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梦
2010-10-18
“要是我挣了很多很多钱……”
寒流到来前的一个明媚下午，闪闪半躺在一家四合院咖啡馆的沙发上做白日梦，旁边还半躺着两个女人，一个是苏丝黄，另一个叫爱玛，是个不用做白日梦的女人——她已经挣了很多很多钱。
闪闪说：“要是我挣了很多很多钱，我就只买3套房子：北京城里一套，郊区一套，再在意大利Ravello买一别墅。”
苏丝黄喝了一口茶，不说话，因为她知道自己这辈子也不可能有这么多钱，所以她懒得去想。爱玛也不说话——她已经有了这些房子，虽然第三套不在意大利，在法国。
“然后，”闪闪说，“我就去学人类学、雕塑、数学和舞蹈，每年拿4个月时间去旅行：最冷和最热的四个月。在全世界参加最酷的大爬梯，谁不让我进去我就贿赂他的门房，穿得像Lady Gaga一样地进门，然后装成醉鬼往当场最贵的晚礼服上泼酒。”
“服务员！”苏丝黄呼唤。服务员一溜小跑过来，弯下腰。苏丝黄说：“能给我个水果乳酪蛋糕吗？”
“再来一个绿茶。”爱玛说。
“爱玛，你没有钱之前想过这些事儿吗？”闪闪扭头问。
爱玛说：“想过。不过我那时候第一想的是男人。”
“喔对！”闪闪大声说，“我怎么把男人忘了。不过我想，要是我有很多钱，做了整容又穿漂亮衣服，又老去爬梯，肯定就不缺男人嘞。”
爱玛微微一笑：“你真是乐观。”
闪闪一骨碌坐起来，说：“给我讲讲，实际情况是怎么样的？”
爱玛说：“哦……那就得看你要找什么样的男人了。”
在我国，如果你又漂亮又能干又有钱又有追求，要是你还按着中产阶级的理想去找，找一个比你有钱、比你强的男人，那将是一条坎坷的道路，因为那条路上的男人都已经结婚，或者去找女影星去了。你可以做小三，但那不是中产阶级的理想。这情况在80后那里就会改变，不过现在还不行，现在那些有钱人脑子里还有好多陈旧想法，其中一个就是：尽可能躲开有脑子有主见的女人。每个有钱人都希望在家里做迷你国王，不然他赚那么多钱干嘛。
“如果你不找那些人，你可以找一个不一样的：年轻、帅气、身体好、单纯、死心塌地喜欢你。那是蛮容易的。”爱玛说。
闪闪说：“我什么都愿意尝试。”
爱玛笑笑：“到一定年龄，你就会想要孩子，你什么都有了，肯定会想要个孩子。你还会想要固定一个关系，这样就可以有一个人总能听懂你说话，性生活安全，还能真正爱你的孩子，你孩子也会真正爱他。”
闪闪说：“对，我也不希望家里搞得跟以色列巴勒斯坦似的。”
“那就最好结婚。”爱玛说，“不结婚的话，男人会觉得你不爱他。”
闪闪非常纳闷：“不是女的才会这样吗？”她看了太多男人逃婚的故事，以为大多数男人如果有选择的话，都情愿不结婚。
“两个人如果强弱悬殊，弱的那个，不管是男是女，都需要强的那个来求婚。”爱玛说，“不然这个关系总会有问题。谁心底没有点小自卑小心思？”
闪闪可以接受这个，她心胸很宽广。
“然后你就一定要做婚前财产公证。”爱玛说，“这样你就可以有一段快乐幸福的日子，又不为未来担忧。”
苏丝黄问：“你做了婚前财产公证吗？”
“如果我再结婚，我肯定要做。”爱玛说。
“你爱他，他死心塌地地爱你，为什么要做财产公证呢？”闪闪问。
“人是会变的，你没法预测这些变化。我见的太多，不管是谁，都可能会变的。不管他们变不变，你至少都得有自己的钱在口袋里，钱只听你的。”爱玛说。
“可是我觉得，签婚前协议太破坏感情了。”闪闪说，“怎么讨论？‘我爱你爱得要死，不过我的钱要留给自己。’结婚不是经济联盟来的吗？不然带个戒指宣誓一下也可以，何必去法律登记？”
“如果我死了，钱都是你的。”爱玛说，“这也是条款之一啊。”
“如果十年之后死于慢性中毒，或者精心设计的车祸呢？”闪闪问，“你说人总会变的。”
苏丝黄被一口蛋糕噎住。
爱玛说：“如果你倒霉，那该来的总会来的。”
“那还公证干嘛？”闪闪问。
爱玛说：“人生最悲惨的事，是人没死，钱花完了。”
闪闪盯着爱玛看了一会儿，说：“我真的是太乐观了。”
色·友
2011-1-12
假如你是个还在寻偶的女孩子，假如你有一个很好的闺蜜。
这世上有三种女人：女人的女人（拉拉），男人的女人（只跟男人混，没有闺蜜的女人），还有第三种，大多数女人都是这样，介于二者之间。
如果是第三种，你们的友谊可能有一种常见的发展轨道，虽然当中这里那里都会有点不同。
青春期的时候你们俩看似好得不可开交，天天泡在一起，但是又免不了时时攀比：穿的衣服拿的薪水，今天明天见的人去的爬梯，谁多了一点谁少了一点，谁被男生追了谁没有，心里就有点硌，总要在下一个机会里找补回来。
这些小心眼儿东西好像在青春期很常见，因为那时候大家都在“塑形”阶段，还不知道自己将来能成什么模子，于是只要是好的，都想往自己身上套，看见人家好的，就难免心虚眼红。这也是为什么传统文学里会贬低女生之间的友谊。不过，这种贬低是灯下黑，男生在追同一个女生的时候，情形也好不到哪儿去，不过他们更能掩饰自己的嫉妒罢了。
等到小姑娘慢慢长大，该成淑女的成了淑女，该成妖精的成了妖精，该成文艺女青年的成了文艺女青年，各自找到了喜欢自己这款的“特供市场”，被彼此压过风头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这种折磨就少了很多。而且这个时候，开始发现男生来来去去，闺蜜反而留在身边的时间更长久，这时通常会生出一些真正的姐妹情感来。
闺蜜之间，外貌、经济、家境、事业各方面条件通常差不多，不然很难有共同话语。这两人之间会形成一种很微妙的动态平衡，不会再因为一件衣服而互相嫉妒，但是她们相互比较的习惯是不会变的。比如，两个女孩子一起去同一个爬梯，到了那儿，两人相中同一个男的，一个明着搭讪，一个暗着送电话号码。通常的结果是谁也没得到那男的，但是如果其中一方得到了，这友谊基本也就毁了。
不少寻偶期的女孩子，就这样，一个个毁掉了自己的闺蜜关系。而在外出交往的时候，也变得一根筋——只跟男的搭讪，不再结交新的女朋友，以为这样自己走的才是康庄大道，不浪费时间直奔主题。更愚蠢的，因为在每个爬梯上都急着展现自己压倒别人，结果女朋友们越来越不愿意请她去爬梯。
她发现，她们的寻偶之路越来越窄，到后来变得很孤单，看什么都不顺眼，又越发不愿发展新的女性友谊，于是造成恶性循环。这就是传说中的“重色轻友”，这不是品质问题，是社交智商问题。
美国《环球科学》最近的一篇文章说，90年代有一个研究配偶是怎么相识的全美普查，68%的受访者说，他们与配偶是通过两人都认识的某个中间人介绍的，只有32%的人是“自己介绍”认识的。即使是短期性伴侣（比如一夜情），也有53%的人是通过别人介绍的。所以，尽管萍水相逢的事情偶有发生，小部分人也确实无需他人帮忙就找到了伴侣，但是在多数情况下，人们和配偶结识，常常是通过朋友的朋友或其他人际关系实现的。现实生活中的人际关系具有非常复杂的网络结构，很容易衍生重重机缘。假如你正单身，有20个关系不错的朋友（熟到对方会邀请你参加他的派对），他们每人又认识另外20个人，这20人每人又有20个朋友，这样，仅通过三层人际关系，你就可以结识8，000人。
知道了这些，你就很难明白，为什么女孩子不能热切地结识新的女朋友。寻偶明明是共赢游戏，偏偏搞成零和游戏。这等于削减了自己80%的寻偶机会——你认识的男人，是不会给你介绍别的男人的，但是真正好的女朋友，就会。
你当然也可以去约网友，不过那种筛选过程，十分的累——没有朋友预先替你筛一遍，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次约见的人，会是个人，还是条狗。
当然，抱着泡男人的心态去骗女性友谊，也不对，这样只能更糟。一个好朋友能给你的东西，要比男人多得多。为什么一些女人的心里，只能关心自己那点要求，而不能敞开了，去发现点别人的事儿呢？
回到苏丝黄前面说的那个女朋友，她后来发现，在夜店里转来转去，遇到的不是假唐璜就是小偷，她现在也还在晃着，跟不同的Gay蜜一起打发时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明白这个简单的道理。
夫人文学
2011-1-29
苏丝黄以前和一个女朋友谈过少女时期的梦想，那个朋友说，她小时候希望长大了要么做个压寨夫人，要么做个大使夫人，或者类似的夫人，总之是跟着男人吃香的喝辣的，又不必自己太操心劳累那种夫人。
相信很多女孩子都有过这样的梦想，不一定是光想着有钱人，要求更高的，会希望夫君又有钱又风光。国内出版商应当多考虑这样的白日梦产生的需求，出版一套“太太丛书”，专找此类夫人来写自传，为有志搭便车的少女们励志。比如杨利伟的夫人，董建华的夫人，周文重的夫人之类，讲讲她们从厅堂和厨房里（卧室写不写没关系）看权力世界的故事，类似马赛绸缎商之女安娜玛莉·沙林格写的《我与拿破仑》那样的作品。在这样真实的自传面前，没见过世面的文艺女青年写的小鸡文学简直不堪一击。
不过，这种太太作者，人要聪明，写出来的东西才会好看。不该有鸡犬升天的傲慢，也不能乏味地只谈锅碗瓢盆。聪明的太太是混进权力世界的间谍，能满足旁观者最深切的好奇心。要是再有些幽默感，那就是极品了。
这样的极品，在英文世界里更多见，因为英文世界里，人们对嘲讽的态度更宽容。苏丝最近发现的一个，就是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夫人。斯蒂格利茨是美国经济学家，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跟全球不少政要同过桌，回答他们向自己提的问题。但是，谁会关心斯蒂格利茨夫人是什么人呢？
但是这个斯蒂格利茨夫人，最近写了一篇《达沃斯那些嫉妒的情妇们》，大受欢迎：“达沃斯的好处，在于它让每个人都疯狂地不安。无论亿万富翁还是国家领袖，人人都认定自己被安排在最糟糕的旅馆房间里，参加的是最没意思的一场分论坛，还被排除在最重要的活动/最有趣的私人宴会之外。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克劳斯·斯瓦布的天才之处，就是他能让几百个成功商人，付上几千美元，来参加一场以全面羞辱和偏执狂为基调的活动。”这种兵不血刃的尖刻，简直直逼简·奥斯汀。
和奥斯汀一样，斯蒂格利茨太太段数高明，刀锋一转就朝向了自己。“太太们对丈夫们的痛苦十分同情，但我们有自己的问题要面对。说到底，我们是达沃斯的梯子最底下那一级。”因为达沃斯的要员太太们，都必须带一个“终极耻辱章”——一个白色的名牌。白色的名牌，是跟其他人各色的名牌区别开来的，你没有身份、没有地位、没有职业，就是个陪同。你要是站在别人面前，别人就会立即把目光转开，寻找比你更有价值的谈话对象，在达沃斯，脸不如名牌重要。
你以为太太们已经很可悲，其实还有比太太们更可悲的，那就是达沃斯的情妇们。在达沃斯，情妇们就算偶尔混进各种活动，也难有立锥之地——达沃斯是权力勾搭之地，主要不是泡妞的地方。这些“骨瘦如柴、衣着光鲜的情妇们”，在百无聊赖等待把她们带来的男人从会场上归来时，眼光如刀横扫满场，只待摧毁一切潜在的竞争对象。据谣言说，有一批野心勃勃的情妇兵团，每年得不到邀请也到达沃斯来，在酒店和街道上“扫大街”，希冀捕获高级猎物——她们是“达沃斯情妇最可怕的敌人”。
“夫人、情妇、女朋友。我们是寄生虫，是世界经济论坛这个大马戏团里的清道夫鱼。”我们简直听到了马克思的口吻，一个多么聪明的女人啊。
不过，讽刺是弱者最好的武器。归根结底，显示自己的聪明，并且娱乐他人，可以获得一点平衡。只是这种满足转瞬即逝。有个奥斯汀传记作者说，“我不知道奥斯汀到底长什么样，但是我知道，一个长得很漂亮的姑娘会忙于满场跳舞，而不会有时间在角落里观察别人的举动言行。”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被放在寄生虫的位置上，总难免心灵受创。我们不再生活在18世纪，女人们的竞争早就不再局限在争夺夫君上了。事关势利眼，太太们“最可怕的敌人”，是那些比她们更能干、凭自己的能力得到权力世界一席之地的女人。斯蒂格利茨太太没有写到那些在达沃斯会场上左右逢源的风云女性，其实她们才是太太们心头最深的痛，而最深的痛是没法说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