业的竭诚帮助，深表谢忱！现将事件的范围、起因、经过以及蒙牛采取的行动汇报于此，望大家赐教。
一、事件范围
有人打过一个比方：如果把这一时间比作“地震”，那么，三鹿是“震中”，其他中国乳制品企业是“余震”。其实，短短一个月，三聚氰胺所殃及的范围已由“中国乳业”而及“世界乳业”、“含乳产品”和“食品产业”……
第一阶段，中国乳业祸不单行。三鹿事件爆发后，伊犁、蒙牛、光明、三元、雅士利、圣元等几大民族品牌均深陷漩涡。
第二阶段，世界乳业拉响警报。据有关报道，雀巢、联合利华、新西兰乳企等一批跨国品牌均被检出。
第三阶段，含乳产品卷入其中。奶糖、巧克力、饼干、蛋糕、米糊等被检出，卡夫、玛氏、吉百利、乐天、金帝等跨国企业也未能幸免。
第四阶段，其他食品也起波澜。据报道，科学家在莴苣、芹菜、西红柿、土豆以及蘑菇等农作物中，都发现有残留的三聚氰胺；尤其在蘑菇中，其残留值最高达到每公斤17毫克左右。
正如一篇报道所讲，“世界陷入三聚氰胺恐慌中”。
二、祸起奶源
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全社会都在追问：究竟是在哪个环节加入的？
业内人士异口同声：“问题出在奶源环节。”
但部分业外人士声高震野：“问题出在企业环节。”例如中央电视台的一则早期报道就认为是企业添加的，《联合早报》一篇报道中某知名人士也断言是企业添加的。在这个非常时期，难免有一些拥有很大话语权却又不十分了解情况的人，误传信息，误导大众。
虽然众说纷纭，但来自中国国家机关的调查结论毕竟在所有的声音中是最具公信力的，因为支持这个论点的是全国公安战士的浴血奋战。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李毅中部长10月3日在答记者问时说：
“三聚氰胺是化学品，是合成树脂的原料，从分子结构看，根本不含蛋白质，严禁用于食品加工业和饲料业。三鹿奶粉事件发生后，有关方面集中展开了对奶制品三聚氰胺污染情况的调查。到目前为止，尚未查出奶制品生产企业在生产过程中人为加入三聚氰胺的现象。在对河北省三鹿集团的200份原料奶所进行的三聚氰胺检测中，发现其中56个批次奶品中含有三聚氰胺，涉及41个原供应站。这说明目前主要集中在原料奶的收购、储存环节。不法分子将三聚氰胺添加到原料奶中，钻的是凯氏定氮法测定奶粉蛋白质含量的漏洞。国标GB/T5413.1—1997《婴幼儿配方食品和乳粉蛋白质的测定》明确，使用凯氏定氮法测定奶粉中蛋白质的含量，这一方法是目前国际通用的测定蛋白质的方法。凯氏定氮法，是指通过测定氮元素的含量，并利用氮元素与蛋白质换算系数，来计算乳制品中所含蛋白质总量的方法。在分析过程中，所有含氮物质均被统计成蛋白质总量。三聚氰胺含氮量高达66%，一旦被掺入乳制品，就可以提高氮的含量，造成原料奶蛋白质含量虚高。而其价钱，只有蛋白原料的五分之一。于是一些不法分子就钻空子，在奶液中添加三聚氰胺，误导为‘蛋白精’。这也暴露出我们在食品质量监管中存在重大安全漏洞。”
目前中国乳制品企业的奶源，从控制模式角度看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自有奶源，其实现了“从乳房到工厂，从工厂到餐桌”的全封闭运行，完全杜绝了掺假的可能；二是社会奶源，即由社会上的奶站代采原奶后再卖到企业。这次“三聚氰胺事件”，就是极少数祸国殃民的不法奶站钻空子造成的。企业最大的责任，就是没能把不法奶站送来的掺有三聚氰胺的原奶挡在门外，在管理上出现了重大疏漏。虽然受污染的只是一小部分奶源，却给相关消费者带来了严重的灾难，也给全社会造成极度的恐慌！
有人说，在奶源领域出现不法分子非法添加三聚氰胺事件，是由于乳业发展速度太快，原奶供应不足造成。这个观点值得商榷，缘由有四：
（1）中国乳业发展速度快是需求拉动的结果。需求大，配置的资源就多，发展速度就快，这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
（2）中国奶源只是在淡季出现适度短缺现象，到了旺季（夏季）往往还会出现过剩倾向——上游出现“杀牛倒奶现象”，下游出现“奶贱于水现象”。以内蒙古为例，买牛、供奶的速度排在全国前列，旺季牛奶过剩现象就非常突出。
（3）中国乳业这10年的发展速度并不是全世界最快的，韩国、日本都曾经历过高速发展期——中国乳业1997—2007年发展最快，年均增长率为19%；韩国乳业1970—1980年发展最快，年均增长率为24%；日本乳业1950—1960年发展最快，年均增长率约为18%。
（4）任何时代都不能把造假的原因归结为供需缺口——假黄金、假鸡蛋、假酒、假币……它们有的稀缺，有的不稀缺，但都不能将造假现象归因于供求关系。
不法分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添加三聚氰胺的？从目前河北警方破案的情况来看，大约是从2007年第四季度开始的。传到内蒙古的时间要晚一些。
香港媒体把三鹿事件称为中国乳业的“9·11”。
美国的“9·11”，恐怖分子用飞机撞哪座楼，哪座楼就倒塌；乳品的“9·11”，不法分子把三聚氰胺加在哪，哪就出事。
三、知不知情
1.蒙牛人天天喝蒙牛牛奶，购买方式与内地消费者完全相同
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后，社会一迭声地问：“你知不知情？”
不仅我不知情，我们的团队也不知情。
我和我的员工，天天都喝蒙牛牛奶。我们管理层居住的小区叫“圆缘小区”，这个小区里有一个社会上的超市开的连锁店，叫“金昌超市·蒙牛店”。这个连锁店和呼和浩特的其他超市没有什么区别，进货渠道相同、产品种类相同，从特仑苏到利乐枕到百利包，从白奶到酸奶到奶粉，应有尽有。消费该店产品的人，99%是蒙牛的管理层成员及其亲人。有记者在调查时细心地发现：“即使是蒙牛总部员工生活区旁的连锁超市，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后，蒙牛液态奶销量同样降幅明显。例如蒙牛高钙牛奶，该店该产品7月份的零售收入为1185.9元，8月份的零售收入为1172.7元，而9月份三聚氰胺事件发生后，前22天的零售收入只有482.5元。”购买量事发前月月增高，事发后骤减一半，这也证明蒙牛员工和家属事前并不知情。
两年来，俱乐部的各位企业家先后率领几十个团队来过蒙牛，每次会桌、餐桌必上蒙牛产品，蒙牛团队和大家都是一起饮用的。
就在三鹿事件爆发前一个月，俱乐部的理事、荣誉理事还曾齐聚蒙牛。在历时三天的活动中，诸位企业家、学者以及蒙牛管理层成员，从纯牛奶到酸奶，从乳饮料到奶茶，从奶酪到雪糕，大家几乎吃了一个遍。如果我们知情，既不会如此招待朋友，更不会这样对待自己。
事件爆发前四天，荣誉理事柳传志先生带领联想控股管理团队109人参观指导蒙牛，与蒙牛管理团队一起吃喝的仍然是蒙牛各类乳制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