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希特勒影响最大的是地理学家卡尔·豪斯霍夫（Karl Haushofer）。豪斯霍夫1869年出生于慕尼黑，他早年参军，曾到日本做过军事教官，“一战”期间当过旅长。战后豪斯霍夫在慕尼黑大学讲授地理学和军事科学。他的一个学生叫鲁道夫·赫斯，此人后来成了希特勒的亲信。正是通过赫斯，豪斯霍夫认识了希特勒。当时希特勒因啤酒馆暴动失败，被捕入狱，正在写作《我的奋斗》。豪斯霍夫向希特勒讲授了生存空间等观念，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希特勒恍然大悟。《我的奋斗》第14章专门讲**的外交政策，明显是受到了豪斯霍夫的影响。豪斯霍夫和希特勒的关系究竟有多么紧密，现如今已经成为历史之谜，但豪斯霍夫很快就在元首那里失宠了。1944年，豪斯霍夫夫妇被关进了集中营。同一年，他的儿子因参与暗杀希特勒的计划被处死（汤姆·克鲁斯主演的《刺杀希特勒》就是根据这一历史事件改编的）。德国战败之后，盟军软禁了豪斯霍夫，并考虑是否要把他送到纽伦堡审判。1946年，豪斯霍夫和妻子一起自杀。
地缘政治学遭到冷遇和歧视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它经常被视为历史决定论的变种。尤其是在“二战”之后，决定论成了意识形态对垒的一个重要战场。意大利和德国出现了***主义，苏联出现了专制政权，来势汹汹的极权主义几乎要将脆弱的西方自由主义传统价值碾成齑粉。在信奉自由主义的学者看来，历史决定论就是极权主义的宣言书。出于误读和曲解，他们将马克思的唯物历史观也视为历史决定论，波普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几乎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谈到，历史主义就是乌托邦主义，就会异化为极权主义。在《历史的不可避免性》一文中，著名学者伯林严厉批评历史决定论。他不承认历史是被任何能为人所控制的因素以外的力量决定的。这是因为，如果有人力所不可控制的外力，则人的行为就无法被表扬或批评，无善恶之分，沿着这一逻辑推演下去，历史决定论包藏着危险的道德和政治祸心。
不管历史决定论是否真的像波普或伯林说的那样可怕，但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地缘政治学者其实是支持自由政治传统的，如提出“陆权说”的麦金德支持威尔逊总统的理想主义政治主张；提出“海权说”的马汉也相信民主政体，他认为与陆军相比，海军的政治立场会更民主。
地缘政治学家想要得到一点点同行的承认都很难，但同样的观点，从其他学科的学者口中说出来，却得到了大家的景仰和崇拜。尤其是在历史学家中，不乏这样的学者。以卡普兰非常推崇的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而论，布罗代尔1949年出版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与地中海世界》，完全可以称为一本地缘政治的代表作。顺便说一句，更令人钦佩的是，这本书是布罗代尔在“二战”期间当德国战俘的时候写的。布罗代尔提出了“时间波长变化”的概念。最长的“长时段”主要是指那些不为人所察觉的地理、气候等自然条件的变化；“中时段”是指在一个世纪之内出现的人口、经济、社会、政治的变化，这往往是“集体力量”的结果；最短的周期是“历史小事件”，也就是我们在媒体上天天看到的新闻事件。布罗代尔最为重视的是“长时段”和“中时段”因素。这些因素对我们的影响最大，但却最容易被人忽视。它们是冰山藏在水下的部分，它们是海洋深处几乎静止不动的庞大水体。
从这样的角度去看国际政治，自然感受不同。卡普兰在回顾了从修昔底德以来的地缘政治核心观点之后，结合他在世界各地的游历，谈到了21世纪世界政治地图的变化。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欧洲并没有出现完美的统一。从历史上看，欧洲的重心经历了从地中海边的南欧向西欧、北欧转移的过程，因为南欧土壤贫瘠、山地崎岖，而北欧、西欧则河网密布、矿产丰富、平畴千里。最近发生的欧洲金融危机，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本来就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它反映出来的矛盾，就是长久以来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西欧和阿尔卑斯山脉以南的南欧之间的差异和冲突。此外，“中欧”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批知识分子们的虚构。在欧洲和中东之间，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始终不存在明晰的边界。北起波兰，南至巴尔干半岛的广阔地区，处于地缘政治学家高度重视的“缓冲地带”，至今仍然在历史和现实的交错中半梦半醒。
卡普兰也谈到了俄罗斯、印度和中国这些“新兴大国”的地理宿命。
在他看来，欧亚主义是俄罗斯的灵魂。俄罗斯本来只是困在森林深处的一个小公国，机缘巧合，使得它成为横跨欧亚的超级大国。极度恶劣的生存环境、辽阔无垠的国土、蒙古入侵的历史，造就了俄罗斯近代以来不断对外扩张的心态，甚至还有某种对暴力和暴政的迷恋。但欧亚主义也是俄罗斯最脆弱的“阿喀琉斯之踵”。向西，俄罗斯不愿意完全让自己和西欧文化融合，这样只能让其更加边缘化，俄罗斯的独特文化，仍然是其可以向整个欧亚大陆的边缘地区投射影响的一种“软实力”，但如何重新找到一种新的文化感召力，是其面临的一个难题。向东，俄罗斯的地图不断向亚洲蔓延。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主任特里宁甚至说，“俄罗斯如果把符拉迪沃斯托克视为其21世纪的首都，那将再好不过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处于世界经济最有活力的东亚地区，理当成为一个国际大都会型的港口城市，但俄罗斯至今只把远东当做原料基地，而非通向亚洲的通道，因此错失了日本经济腾飞、亚洲四小龙奇迹和中国崛起几次历史机遇。
印度在地理上占据了南亚次大陆的大部分面积，但从历史上讲，印度始终没有出现过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印度现在统治的领土，远远超过其大多数历史王朝曾经的疆域。其实，是英帝国在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殖民扩张，才将印度的势力范围前所未有地扩大。但印度仍然没有占据整个南亚。向西向北，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之间，几乎从来没有过明确的边界，这里仍然是宗教极端势力、地方军阀和山地部落的领地，也是令印度最为头疼的地方。向北，隔着喜马拉雅山脉，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大国之间，经济相互往来却相对水平较低。向东，印度尽管不断向东南亚渗透，但南亚经济和东南亚经济之间却如陌生的路人。卡普兰在其另外一本书《季风》中曾预言，随着国际贸易，尤其是能源贸易越来越集中于中东和亚洲之间，印度洋将成为未来最具有战略意义的海洋。
卡普兰对中国的海上力量扩张深表担忧。但是，他似乎相信，中国仍然没有实力与美国抗衡。他谈到，中国已经拥有现代化的驱逐舰编队，并制造出了自己的航母。根据美国原海军副部长克罗普西（Seth Cropsey）的判断，中国很快就能派出超过美国海军的潜艇部队，中国的海军打击海上移动目标的能力已经大大提高。但卡普兰引用美国五角大楼2010年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的战略是加强和其亚太军事同盟的关系，同时再部署第二道“围堵”中国的防线，即太平洋上的关岛、帕劳、北马里亚纳、所罗门群岛、马绍尔群岛、卡罗林群岛等。这些岛屿或为美国领土，或与美国签订了防御协定，面积大到可以建立海军基地，同时又小到不会太引人注目，地理位置离中国较远，可躲避中国的导弹袭击，但又近到可随时开拔到朝鲜。我非军事方面的专家，无法判断其观点的真伪，但这些新的动向，或许值得我们更加关注。
卡普兰最为关心的当然是美国的地缘政治。美国安全智库网站Stratfor在2013年发布了一份报告——《美国的地缘政治（一）：不可避免的帝国》，有兴趣的读者可做参考。在本书中，卡普兰的核心观点是，美国需要从地缘政治的角度重新审视其对外战略。在他看来，对俄罗斯的遏制、对东欧的支持，以及对中东的战争和干预，都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错误地计算了美国地缘政治的成本和收益。美国过多插手中东事务可能得不偿失。美国努力稳定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局势，最终获益者很可能是中国，中国就可以借道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打开一条通向印度洋的通道。他支持美国把更多的战略资源配置到亚太地区。同时，他也更关心美国家门口的地缘政治。美国的后门就是墨西哥，但墨西哥却一直为毒品交易、政治腐败等问题所困，墨西哥一日不稳，美国就不能安寝。有意思的是，乔治·弗里德曼在《未来一百年》一书中讲到，最终对美国的霸权带来挑战的既不是中国，也不是俄罗斯，而是墨西哥。因为人口老龄化会导致美国的移民政策更加宽松，大量的墨西哥移民越过美国南部漫长的边界，进入美国，日久天长，美国就会逐渐变成一个受拉丁裔选民影响的国家，这给美国的内政外交均将带来革命性的影响。
总之，这是一本充满了新奇观点，能够激发新的思路，但也必然引起很多争议的书。最后，我想说的是，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谈论地理的作用或许已经显得过时。毕竟，只要坐上飞机，你就可以在一天之内周游地球。当《纽约时报》的专栏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写作《世界是平的》一书的时候，他的头脑中根本就没考虑到地理的影响。地理对他来说，不过是飞机头等舱座位的液晶屏幕上显示的飞行路线。但我之所以要向大家推荐这本书，就是因为我赞同卡普兰在本书的一开头就讲到的：
“为了更好地理解现在，为了更好地向未来提问，最好的办法是脚踏大地，慢慢行走。”
哈耶克大战凯恩斯
想象一下有一个买卖思想家股票的股市。过去和现在的思想家都可以上市交易，他们的行情有涨有落。有些经典的思想家是蓝筹股，他们的沉浮主导着时代的精神。也有些风光一时的思想家很快就被人遗忘，甚至被迫退市。有时候，会出现一匹“黑马”，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思想家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突然受到热捧。活跃在股市的交易者们有的是投资者，坚信长期持有、价值投资，对自己信仰的思想深信不疑；也有些交易者是投机者，他们并不看重思想家的内在价值，而是更关心同一时代的人们更偏爱哪个思想家，只要站队站得准，他们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不要以为这个股市只是少数知识分子们参与的市场，这个市场上的行情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思想家即使在死后也难以得到清净，后来的崇拜者和反对者会不断地把他们抬出来，或是祭奠，或是鞭笞。我们想要完全做到特立独行，亦是难上加难。思想界就是一个江湖，江湖多恩怨，有时候你已经得罪了别人，自己还莫名其妙。
哈耶克和凯恩斯是经济学界的两个最大的蓝筹股。如果说爱情是文学家最喜爱的主题，那么自由放任和政府干预之争就是经济学家们最喜爱的主题。尽管他们心里也知道，争来争去争不出什么，但从来没有一个话题能够如此激发经济学家们的狂热。在追随者们看来，哈耶克就是自由放任的代表，而凯恩斯则是政府干预的代表。你是哈耶克一派，还是凯恩斯一派？你必须要作出选择。每一派都认为自己才是正宗。他们之间的恩怨，甚至超过了金庸小说中华山派“气宗”与“剑宗”的门户之争，而是达到了“正教”与“魔教”间水火不相容的程度。
正如拉罗什福科曾经说过的，“大多数虔信者让我们对虔诚感到厌恶”。哈耶克和凯恩斯之间的分歧究竟在哪里？他们的大多数追随者其实也说不出来。而正因为如此，我觉得读读英国记者尼古拉斯·韦普肖特（Nicholas Wapshott）的《哈耶克大战凯恩斯》一书或许能给我们更大的启迪。在韦普肖特的笔下，凯恩斯和哈耶克不再是抽象的教条，而是还原了他们有血有肉的真身。他们的命运和时代的命运交织在一起，他们之间的恩怨情仇交织在一起。要想把他们的思想分歧区分开，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凯恩斯比哈耶克年长16岁。尽管哈耶克和凯恩斯一样，也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但和凯恩斯相比，哈耶克一直有一种隐隐的自卑感。凯恩斯身上有一股高高在上的贵族气质，他当时已是名满天下，而且辩才无碍。哈耶克则从奥地利刚刚来到伦敦，连英语都讲不好。他跟随米塞斯学习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在英国经济学界几乎无人知晓。就像韦普肖特所说的，这是一场龟兔赛跑，一开始，凯恩斯早就像兔子一样一溜烟冲了出去，而哈耶克还在起跑线慢慢地爬。但哈耶克自有一股不服输的倔劲。1931年，哈耶克在伦敦进行了四场讲座，招招指向凯恩斯刚刚萌芽的经济学新思想。之后，哈耶克又发表了一篇对凯恩斯《货币论》猛烈批评的文章，发表在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刊》上。这篇措辞激烈的评论文章激怒了凯恩斯，他马上写了一篇文章回应，并在文章中顺带着把哈耶克几年前的《价格与生产》一书批了个体无完肤。这样的辩论丝毫无助于学术的进步。远在大洋彼岸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奈特一直关注着这场辩论，但让他倍觉失望。他说，根本弄不明白这两个人究竟要争论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