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穆公接到弦高送来的报告后，立即派人到北门观察守门的秦军动静。只见秦军刀枪擦得雪亮，马匹已经喂饱，便知弦高的通报属实，于是紧急动员全国准备迎战秦军。忽然探子来报，前来偷袭的秦军已被弦高用劳军之计退了。郑穆公如释重负，立即派人向三个守北门的秦将说：“你们整装待发，想必是要回国吧。郑穆公已经知道这件事，特派我来相告，你们离家两年了。思乡回国是人之常情，那就清便吧”等候秦军已久的三个秦将早知秦军已退，大事已经泄露，只好连夜率军奔一向秦国。
对于弦高在国难当头之际智退敌人的举动，郑穆公大为赞许，亲自出城迎接，并设宴款待他。穆公决定封弦高为官，但有人极力反对，认为弦高怎么说也是个牛贩子，封他为官有失朝廷脸面。穆公却不以为然：“脸面，脸面有什么用？若不是弦高谋士智退敌兵，恐怕郑国人的脑袋现在都已不在脖子上了。弦高不用一刀一枪，就制服了前来偷袭的秦军，他是一流的人才，难道我们不该封他为官吗？”说罢，封弦高为军尉。
在知人用人方面，曾国藩更有独到之处。
在湘军中，分统湘军内外湖水师的杨载福、彭玉麟，就是曾国藩于咸丰三年（1853年）下半年在衡州练兵期间，分别从行伍和凛生中提拔上来的。
此二人均有极高的军事才能，其一“智胆超群，秉性忠直”而又“口不言功”；另一个“任事勇敢，励志清苦，实有烈士之风”。他们所具备的品质，都符合曾国藩对“德”的要求，故曾国藩把他们从无名之辈提拔到统领水师的高位上。而他们后来在建立与发展湘军水师，指挥湘军水师作战上，也确实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曾国藩每到一处便广泛结交，大量延揽当地人才，在江西、皖南、直隶等地都这样做过。在他的幕僚中，王必达、程鸿诏、陈艾等人就是通过这种方法求得的。与捻军作战期间，曾国藩在“告示”中特别强调“询访英贤”的重要性：“惟徐一路自古多英杰之士，山左中州亦为伟人所萃。”“本部堂久历行间，求贤若渴，如有救时之策，出众之技，均准来营自行呈明，察酌录用。”“如有荐举贤才者，除赏银外，酌予保奖。借一方之人才，平一方之寇乱，生民或有苏息之日。”在直隶担任总督期间，为广加延访，以改当地士风，曾国藩专门撰写《劝学篇示直隶士子》一文并广为散布，此外，还将人才“略分三科，令州县举报送省，其佳者以时接见，殷勤奖诱”。
在兴办洋务期间，曾国藩有位名叫薛福成的得力千将，就是他通过“不拘一格”的求贤方式选拔出来的。
同治四年（1865年），曾国藩初任两江总督，亲自主持在古城金陵恢复已中断十二年之久的江南乡试乡试结束后，曾国藩收到署名江苏无锡落榜秀才薛福成呈送的治理两江方略-《上曾侯书》。书中提出“养人才、广垦田、兴屯改、治捻寇、澄吏治、厚民生、筹海防、挽时变”八项建议，每项建议中都附有具体的实施方案。整篇文章条理清楚，文通句顺，见解独到，曾国藩对此大加赞许，很快就召见了他。谈话间，曾国藩得知薛福成饱读诗书，不仅胸怀“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而目具有改革内政外交的真才实学。因而不嫌他是个落第秀才，当即揽其入幕。
后来，薛福成果然不负所托，一直追随曾国藩征战大江南北，尽心效力光绪十六年（1890年）正月，薛福成出任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后越次升补为左副都御史，并以撰写的大量政论、奏疏等，被当世公认为谈时务的巨擘。
曾国藩选人“不拘一格”，因此连连获得得力助手，除薛福成外，被人熟知的还有罗萱。
曾国藩奉命办团练，广泛招揽人才，罗萱是最早应募者之一。当时每天都有上百人到营中报名，曾国藩一一召见，稍有才能之人都被留了下来。一天，曾国藩接连召见数十人，已是筋疲力尽，无心见客。就在这时，罗萱前来拜见，曾国藩毅然扫一起精神，以礼相待，与之热烈地交谈起来。
交谈中，曾国藩得知，这位青年姓罗，名萱，字伯宜，湘潭人。其父汝怀，道光十七年（1837年）拔贡，曾任芷江学训导，候选内阁中书，以学行闻于时，著有《湖南褒忠录》。罗萱天资聪慧，饱读诗书，文笔出奇，出类拔萃。倡导经世之学，领湖南诗坛风骚数百年著名的封疆大吏贺长龄，以“家风不可及”闻名遐迩的新化邓显鹤、沈道宽都对他另眼相看，非常器重。
了解这些情况后，曾国藩立即命其掌管书记，日常文牍往还，也一并交给了他。
重用容闳是曾国藩“不拘一格、唯才是举”用人原则的最佳体现。
容闳是位伟大的爱国者，对清朝的腐朽、反动统治极其不满，而对太平天国十分同情。他是位美国留学生，毕业回国后，于1860年11月来到天京，拜见了洪仁玕，并向太平天国提出“建立一支良好军队、一个良好政府以及设立银行、学校”等七条建议。洪仁玕很感兴趣，但儿天后却婉言拒绝了这些建议。容闳感到痛心，于12月24日离开天京，投身商贸活动一日，收到安庆朋友的来信，邀他前去曾国藩在安庆的军营叙谈。紧接着，又收到几位朋友来信，受到同样的邀请。
容闳知道，自己曾投奔天京，曾国藩可能会因此加罪于他。因此，提心吊胆地来到曾国藩的军营。可令他出乎意料的是，曾国藩竟亲自接见他，非但没有加罪，反而以礼相待，并主动征询、虚心采纳他的兴国良策。容闳提出向国外采购机器设备、开办机器制造厂等建议，曾国藩欣然接受，并委托他主持操办。后来，他又提出派少年儿童到美国留学的建议，曾国藩对此也大力支持。
经过长时间的相处，容闳对曾国藩产生由衷的敬佩之情，称颂其“一生之政绩，实无一污点”，“其才大而谦，气宏而凝，可称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等等。
当时，清政府与太平军正在进行激烈的战争，曾国藩善于用人，虚心采纳手下人的意见；而洪秀全在知人用人方面与其截然相反。最终，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军起义，这与他的知人善任有很大关系。
一个团队只能有一个领导
一个团队只有一个领导，管理者掌握绝对领导权，这样一个企业或公司在决策上才能达成一致，一套方案才能顺利地得以推行。
-个狼群确立了新的首领之后，所有的狼都要接受它的领导。这个首领称为阿尔法狼，也就是头狼，它具有绝对的权威。阿尔法公狼具有强壮的体格、强势的性格以及撼人的勇气，它在群体中的狩猎能力、决策能力都是一流的，是整个狼群的绝对领导者，是该族群的中心及守备生活领域的主要力量。
同时，阿尔法公狼也是一个典型的独裁者，一旦捕到猎物，它总是先吃独食，而且它可以享有所有的雌狼；不过，阿尔法母狼不知是醋意大发还是为种群的未来着想，总会阻止阿尔法公狼与别的雌狼交配。
一般来说，在同一区域的所有狼群中，会有一个狼王，它具有统领这个区域所有狼群的权力。在进行集体围猎时，狼王常常会通过嚎叫的方式召唤所有的狼前来聚集。狼群都要无条件地接受它的统一部署。
在整个狼群中，阿尔法公狼通常以咆哮、怒吼、追逐、撕咬以及监视等方式来支配其他成员，让它们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它的权威，使它们无法超越自己的统治地位。严格的等级秩序确保了狼群在安定的环境中生存与发展。
解读狼性生存之道
一个团队只有一个领导，意思是说管理者要掌握绝对领导权，这样一个企业或公司在决策上才能达成一致，一套方案才能顺利地得以推行。
领导者掌握绝对领导权是极其重要而又十分必要的。企业高级主管及一般员工的利益，都来自企业当前的实际收益，因此，当企业制订的未来计划对当前收益有影响或有风险时，他们往往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考虑自身利益将会受到损失，进而反对计划实施。但事实上，他们的意见可能是错误的。出现这种情况时，企业领导者就应发挥权威的作用，不妨“独裁专制”。
日本本田公司原来只生产摩托车，后来决定投巨资研制赛车及环保型轿车，公司员工认为这是极其荒唐的事，于是共同起来反对。有人说，公司的摩托车销量很好，为什么要投巨资去研制赛车呢？与其那样，还不如把财力、物力和精力花费在摩托车的生产能力上。在这个例子中，这类人考虑的是本田当前的收益情况，并没有顾及本田的发展前景。但本田总裁宗一郎以强硬的态度向所有人员指出：公司的发展战略就是向汽车工业进军。最终，公司实施了这一策略，后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宗一郎的事例向领导者展示这样一道理，只要决策是正确的，就要极力推行，不能被下属的意见所左右。只有敢作敢为，总揽大权，才能以企业权威领导人的姿态掌管一切事务，这样整个企业才能按照一条主线、朝着一个方向努力发展。
美籍华人王安是位出色的企业领导者。1951年，他在纽约创立了1几安公司，主要经营电脑销售业务。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工安公司陆续推出了“LOCI”型计算机、300型计算机和700型计算机。在当时的市场上，这些产品具有“物美价廉”等优势，使王安公司成为计算机市场的主要供应商。但在60年代末期，王安通过对市场的认真观察、仔细分析以及科学预测，之后认识到：公司计算机的销售前景并不乐观，那些有半导体科研实力的公司，在不久以后将推出半导体集成电路计算机，很有可能取代现在市场上所有的计算机了解这一情况后，王安果断地提出“放弃计算机生产，转向电脑开发”的战略思路。
但公司高层人员认为，放弃公司一贯熟悉而且热销的产品，必然会使公司蒙受损失，因此他们极力反对王安的战略计划。面对这种情况，王安发挥了“权威”的重要作用，强行做出“向电脑业进军”的决策。1971年，市场仁出现以大规模集成电路为基础的袖珍计算机，刚一上市，立即受到广大消费者的热烈欢迎。就在这一年，王安公司推出了公司第一代文字处理机，并迅速走俏。
60年代中期，王安公司取得了相当好的成绩。这时，又赶上美国高科技公司发展的黄金时代，股市对高科技公司的股票青睐有加，于是王安决定借此良机向社会公开招股，以加快企业的前进步伐。
不论是否将原公司改为股份制公司，王安心中都有一条不可动摇的准则：对公司的领导权永远掌握在自己手中。为此，王安不仅自己持有较大份额的股份，还让妻子及长子也持有一定份额的股份。等到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后，工安家族持65%以上的股份，保证了王安对公司的绝对领导地位。
工安这样说过：“我是公司的最高权威，公司不论发展得好与坏，都由我负全部责任。”王安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为了保证和维护自己的最高权威，他绞尽脑汁，想尽了一切办法。
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功发行股票、上市交易以后，王安家族在股价较高时陆续卖出一些股票，赢得了很大利润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期，王安家族还持有公司52%的股份，看到这个比例，上安知道：持股份额不能再低了。但为了进一步开发、完善新产品，增强市场竞争力，公司需从股市再次筹集资金，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增发新股。但这样做的话，王安家族的持股份额将降至50%以下，王安可能会失去对公司的绝对领导权。工安思前想后，没有贸然行动，决定找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最终，他决定发行没有表决权的新股，因为这是最简捷的办法但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美国证券交易所提醒他：对于发行这类新股的上市公司，一律进行摘牌处理。
接着，王安又想出“发行优先”的办法这种股票没有表决权，但能获得比普通股更多的股息以及资产偿还优先保证的权利然而，证券交易所又给王安来了个当头一棒：如果这样做，王安公司的股票将被剔除投资级。
王安仍不甘心，经过苦心研究，又拟出发行B级普通股的方案。这种B级普通股只有1/10的表决权；作为补偿，它的股息比普通股略微高一些这一次，美国证券交易所的回答让王安看到了希望。交易所的工作人员认为，发行B级普通股是符合有关规定的，王安公司的股票可以在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
王安喜出望外，随即准备相关事宜。可是他怎么也没想到，刚迈出第一步，就遭到了公司董事会、高级经理以及一些员工的反对。他们认为，美国证券交易所在各方面都与纽约交易所有差距，公司那样做，简直是在“弃明投暗”；那样做的话，公司股票市值会“缩水”一半，而B级普通股的发行也难以顺利完成。此外，改投美国证券交易所还将对公司的声誉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
在这生死攸关之际，王安一贯坚持的“拥有公司绝对领导权”的做法发挥了作用。最终，王安家族以持有公司52%份额的优势做出了表决：发行B级普通股，同时股票迁往美国证券交易所上市。后来事实证明，王安的决策是正确的，由于美国证券交易所高科技私营公司不太多等原因，王安公司的股票备受追捧；B级普通股也顺利发行，其股价还略高于普通股，因为大多数投资者更看重股票回报的多少而不是表决权的大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