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秋叶初红
1969年10月8日，北京发出了个“林副主席一号令”。这是林彪一伙阴谋策划，以“备战备荒”为名把妨碍他们篡党夺权、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革命老干部清除出北京的反革命行动，却使学校也受到牵连，宁大教职工除了老弱病残、实在走不动的，都被“疏散”到地处银川市之南28公里的永宁农业学校。小小一所中专学校，要容纳一所大学的教职工，没有那么多的房子可住。好的还能一家人拥挤在一间砖砌的破窑洞里，差的只能住大教室，把它用木板隔成几家。住在大教室的人家别说是“鸡犬之声相闻”，就是咳嗽一声，邻居都可听见。入冬之后，家家用煤炉取暖、做饭，室内乌烟瘴气，煤烟味、饭菜味、小孩子的屎尿味……真是五味俱全。
宁大的教职工在这里拥挤了半年之后，自治区又下达了新的命令：大部分教职工搬回宁大，而把农学系与畜牧系与永宁农校合并成立宁夏大学第一分校。我由教材编写组回校，直接回到这个第一分校。与教育厅领导吵架把我要回到学校的那位领导坐上了宁大第一分校的第一把交椅。
我回到宁大第一分校，似乎身价大有提高。一则因我曾是教育厅中学教材编写组的负责人，工作搞得很不错，受到褒奖和留用，名声在外，是学校领导三番五次硬把我要回来的；再者，还是前面说的那个原因：我虽非“苗红根正”的“红五类”，却是一身清白，这样的人在宁大很难找。我回校不久，就被委以重任。
受“文革”的冲击，1966年全国所有大中专学校都停止了招生，到1970年春天我回到学校时，学校里只有教职工，没有学生。因为包括“文革”前招收的学生都已走上了工作岗位。
学校没有学生，就没有生气。所以从1970年开始，就在宁大酝酿教育革命试点。这试点首先选在第一分校的农学系，打算招收一个班30人，叫做“实验班”，学制一年，从1970年的春天到冬天。按上级指示的精神，招收的学生应有丰富实践经验，所以进来的学生一部分是大队的书记、大队长、会计，也有部分是生产队干部，其余是贫下中农。学生们全来自学校所在地的永宁县。我回到学校时，招生工作已经结束，只剩下搭建“实验班”的工作班子和组织教师备课和上课了。
因为“全国学解放军”，实验班也按解放军编制，建制一个连，我被任命为连指导员。一名曾是造反派的老师任连长，连部只配备了一名秘书，他是比我二人年长的老教师。在一分校的直接领导下，由分校工宣队“掌握着方向”，我们三人负责实验班的工作运转。显然，我作为实验班的一把手，在一分校、乃至全宁大是有影响的，因为这是宁大教育革命的第一个“实验班”，更是一分校的掌上明珠。这时的我，已不是当年挨批斗、低头向造反派作检查的样子了，内心有扬眉吐气之感，并憋足了劲，决心一试身手，好好干一场。但我在外表上极其平和稳重，凡大事皆请示校领导和工宣队。我与连长由工作上的配合默契，发展到思想交心，很快变成了朋友，我家住银川城里，不常回家，周末常在他家里蹭饭。
我们举的是“教育革命实验班”的旗帜，进校的学生也备受瞩目，成了天之骄子。我们选教学经验丰富、讲课效果最好的老教师上课，包括在“复课闹革命”中曾被轰下台的一位，当选的老师自然是受宠若惊。这些老师自“文革”一开始就没上过课了，他们想要把憋了四五年的劲儿和浑身的解数都使出来，那还计较什么生活条件和工作条件的差别？人人都喜笑颜开，个个加班加点备课到深夜。他们没有顾及到这些学生的文化水平和接受能力，只怀着热烈的愿望，把自己满肚子的知识都奉献出来，一定要把这些学生教好！
但是，受到时代的限制，要回到正常的教学谈何容易！“文革”的大动荡、大风浪虽已过去，全国却似乎仍阴云密布。正当我们满腔热情地希望这些淳朴的农民学生能静下心来好好学习的时候，“文革”干将迟群、谢静宜炮制了《为创办社会主义理工科大学而奋斗》的文章，并称是毛主席批示肯定的。文章完全否定新中国建立以来教育战线的巨大成就，一概称之为“封、资、修教育”，把教师统统划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诬蔑学校“越办越修”“学生越学越笨”。文章一出笼，张春桥、姚文元在上海立即召开座谈会，炮制“座谈纪要”，南北呼应，并在《红旗》杂志1970年第8期上同时刊登。
在这样的形势下，教师的拳拳教学报国之心与头上压着的沉甸甸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激烈矛盾。教职人员要倾全力把学生教好的愿望与这些学生“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旧大学”的气势猛烈碰撞。我们日夜担心自己会“穿新鞋走老路”，更害怕被弄成“方向”或“路线”上的政治大问题。就是一分校的领导们，也都是忧心忡忡，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我和连长、秘书三人天天聚在一起，朝思暮想，煞费苦心，一心想的是怎么才能不走“老路”，怎样才能不授人以柄、让人把我们这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教师当猴耍了。
我们三人终于找到了一个方向，并请示学校，达成共识。
我们的共识是：在用毛泽东思想统帅教学、加强实践内容的基础上，绝不能只坐在教室里上课，要到实践中去，到农村火热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洪流中去！
我们怀着这样的共识，又捕捉到一个自天而降的机遇。那时，兰州部队新调来一位鼎鼎大名的司令员，他就是中将皮定钧！兰州部队属于大军区，宁夏军区受中央军委和兰州部队双重领导。皮司令员常来宁夏视察，我们也很快知道了有关皮司令员的卓著战功和逸事，特别是他曾救过毛主席的命。在1955年授军衔时，初始的名单上他是少将，而毛主席批示“皮有功，少晋中”。我还有幸听过一次他在银川市红旗剧院所做的报告。他上讲台一坐下，就命人把要给他录音和照相的设备统统都撤下去，说：“我不过随便讲讲，不是作报告。”这位皮司令员没有高干的派头，态度和蔼可亲，常常深入基层，包括农村。在老百姓眼里，他与那个“康3两”是完全不一样的人。他作为大军区司令员，却出人意料的特别关心农民，关心人民的生活。在1970年春天水稻生产的备耕阶段，他提出把福建省（他刚从福州军区调来不久）的成功经验“水稻卷秧技术”移植到宁夏来。他不仅出面说话，还与福建省联系好，由宁夏派了一个农民代表团前去学习卷秧技术。20世纪90年代，国家建立了福建与宁夏两省的对口支援关系，其实早在20年前，皮司令员已首开先河了。皮司令员要在宁夏推广水稻卷秧技术，这给了我们一个绝好的机遇，我们一致兴奋地要背靠这棵大树！
我们对实验班首先进行了课堂教学，请学有专长的教师讲解了水稻的基本知识，并着重讲解了水稻秧苗的生长规律和中国已有的各种育秧方法和技术，然后乘着农民代表团由福建回来大力推广卷秧技术的东风，把实验班的学生全都派回到他们的生产队去，任务是建立自己的实验地，实打实地培育水稻卷秧，并借此在全队或全大队推广卷秧技术。
这在学生们的双肩压上了重担，更是对老师的严峻考验，因为在这项技术面前，谁都是小学生。如果成功了，将是宁夏育秧技术和水稻生产的一场革命，因为育秧技术若改变了，宁夏的水稻可早育早插，延长生育期，大幅度提高产量和经济效益。
水稻卷秧技术的育秧周期很短，学生们开始自己的实验之后半个多月，成败便见分晓。开始，大多是失败了，只有少数人基本成功。老师们并不是站在学生后面看，而是脚踏实地的参与，与学生一道体味失败的沮丧和成功的喜悦。但老师胜学生一筹的在于有深厚的学识积淀，又善于比较、分析和总结。他们天天回来交流、争论、总结，终于摸到了规律。最后，学生们还是在老师们的指导下，一个个都成功了，这使学生们不得不对老师们刮目相看。
在一步步走向成功、走向喜悦的同时，我们获得了农民的肯定、县上的信任、自治区业务行政部门的好评。自治区农业厅赞扬我们是“第一炮打响”，永宁县也成为全区推广水稻卷秧技术的样板县。
成功之路让我们在“教育革命”方面获得了一条重要经验：面向生产，在实践中学习、总结、提高，由实践到理论，让理论再指导实践。在那天天学《毛选》、背诵“老三篇”的年代，我们学习和践行了毛主席《实践论》的教诲，心里踏实了。我们曾担心再次被学生轰下讲台，现在却在辽阔的“实践—理论—实践”的大讲台上站稳了脚跟。我们虽然仍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但学生们此时似乎忘掉了我们头上的这顶帽子。当他们在课业和实践上遇到了难题时，能虚心请教有关老师，老师们则诲人不倦地倾其所有，教给学生。师生之间从学识上的交流，逐渐发展到感情上的融洽和友谊。
上面说的是实验班第一单元的教学。在此后以小麦为主的第二单元和以水稻大田生产为主的第三单元教学中，我们运用并发展了第一单元的教学经验，又在入冬之后进入了总结提高、使实践经验上升到理论的第四单元教学，还好，一路走下来没有犯“方向性和路线性错误”。
当然，在那个年代，教育上的一帆风顺是不可能的，北京有“四人帮”（虽有其实，当时还无此名）一伙对学生的教唆。学生们则深受其害，要“上、管、改”（即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也时时记起了老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虽不敢像造反派红卫兵那样狂妄地捉弄教师，却总也不甘心与老师平起平坐。但是，我作为解放军建制的连指导员，这时的我，已不是从前的我，我对学生有不可推卸的管理和教育责任。
不妨讲两段小故事。
有一次，我与学生们一起参加玉米地锄草劳动，与我并肩的一个学生指着一株植物好奇地向我发问：“老师，你看这是什么草？”我一看，知道这是学生在考我。他大概受到迟群、张春桥一伙的蛊惑，认为我们这些教师真的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只会在黑板上种田的书呆子。我就说：“按说这不是一棵草，是一株胡麻，但在这玉米地里，它就属于杂草，应把它锄掉。”接着我问他：“你知道什么叫杂草吗？”他茫然。我以教诲的口吻说：“农田里凡非目的栽培的任何植物均称之为杂草。”我虽然软软地教训了他，但心想：学生对我竟敢如此，对别的老师又不知是何等放肆！但是，我且忍了。
还有一次，我和连长、几位老师带全班学生去一个著名的国营农场参观学习大规模机械化农业生产。上午参观结束时，我布置全体学生到农场的大会议室作参观总结。农场的领导对我们很客气，早早在会议室的讲台下放了一些大西瓜。不料学生们一进会议室，十几个学生你争我抢，每人抱了个大西瓜坐在座位上，台下的西瓜一抢而空，只等总结会议后分食。我进门一看，气就不打一处来，这下可让我逮了个正着，站上讲台，劈头盖脸一通训话，不留一丝情面。从他们的行为和形象，再分析他们的思想，有理、有力地足足训了20分钟，直训得他们哑口无言，灰头土脸。他们再也没脸去吃西瓜，乖乖地放回原处。午饭后，一位老师悄悄对我说：“你胆子可真大，敢训这些学生。”我说：“怎么的？全国学解放军，我是连指导员，是全连的首长，我不管他们还有谁敢管？”其实这些老师内心里是满高兴的，因为他们总算借着我出了一口气。我的这次训话，客观上是对迟群、张春桥一伙的叫板，可当时并没有、也不敢那么想，只出了多年来闷在心里的一口气而已。
“教育革命”事业上的收获，与我家庭幸福的收获相伴而行。在这一年的7月10日（农历六月初八），我的女儿出生了。我平日虽工作上忙忙碌碌，周末常不回家，但女儿即将出生的那几天，我在银川市里为实验班办事情，住在家里。一天半夜，妻子感到临产前的阵痛，我们立即起床。我让她坐在自行车后座上，上面连一点东西也没有铺，推车往市医院走。走了一阵，我说，大街上寂静无人，咱们骑上走吧。我上了自行车，带她一直骑到市医院门口。现在想起来，当时是那么的大胆和鲁莽。
这次，我为女儿的出生算是做了点事，我一直在医院等着，到天亮时她哇哇登场，来到了人间。我喜出望外，啊！我又有了女儿！现在我儿女双全，令人羡慕。我在家侍候了三天，忙前忙后，不感到一点累，算是尽了一点为夫、为父的责任。
2.冬日霜花
在办实验班的过程中，从教学上我们总结出三条基本经验。
第一条是以毛泽东思想为统帅，用《实践论》的思想改革旧教材、改革旧的教学方式和方法、改革旧的教育制度，这是教育革命的指导思想。
第二条是面向生产实际，遵从“实践—理论—实践”的原则，循环往复，螺旋式上升的教育过程，这是教育革命的新路子。
第三条是以当地主要农作物生产为主线，使“作物栽培学”“作物育种学”“作物病虫害防治学”等各科按农事季节，因地制宜、密切配合、合理安排，穿插形成一个教学整体，成为“一条龙”式的教学体系。
有了上述三条重要经验，在那“突出政治”的年代里，虽然林彪妄图篡权，在他的授意、指挥下坏人当道，群魔乱舞，把全国搞得民不聊生、乌烟瘴气，但我们时时不敢忘记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高瞻远瞩，不敢忘记党的伟大、光荣和正确，这要作为第一条来突出。而工宣队是“党”派来的，秉承了“党”的旨意，他们的领导“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作为第二条来书写。
在整个教学过程中，我们不断总结，并在实验班接近结业时，不失时机地把上述五方面的基本经验写成总结报告，向宁大第一分校领导以及校本部领导作了口头和书面汇报。第一分校和校本部的领导充分肯定了我们的工作，这让我们舒了一口气，其实我们不求表扬，只求在“教育革命”试点中不犯“穿新鞋走老路”和“方向路线性”的政治错误。
作为个人，我不仅得到了学校领导的口头表扬，还受到了实际奖赏：出差。在实验班的工作即将结束时，大概是为了下一步更深刻的“教育革命”吧，学校派我和一名工宣队师傅到北京、上海、河南、江苏、浙江、江西等省市与兄弟院校交流“教育革命经验”。在那个年代，能受到学校领导派遣出差外地，是极荣耀的事情。我在工宣队师傅的带领下，离开了宁夏初冬的冷凉，走向想象中温暖如春的南方。
走出了家门，与兄弟院校交流，令我始料未及的是，外地的兄弟院校几乎异口同声地对我校的教育革命经验大加赞赏。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地处边陲、名不见经传的宁夏大学，竟能有这般振聋发聩的好经验，走在了全国的前头。
边远落后的宁夏，“文革”中的每一步都不会走在全国的前头，都是北京、上海等地运动达到高潮时，我们方才兴起；外地的劲儿败下去了，我们才达鼎盛。这正如巨浪向前推进时力度递减一样，所以宁夏的局势总相对稳定些。我校的教育革命试点与其说是先走一步，倒不如说是沾了局势相对稳定的光。
那时全国的农业院校，是高等教育的重灾区，处于一片混乱和凋敝的景况。南京农大是农业部属重点大学，1958年没有响应毛主席号召彻底搬到农村去，这次赶上了发生在“文革”中的全国农业院校第二次下放搬迁，比较彻底地搬迁到江北农村，校部只留下些老弱病残。我们不知这种情况，进了地处南京市东陵的农大校门，校园里行人稀少，冷冷清清，只有路旁、楼前那些常青类树木，虽未受到园丁、花匠的浇灌和修剪，却依然伸展着绿油油的枝叶，显出一些生机，这与接待我们的学校留守组织头头的精神面貌形成鲜明对比。我们既然到了这里，有组织接待我们，当然是郑重其事地托出了我们的全盘经验。经验交流之后，他们连连感谢我们的“传经送宝”，称颂我们是他们的楷模，因为至此他们还什么也没有做。
我们到了河南郑州，走进河南农大校门。与南京农大一样，空荡荡、死气沉沉的。问后得知，这所学校也是乘“文革”之风迈大步，“两步迈到许昌去”。我们再无心去找人接洽，在校园内转了一圈就出来了。
我们又去了浙江杭州市。从西湖边上掠过，进了浙江农大的校门，是造反派的头头代表学校接待了我们。这倒让我们感到新鲜，因为别的地方都按毛主席的指示实现“三结合”了，这里仍是造反派头头说了算。当然，这头头也说了，学校的老干部不肯、也不敢站出来，军（工）宣队的人不了解学校，也不往前站，学校处于群龙无首的乱糟糟局面。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在主人的接待下非常详细地作了汇报，当然也受到了“传经送宝”之类的赞扬。
最让我们感到兴奋的是到访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在那里被盛情接待了三天。这所大学在文革前就为毛主席所肯定，宁夏大学在1965年曾派两名教师在这里学习了一年。学生在这所学校里半工半读，不花家里的钱；而学校办学，也如毛主席所称赞的是“自力更生”“不花国家一分钱”。师生们上午上课，下午劳动，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价值，吃的所有饭菜都是自己的劳动果实。师生们十分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我们看到伙房里摘菜的人没有丢弃一片绿的菜叶，甚至半黄半绿的菜叶也要掐下那绿色的一半。
江西共大赞扬了我们的经验。而让他们更感高兴的是，我们不远千里，从边疆地区来到这里“传经送宝”，并学习由他们在全国首开半工半读先河的办学经验，这使他们增添了一份荣誉感。
离开共大前一天的晚饭后，学校一位专门负责接待外宾的老师带着两位女学生来看望我们，并送来了一脸盆刚蒸好的红薯。寒暄之后，女学生掀开脸盆盖子，殷红的、清香的、热气沁人肺腑的红薯，皮儿没有一点破损。由于发自内心对共大师生劳动果实的珍惜，吃红薯时我们没有剥皮，而在座的师生也并没有提醒我们剥皮，想必是我们的吃法符合了他们的常规吧。
共大师生的艰苦朴素是现在人难以想象的。接待我们的那位老师身穿的一件夹大衣，竟有30个补丁，有的地方是补丁摞补丁。他介绍说，共大的师生出差去南昌市，市民看到他们黝黑的面庞，健壮的身体和穿着的朴素，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共大的学生。我问那位老师说：“您是上海人，回到上海时，还穿这件夹大衣吗？”“对啊，艰苦朴素是美德，不是丢人的事。”我当时顿觉失言，暴露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在艰苦朴素的道德情操上，我矮了半截。在那个年代，穿带补丁的衣服是司空见惯的事，我自己不也穿吗？但我的低矮，是因为我很在乎此事。那位老师是无比精明之人，他通过我面部显出的一丝尴尬洞悉了我的内心世界，机敏地转换了话题：“明天我们就要分别了，我还是建议你们徒步翻山，用一天的时间，爬过我们背后的山峰，就是井冈山。毛主席、朱总司令当年会师的地方，怎么说也应该去看看。”我又从侧面瞟了工宣队师傅一眼，他仍木然不语，我立即明白，接着说：“我们下面取经的任务还紧，得赶紧上路奔下一所学校了。”其实我内心里是矛盾的，我想去，但工宣队师傅不表态，我说要去，在政治上容易上纲上线的年代里，这次出差就不是交流教育革命经验，而是授人以柄，轻者说你居功自傲，忘乎所以，以取经为名，行游山玩水之实，弄不好被扣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本性难移”的帽子。
我们按出差前呈报学校批准的行程计划走完了全程，回到学校时，已是冰天雪地的寒冬季节。其实，这次整个的南方之旅，使我深深感到那冬天之外的肃杀冷清。虽然，我们到访过的只是十几个省市的高等农业院校，但它们代表着当时我国的教育事业，也代表着整个国家的面貌。祖国的各行各业，犹如经历严霜的草木，一片凋敝；祖国的万里江山，在隆冬寒雪覆盖之下，失去了生机。我虽然把这次由外省兄弟院校取得的“经”，以及他们对于我校经验的赞扬等作了口头和书面汇报，领导满意，实验班教育革命试点工作也画上了完满的句号，但我却难以因为领导的表扬而有一丝的高兴。相反，在脑海里，依然是寒风的翻卷，是风吹败叶的飘零，是令人不寒而栗的雪地玄冰。我常常禁不住打起寒战。啊，冬天，严酷无情、一片肃杀的冬天！
但是，正如英国诗人雪莱所言：“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3.科学的春天
在1970年实验班教育革命试点的基础上，宁大第一分校请示校本部批准，在“教育革命”方面又迈出了一大步：开门办学。当时分别在引黄灌区的平罗县和南部山区的固原县就地招生，就地培训，各招生30名，学制一年。教学上基本采用了实验班的经验，所不同的是走出了校门，教师们也常常住在教学点上。那时，老师们在学校憋闷了多年，都想教书，试试自己的身手，所以个个跃跃欲试，争先恐后地下到点上。我没有被派去，心倒静了下来，反复思考着一个问题：作为一名大学教师，历史赋予我重任，国家给予我厚望，我应该去做什么？我应该达到什么水平？我应当有什么成就？这时，我既想到教学，也想到科研，教学与科研应是大学教师的双腿，有双腿才能走路。在教学上已有了多年的实践，内心里暗暗涌动着一个愿望：我要在科研领域里有所成就！
在天天学《毛选》的年代里，《实践论》的观点对我影响至深，我得益于它的正确指引，在科学研究上首先慎重选题，作好起跑前的准备。我打算从调查研究入手，首先了解当前农业生产的状况、存在问题、实际需要等。根据农业生产的发展方向，选择某一最迫切需要，我又力所能及的课题。为此，我花了两年的时间，又下到我1964-1965年两次带毕业班生产实习的吴忠县古城公社古城大队驻点。我吃住在大队，蹲点于回民聚居的第三生产队，从春天种小麦之前下乡，直到秋收打碾入库之后才结束。这段时间像农民一样，没有星期天，每日两餐。每隔一两个月才回家一次。
因为头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我下乡驻点不敢忘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努力争取“脱胎换骨”。在参加农业生产的劳动中结交农民，与那些较年长、生产经验丰富的老农交朋友，学习他们的生产经验和优秀品质。我融入他们的生活，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劳动上我体力不及他们，技能上则可与一般农民相比。就以水稻插秧来说，这是女社员们的专长，我可以达到她们的中等水平。站在田埂上的农民“把式”们常称赞我插得又快又直又合格。
我以古城大队为点，掌握了宁夏引黄灌区各种农作物的生产全过程和基本经验。除此，还深入研究了两个课题，一是春小麦高产经验，这是古城大队老农经验的总结；另一属理论研究性质的，我研究了水稻幼穗分化全过程两个周期，写出《水稻幼穗分化初步研究》论文，刊于《宁夏农学院学报》创刊号上。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也是宁夏在水稻幼穗分化方面的第一篇论文。这篇论文为我以后研究春小麦幼穗分化起到了指导和借鉴作用。
我在下乡驻点时，宁夏农学院经国家教委批准于1972年正式成立挂牌。自此，农学院脱离了宁大，成为与之并列的厅级单位。虽然免不了一番隆重庆祝，但我那时正忙碌于乡下的调查记载，没有参加庆典。
有了两年下乡调研的基础，我选择了“春小麦高产研究”这一课题。春小麦是遍布宁夏山川的最主要作物（水稻只种在宁夏引黄灌区），但产量却低下。从1973年开始，我住在学校的实验农场专门从事春小麦的科学研究。
此时，全国的“文革”已接近尾声，但极左思潮仍是主流，到处泛滥。学校的老师们早已厌烦了“文革”，唯恐避之不远，所以不是下到农村教学点，就是下到实验农场基地。到农场搞科研成了教师们的自觉行动。我是下农场最早者之一，与教研组的几位同仁组成了研究小组，设立了春小麦高产试验，以及密度、肥水、品种等各种试验，天天忙得不可开交，“文革”成了身外之事。
经在乡下两年的调研，又经两年的实地试验，在1974年，春小麦高产研究获得巨大进展，我们在学校农场的两块春小麦高产试验田的平均亩产都突破了千斤。正巧打场的那天学校的领导去农场视察，这领导深入实际，参与打场、监视过秤，确认我们的产量是可靠的！
这一产量结果轰动了全校，也轰动了全宁夏。因为这是宁夏春小麦第一个亩产过千斤的记录，是对宁夏春小麦产量历史性的突破！它破除了人们对于春小麦千斤高产的迷信，显示了宁夏引黄灌区春小麦生产的巨大潜力。因为在此之前，引黄灌区春小麦的亩平均产量一般在300-400斤，高产田也只500-600斤。
我们创立了春小麦的高产记录，还总结出千斤高产的技术体系。在此后的几年里，我们都会确定一块高产试验田，请自治区业务行政部门和技术部门有关专家现场验收，反复验证了千斤高产及其技术体系的可靠性。试验农场的气候、土壤、肥水等自然和生产条件在宁夏引黄灌区具有代表性，所以我们的高产记录和技术体系对于整个引黄灌区的小麦生产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在此后的几年里，中卫县东园公社沙渠大队和国营连湖农场等单位相继出现了春小麦亩产的千斤记录。
研究成果首先得到了自治区农业厅的肯定，1977年获得农业厅优秀科研成果二等奖。在1978年1月自治区科学大会上，我们的研究成果荣获重奖（那时我国尚未设立科学技术进步奖）。该年，兼任国家科委主任的方毅副总理视察宁夏时，自治区科委把我们的研究成果作为重点汇报。方副总理惊奇在塞外会有春小麦千斤高产，大为赞扬。在自治区科学大会之后，我受到自治区党委和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联名表彰，奖状上赫然写着“有突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
1978年3月，学校推荐我作为宁夏农学院唯一的代表、自治区30名代表之一出席全国科学大会。这是中国科学界的一次群英会。出席这样的大会，并亲自聆听了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光荣，是一生中享有的最高荣誉。大会开幕那天，代表们的座次是按姓氏笔画排列的。我得益于王姓的笔画少，被排列在人民大会堂一楼的第四排，还是中间的位置，有幸近距离亲眼看到那么多的中央领导，有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邓小平、汪东兴、乌兰夫、纪登奎、方毅、王兆国、陈慕华、郭沫若……
令我最为感慨、最为激动的是邓小平的讲话。那时他虽再次出山不久，是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但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他是最受人尊敬的，听他的讲话是最让人振奋的。最沁我肺腑的语句是“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保证科技人员六分之五的时间用在业务工作上”等，这是划时代的论述！我们再也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了，不再是“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了，我们是神圣的工人阶级的一分子，属于“自己人”了，我们是“值得信赖和依靠的力量”。邓小平把压在我们心底多年的沉重石头一下子搬掉了，我们如释重负，得到了解放。愉快的心情，就像解放区的人民唱的一首歌，那段时间又在我的心田里回荡：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人民政府爱人民呀，
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
这首歌，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我已唱了几年，那时怀着童真的情感，今天却是发自肺腑地对于获得身份认同、思想解放的那种朴实又炽烈的感觉和赞叹。
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解放了我们，还鼓励我们勇敢向前，在科学的春天里播种收获。他情深意重、期望满怀地号召我们攀登科学高峰，并表示他本人愿做我们的“后勤部长”。他还贴心地对我们说：“今天能在这里开这个大会，说明‘四人帮’肆意摧残科学事业、迫害知识分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什么是领导，领导就是服务”，“我们这些人能做的工作，就是为大家创造条件，有了干扰，就排除一下，发现有什么东西束缚了大家，帮助大家想点办法解放出来”。他的一席话，道出了我们内心的期望、驱散了我们内心的痛苦，让我感到前途有了希望，包括我在内的有泪不轻弹的男儿们都落下了激动的眼泪。
大会闭幕那天，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发表闭幕词《科学的春天》。郭老是坐着轮椅上主席台的。他的闭幕词由著名播音员虹云朗诵：
春分刚刚过去，清明即将到来，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
……
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
《科学的春天》引起在场代表们的强烈共鸣。在那特殊的年代，她承载着科学工作者们的特殊情感，迅速传递到祖国各地，成为对这次盛会的最富诗意的表达。是啊，我随着那优美旋律的传播，心又回到了宁夏山川。这科学的春天的气息，我首先在宁夏感受到了，郭老的话，就是我们心里的话。全国千万科学工作者的心声，由郭老在北京集中表达出来，汇成春意盎然的音律又传向全世界了。
这科学的春天，是我一生中第二个春天（第一个春天是全国解放前夕在胶东老解放区的蓝天白云下度过的天真烂漫的童年）。这个春天的盎然和绚丽，带给我无限的希望。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说：“人类最可贵的财富是希望，希望减轻了我们的苦恼。”是啊，还有什么能比从苦恼的困境中走出来奔向希望的曙光更为可贵呢？
为了在大会闭幕后的当天下午与中央领导的合影，与会代表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二楼北宴会厅举行的午宴。饭虽简单，只几样菜，几种点心和一些水果，宴会的气氛却化成了神奇的力量，让我周身温暖，充满活力。参加这样的宴会也是我生平值得回味的荣誉。
与中央领导同志合影留念那激动人心的时刻到了。因为这是空前规模的盛会，与会代表多，只能各大行政区的代表分别与中央领导同志合影。我们西北五省区的代表（与工作人员）有数百名之多，与中央领导同志的合影也是一幅长长的画卷。这画卷是一座历史的丰碑，标志着春回大地，标志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帽子飘然而去。她记载着科学工作者前进的脚步，铭记着中央领导同志代表党和祖国对于我们的殷切期望和关怀。这画卷成了我家的“镇宅之宝”。“文革”过去了，祖国一天天变好了，作为祖国大家庭一个“细胞”，我这小家也由“四壁寒霜”一天天地有了生机，有了对未来的憧憬。我没有什么物质财产，我的财产都是非物质的。这长长的画卷就是我最宝贵、最引以为豪的非物质财产。
我带着女儿从北京回来——全国科学大会是中国的盛会，我作为出席大会的代表也是我家庭的光荣。正在上小学一年级的女儿高兴无比，也要跟着到北京去。我到她的学校去给她请了假。好在北京有亲戚，在我开会的时候，她留在亲戚家。只有一次，我带她进了会议的住所，吃了一餐晚饭，晚上观看了文艺节目。她除了从爸爸那里分享一份荣光，还带回生平第一次去北京的荣耀。回来之后，她高兴地接着上学，我则伏案数天，把出席大会的感受都写了下来。当我向全校师生作汇报时，场面之隆重令我十分感动。我没有一点粉饰，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内心的感受。我感受到荣光，更感身上担子的沉重：不仅自己要沿着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引的方向阔步前进，还要把中央领导同志的期望和关怀传达到每一个人，让他们也像我一样感到温暖鼓舞，继而奋发向上。在几小时的传达汇报中，我通过与会者的眼神看到了他们所受到的感染，听到了他们激动的心声。
4.早春的寒流
我之所以能作为代表出席全国科学大会，按学校和自治区科学大会对我的褒奖词是：能顶着“四人帮”的压力冲杀出来，不畏艰险，不怕困难，从“四人帮”还甚嚣尘上的1971年开始，连续7年在祖国科学园地里默默耕耘，获得丰硕成果，成为学科带头人。
其实，我并没有那么“伟大”，并没有那么高的境界。只是如前面所说，祖国培养了我，赋予我神圣使命，让我成为大学教师，凭做人的良心和知识分子的良知，我应有所作为，有所成就，不辜负祖国的培养，不愧人民教师这光荣称号。到北京出席全国科学大会，是祖国培养的结果。如果说个人有什么荣誉，倒不如说我有了一个向祖国汇报的机会。
因为在1978年春天召开全国科学大会，这一年常常被认为是中国进入新时代的开春第一年。
但是，春的来临并不意味着稳定的风和日丽，温暖宜人，就像大文豪苏轼所描述的“半壕春水一城花，烟雨暗千家”。在祖国大西北生活的人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当早春和煦的暖风抚慰大地之后，往往遭受冷酷寒流裹挟着沙尘的疯狂袭击，尽管这种袭击终将败阵下来，但它的猖獗和破坏力却能够给春天刻下一道道伤痕！
当时社会上的事情不也是这样吗？“科学的春天”虽然来临，但“文革”的寒流和沙尘暴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它还企图与这春天再战几个回合。事实正是这样，在1976年之后，“文革”寒流和沙尘暴的肆虐又给国家和她的每一个子民留下了累累伤痕。
国家对于“文革”起始和终止时间的权威界定是1966至1976的10年。然而，1978年当郭沫若在北京盛赞科学的春天来临的时候，在邓小平庄严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并愿意做他们的“后勤部长”的时候，“文革”的寒流和沙尘暴（以下姑且称之为“文革”的淫威或余毒）实际仍在肆虐；极左路线依然禁锢着整个国家和她的子民。
作为我们的国家，在1976年之后仍受“文革”淫威的残害的事实自有历史学家们去证实，而作为中国子民的我以及作为国家细胞的我的家庭，也有几件事说明在1976年之后“文革”淫威对于人民的残害并未结束。
我的妻弟比我妻子小17岁，我们结婚时，他还是不懂事的孩子。他不爱读书，正好赶上那不让人读书的年代。后来，他十六七了，总不能像孩子一样只在家玩耍，就找了个临时工作，是在一个小的工地上做零工。工间休息的时候，他百无聊赖地在报纸上胡写乱画，在报纸中缝的左边写“打倒四人帮”，另外还多写了几个“打倒”，中缝右边写了几个“毛主席万岁”。不料，一块休息的某人把报纸展开一看，硬把报纸中缝左边的“打倒”与中缝右边的“毛主席万岁”联系起来，说这是一条反动标语：“打倒毛主席万岁”，告到了工地领导。这领导生怕落个“知情不报，与案犯同罪”的罪名，立即报了市公安局，市公安局立即把这孩子抓了起来，关进了看守所。其实，报纸中缝左、右两边的字是不应联系起来的，这是常识。但公安局的人却认为：现在是阶级斗争极其尖锐复杂的时期，阶级敌人不敢明目张胆地写反动标语，就要变着花样诋毁伟大领袖毛主席。他们认为这就是铁板上钉钉的“反动标语”。我妻弟在看守所里被关了9个月，家人不能探视。银川市法院判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判刑7年，投入地处平罗县的劳改农场劳动改造。我妻弟到劳改农场的第二天，我去看他，有人提示我要“划清阶级界限”，我说，“我不认为他是现行反革命分子，我和他是一家人，没有什么界限”。实际上，看守人员并没允我进去，我只能托他把所带的衣物转送进去。
我岳父怎么也想不通这就是“反动标语”，更想不通的是，儿子从小就接受党的教育，怎么会去写反动标语，又怎么会成为现行反革命分子？
本就体弱多病的他，受到儿子含冤入狱的沉重精神打击，胃病复发，日见憔悴，身体一天天衰弱下去。他日思夜想劳改中的儿子，食不甘味，夜不能寐，历经两年多。至1979年5月，当儿子被宣布“无罪释放”回到家中的时候，他已变得颜面苍黄，腰弯背弓，步履艰难了。他为儿子蒙冤受屈愤愤不平，为自己头上这顶“现行反革命分子家长”帽子愤愤不平。更让他不平的是：把人迫害折磨了三年之久，却用“无罪释放”四个字打发了一切。他道不尽心中的苦水，排解不了心中的郁闷。这人间的酸甜苦辣，一股脑地汇集到一起，变成他不禁潸然而下的一行行泪水。
儿子回来了，应是喜，他却喜不起来。羸弱的身体继续一天天瘦削了下去，委靡的神态让家人日夜为他担忧。终于，在儿子回来不到半年，他带着这人间说不清的理和冤，带着命运的捉弄与压迫，不情愿地与世长辞了。
现在的人们，谁会相信中国曾有这等事情发生？但这是我、我家亲历的铁铮铮的事实。人是公安局抓的，刑是法院判的。现在的市公安局、市法院，有谁会为本单位曾干过的这等草菅人命的事情负责呢？实际上，这应由历史负责。但历史翻过了一页又一页，今天，又有谁为这历史负责呢？
说明“文革”淫威在1976年之后并没有结束的另一例证仍发生在我的家庭，这是我和爱人及孩子的小家庭。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需先绕一个弯，说说我的小家庭。
渴望有个家，这对于从山东海滨远行到西北黄土高原上的我来讲，有着实际的意义。有了家才意味着落地生根，有了归宿，有了依靠，有了念想。
有了第一次谈对象失败的教训，我在选择配偶上不求地位，不求家产，但要像自己一样普普通通，家庭和社会关系上无可挑剔的。老天垂爱于我，为我选了一位出身普通人家的好妻子。
她是宁夏大学的高才生。我第一次认识她是1964年7月在全校毕业典礼大会上她代表本届毕业生讲话的时候。她的讲话真情感人，文辞优美，富有逻辑，深含哲理；既胸怀理想，又毫不夸张，在座师生无不为之动容。短短7分钟的讲话竟赢得了数次掌声。我十分惊奇，世间竟有这般奇女子！物理专业毕业的学生竟有这般令人叹服的文学修养。事后我还知道，她那次讲话下来，有几位中文系毕业生要去她的讲话稿，将之视为范文，相互传抄。
说来我俩的结合，既来自爱情的发展，也来自相互间无须言表的仰慕。
她貌不惊人，却才智不凡，是高考理科状元。是上清华、北大的料，却为何窝在这地处边塞、名不见经传的大学——当时的宁夏师范学院？
说来话长。念高中时她是全校出众的学生，是学生会主席。曾在1958年作为宁夏唯一的学生代表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她在学校需做大量的社会工作，但令全年级称羡的是，她各门功课优秀，出类拔萃。高中快毕业时，学校推荐品学兼优的学生报考北大、清华等名校（那时名校有限额，只推荐出身好的），没有推荐她。后来，有位同学很抱不平地告诉她此事，她没有在意。
那个年代的事往往是这样，你想相安无事，却总是无风起浪。就在临高考前近一个月的一天（她清楚的记得这是1960年6月7日）晚上，她的班主任老师把她叫到办公室，劈头盖脸地先是一顿训斥：“你对党不忠诚！”“你欺骗组织！”平时受贯了表扬的她怎受得住这急风骤雨般的打击，委屈地申辩：“你凭什么这样说我？”“你家有历史问题！”“你母亲曾是一贯道的坛主！”“你父亲是学习点传师，宁夏解放时，他还有反动言论！”
这真是晴天霹雳！按当时的文件，一贯道坛主属于内部控制、由党的骨干分子秘密监视的专政对象。
她被这霹雳所击昏。在那论出身、讲成分的年代里，这是决定人的命运的大事。她想不通命运如此多舛。上不了清华北大没关系，但如此荒唐地给人冠以“对党不忠诚”“欺骗组织”等大帽子，真是要置人于死地的。
稍稍镇定之后，她回家问父母（实际上是养父、母）是否有这等事瞒着她。父母真诚地告诉她，因母亲不生育，不懂科学，受一贯道的蒙骗，入过一贯道，是一般道徒。她父母是憨厚、耿直的老实人，她相信他们绝不会骗她。还有快一个月就要高考了，她放弃了功课复习，决定自己去调查，要为自己的命运而抗争，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她四处奔波，天天调查，所有老乡说的都与父母说的一样。她据此向学校申辩，但仍遭蔑视。她最后明白：自己的命运掌握在人家手里，想诬蔑你，那是轻而易举的事。
尽管在高考前一刻光阴值千金的近一个月的时间里她没有复习功课，但她相信自己不会在高考中落第。可她意想不到的是，她竟是全自治区高考的状元！
你考得再好也无缘清华北大，因为你“家庭出身有问题”。她本来连念大学的念头都没了，认为哪所大学都不会要她，打定主意去偏远荒凉的固原山区农村当一名小学教师。
天无绝人之路，宁夏师范学院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录取了她。开学的那一天，物理系的主任好奇他收的这位全区高考女状元，带着几位老师要看看她是什么模样。“你就是***啊？”她正在窗台上擦玻璃，只腼腆一笑，算是谢谢老师们的关照了。
入学一年之后，物理系的党支部书记对这位埋头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特别关注。她知道了这位优秀生“落坡”的原因后，又问了她几个问题，萌生了要亲自弄清她的身世的念头。事情其实极其简单。她通过组织的调查，没出两个月就得到确凿答复：中学的那位班主任只去派出所查了一下档案，把别人家的问题张冠李戴到她家了。
那个时代就是这样，捉弄一个人的命运是随随便便的，连个“对不起”也不需说，甚至还需被捉弄者道一声谢。是啊，她真的感谢系党支部书记和系主任的善意关照，清洗了她的不白之冤。当然，历史永远是前进的，回头路是没有的。清华北大早已与她无缘。她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平心静气地在宁大生活和学习。家虽在银川市，周末同学们回家了，外出了，她却常常独自在教室里学习。
真金放在哪里都不会生锈且是永远发光的。她的学习成绩，她的优秀品质，她的处事为人，尤其她的乐善好施，等等，使她赢得了同学，赢得了老师，她被推选为学生会的宣传部长，成为全校的名人。
毕业之后，她被分配到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工作，学物理专业的被分配到宁夏最高领导机关最核心的部门工作，是学校和工作部门对她品行和能力的肯定。
自从她在主席台上讲话、我在会场聆听的“见面”之后，很久没有见面了。再见到她时，如火如荼、横扫全国的“文革”已经开始了。我们不多的几次接触，就已心心相印，相互默许。这大半是因为我俩都出生于布衣之家，早早品味了生活的艰辛，故而相互怜悯。她历尽坎坷，不屈抗争，对人却柔情似水，让我这飘落在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一粒孤零零的种子，找到了自己幸福的归宿。
我们是1968年1月20日结婚的。我没有任何一件可以称得上礼品的东西送给她。我们居住在坐南面北终年不见阳光的土房里，连着土炕的土炉子取暖兼做饭。我们在这里平静而幸福地生活，在“文革”的急风暴雨中仍镇定自若；我们计划生儿育女，让爱情开花结果。
但是，“文革”的乌云仍在翻卷，社会动荡毁灭了所有人的美好向往。1968年秋，我俩双双被下放到干校，我是区干校四营，劳动地点在罗家庄；她属区直机关的干校一营，劳动地点在距市中心35华里的贺兰山脚下。下放干校不仅驱走了我们平静幸福的生活，也再一次改变了她的命运。
下放干校的时候，她已怀孕。那个年代，如果你希望得到照顾，说好听了那是娇气；说不好听了，就是怕劳动、怕吃苦的资产阶级思想。到了秋末冬初，在西北风呼号肆虐的季节里，她挺着大肚子，还要天天顶风沙冒严寒在农田里劳动，每周一天的休息日，她也只能一个人留在干校，因为她爬不上拉送干校学员回城的大卡车。幸好炊事班还留了一名炊事员，能吃上饭。
在她的假期里，我去看望她。干校一营那里不通公共汽车。我骑自行车清早出发，到她那里已是中午。全干校学员只剩她一个人，炊事员不做饭，我们从食堂里买了几个冷馒头，就着咸菜吃。有我陪着吃饭，她觉得很满足，很香甜。吃完了饭，我仔细端详她这住处：三间连栋的砖房，潮湿的土地板；一溜靠着北墙用土坯垒成的土炕，铺着麦草；回家的人们都把铺盖卷到了墙边上，孤零零地衬托出仍展在一溜草垫子上的她的被褥。屋子里又空又冷，沙尘随着风吹窗缝的咝咝声挤扬了进来，两扇关着的大门被风沙鼓动着，发出阵阵响声；房子没有天花板，从房梁、檩子和苇帘子柴上吊下来的长长的蜘蛛网毫无方向地飘摆着，展现出人间的寂寞和冷清；斑驳发黄的一溜石灰北墙，衬托着她木然的面庞上所透出来的悲怆。
初冬昼短，5点多钟太阳就落山了。我必须在黄昏之前离开她，在晚7点全体学员晚点名之前到达我所在的干校四营。离别的痛楚是难以言状的。说了几次道别的话，她泪流满面的忧伤使我不忍离去。但我必须离去，只能把她留在这孤零零坐落在荒野上的空冷的大房子里独自过夜。我们依依不舍地分开了，我迈着沉重的脚步还不时回头地前行，她也迈着艰难缓慢的脚步跟随。我已看不清她脸上的泪水，或许她已流干了泪，或许这泪水被扑面的风沙迅即吹干了。但我感到自己的泪水，一个刚强男子汉的泪水。当我泪眼朦胧地最后一次回望以沙漠为衬、以孤零零的大房子为背景的她的孤影时，这幅昏黄暮色中可以命名为“荒漠孤影”的写照深刻地烙进了我的心田里，直到今天，它仍然是那样清晰，那样让人伤感！
我这弯子绕到这里，该回到正题，说说“文革”的余毒是怎样的残害人了。
她在干校的境遇引起了干校学员和军宣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是在那里管理干校学员的）的同情。在1968年年底，因为上级要从他们营抽人去专案组工作，军宣队推荐了她。这本来是照顾，谁曾想此事几乎葬送了她的一生。
派她参加的专案组，审查的是宁夏的第一号人物的历史和现行问题。这是风口浪尖上的工作。她去专案组时，专案组已成立一年多，对这人物的“历史”部分已有多人在调查，她参与还未展开的“现行”部分的调查工作。经过两年多的内查外调，她没有提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结论，只定了“犯有路线错误”的结论。之后，领导认为她能力强，记忆力又好，非要留她任专案组的内勤，掌管专案组的所有资料。
在专案组的多次讨论中，几乎一致的意见是历史部分定为“叛徒”，只她一人认为证据不够确凿，先挂起来。约在1970年末，专案组曾把案情直接向自治区党委汇报过两次，均无定论。区党委就派了一名常委直接参与此案。常委率专案组对历史部分再行调查，因为曾证明此人变节行为的两人翻供，就把专案组原倾向定叛徒的结论彻底翻掉。
“文革”中的事情往往是这样，上面的一则“游戏”，就能把底下的人们愚弄得六神无主，行为反常。推翻叛徒结论时，正遇上了林彪一伙在1974年掀起的旨在反对周总理的“反右倾翻案风”。这风吹下来，不明真相的专案组的主要领导即以“右倾翻案”为名给领导专案的常委贴出大字报。而当1976年，“反右倾翻案风”刮过之后，区党委派出工作组来清查专案组，给专案组扣上“反党集团”的罪名，批判斗争，逼专案组成员交代反党罪行。
她本来认为定叛徒的证据不确凿，只是人微言轻，正确的意见不被理睬，但此时的区党委工作组不分青红皂白，让她与专案组其他成员一起挨整，一起按“反革命分子”被批判。这时又恰是其弟以“现行反革命罪”劳改之时，老父亲又冤又病，可想她承受何等巨大的精神压力！
这是1977年到1978年的事情，我常住在学校，夜以继日地从事小麦科学研究，半月或一月才回家一次。家中老人、孩子全凭她一人照顾。那时还没有走出生活“低标准“的阴影，粮、油、肉、奶、蛋等样样都凭票供应，这上有老下有小的一家，有营养的食品星星点点也到不了她的口。艰辛的生活，营养的匮乏，天天月月挨批斗的巨大精神压力，她的身心都被压垮了。
她因此患上了血小板减少症。咬一口馒头，牙龈渗出的殷红的血能把馒头染红；一块块紫红色的大血斑经常出现在脊背、胳膊和腿部；如果干活不小心，手上划破了个口，得老半天才能把血止住。医院说这病一是需要营养，再是需要休息。医生多次开给她全休证明逼她休息，她却只能把这证明放在家里，天天精神疲惫、四肢绵软地接受批斗。她实在受不住这无休无止的折磨，却坚强地支撑着。心想：“我绝不能倒下来，我没有错，更没有罪。要死我也得站着死，要让父母看着他们的女儿不肯含冤屈死；要让自己的儿女知道他们有一位钢筋铁骨的母亲！”
早春的寒流和沙尘暴再肆虐人间也抵挡不住春天的脚步；“文革”淫威仍可摧残人心，却无力扭转一天天好起来的形势。她所经受的批斗终于结束。但是，正像恶魔的垂死挣扎、伺机反扑一样，“文革”的淫威仍不肯放过她。她被下放到宁夏南部山区西吉县（该县与固原、海原、泾原等县当时一起被称为世界上最贫瘠的地区）马莲公社，美其名曰“搞路线教育”。“犯了路线错误”之人，哪有资格对农民搞“路线教育”？这不过是下放劳动，以示惩罚罢了。
在被下放劳动的十个多月里，她所吃住的房东男主人是生产队队长，在村里颇具代表性：家徒四壁，没有一样家具，土炕上只有一条供全家人盖的被子；从房梁上吊下的两根细绳各系着一条竹竿的一头，竹竿上搭了几件衣服。这一切，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了。农民一年四季一日两餐，主食是土豆。在煮熟的土豆块上，出锅前撒些面粉，略加搅拌，做成所谓的“一窝猴”，这是招待客人的饭。也有干粮可吃，这干粮是用带壳的糜子磨成粗粉，和水发酵后烙成的薄饼。吃的时候尽管仔细咀嚼，下咽时咽喉处却还是如针扎般的疼痛。可也得吃啊，因为饥饿！下午饭后，经一夜的消化，次日早晨空腹下地干活，日上三竿，饥肠辘辘，四肢无力，好容易等到这一天的早饭。原本是可以饥不择食地狼吞虎咽，可这数量有限的饭实在难以下咽。晚饭时，偶尔能吃上酸汤面算是令人喜出望外的奢侈生活了。
我去过宁夏南部山区多次，酸汤面、“一窝猴”都享受过，只是没尝过这带糠的糜子饼。何况，我那三天两日的苦，很快就能熬过去，但她那轮月经年的苦，真让人有度日如年之感。我知道她难以忍受，却毫无办法，只做了力所能及的一件事：那时山东老家的哥哥们每年都寄些花生米来，下乡前我给她带了约两斤，嘱咐她藏在衣物里，每日下地前口袋里装上七八个，干活时趁无人看见嚼几个，一是解点饿，再是对血小板减少症可能有治疗作用。这两斤花生米金银般的贵重，前后吃了几个月，除了给人以安慰外，对于饥饿和病其实是无济于事的。
这惩罚性的下放劳动，却让她深刻地了解了农村，了解了农业，与农民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下放结束时，左邻右舍，以至村旮旯儿的住户，家家都端来刚收获的土豆、蚕豆、豌豆等等，土豆就积了好几麻包，蚕豆整整一麻包。她哪能带得了这么多？队里的会计说：不要紧，剩下的我找供销社拉货的车带到你家。临回家前的好几天，请吃饭的人家络绎不绝，这下子，“一窝猴”、酸汤面可吃了个够。当为她送行的农民们拉成长队、逐渐留在后头，但队长仍跟在身边时，她悄悄对他说：“农村要好，农民要过好日子，只有走包产到户的路。”不想这句话把队长吓出了一身冷汗，他连忙说：“老段，这话你千万不要对别人说，你是工作组的人，人家要是批判你，吃不了兜着走！”
她说这话的时候，“包产到户”或许悄悄地在安徽、四川等地孕育着，但在祖国的辽阔农村里，谈到“包产到户”还是让人谈虎色变。而她有这个想法也并不奇怪，因为她是真正地了解了农民、农村和当时的农业，能设身处地地为农民着想，为农民谋出路。她这念头，当然不敢对一同下放的任何人讲。包产到户、联产承包在全国各地开始风起云涌，已是1980年的秋冬时节。因为1980年3月15日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肯定了这一“新生事物”。她曾在每周一次的政治学习中深有感触地说：“只要我们党的干部深入农村，了解农民，是不难制定出发展农业、让农民富起来的政策的。”
她被下放劳动的另一巨大收获是坚定了知识分子归队的路。下放时她带了很多书。劳动一天的腰酸背疼，并不能阻挡她坐下来或躺下来看书。那时农村里不用说电视，连个收音机也没有。吃罢晚饭，面对长夜，正好看书。她天天熬到深夜。凭她在大学读书的深厚功底，凭她的天资聪敏，凭她的坚强毅力，当她把大学里所学的主要课程复习完一遍、有的还做了习题之后，便豁然开朗，坚定了自己的信心：我还行！我要归队，我要去当大学教师！
从乡下回来后，正赶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潮流，她义无反顾，顺利归队，成为宁夏大学物理系的一名教师。这是她生平第一次由自己决定，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人生的走向。她的本意是要远离那让人不经意就会被卷进去的政治旋涡。其实，她忽视了“文革”的阴影尚未过去、在这阴影之下没有世外桃源的事实。果然，两年之后，1982年，学校报呈区党委组织部提拔她当人事处处长。这报告石沉大海，原因是，她曾是某大人物专案组的成员。这让人怎么能理解？因为这是中国官方界定的“文革”结束年之后的第六年所发生的事情！更让人不可思议的是，这竟是宁夏回族自治区最高领导机关最核心部门的思想和作为！
爱因斯坦曾说“天才+勤奋”乃成才之路。这说的是在优良社会环境下的成才之路。其实，“天才+勤奋”只是成才的“种子”。这“种子”只有在良好的环境条件下才能发芽成长。正像小麦种子只有在水分、空气适宜的条件下才能发芽，在阳光、空气、水分、营养条件适宜时才能成长、开花、结子一样。
后来，人们把成才之路的“种子”之前加上“机遇”“贵人相助”等。这些固然重要，但没有良好的社会环境，“机遇”和“贵人相助”等往往落空。
宁夏理科高考状元从智力上应属出类拔萃，而她又勤奋好学，谦虚谨慎，锐意进取，事事卓有见地，这些品质远在一个“勤奋”之上，她作为成才的“种子”可谓饱满而富有生机。但她从高中没毕业开始，考大学、上大学、干校劳动、专案组工作、下放农村、学校任职等，步步遭到打压，没有抬头的机会，没有贵人相助；一抬头就有恶人的棒喝。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她多次想到了死，哪有什么成才的希望！
社会环境可以造就人才，社会环境也可以埋没人才、残害人才！
说明“文革”余威作恶的第三个例证仍发生在我家，而且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1971年开始搞科学研究，有了成果，1978年出席全国科学大会，节节提升了我的人气，成为全校颇有影响的人。在大家推选永宁县人大代表时，我成了众望所归的被推选人。那时的人大代表，是先将推选人报到上级主管部门，待上级批准之后才能正式选举。我的名字被报上之后，迟迟不批。后来我得知，上级要求再补报一人，以便从“二人中挑选一人”。而在学校补报之后，上级立即批准了被补报者。我这才清醒过来：原来是政治上出了问题。我一向自诩的“清白”和“清楚”，不料却因为妻子的事受到连累。我很坦然，当人大代表我未曾想过，我的心全在事业上，这件事就像往废纸笼里扔一张废纸一样轻松地过去了。但不久之后，我的那位好友、校党委的领导人之一说及清理个人档案时，发现我曾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被划为中右一事，我又把这前前后后的事联系在一起，十分惆怅地反复沉思：为什么我这不招谁、不惹谁，总是老老实实、循规蹈矩，不敢越雷池半步的人，却总被一只无形的手推来搡去、甚至几乎被推到那井底！
自从我飘落到西北黄土高原以来，20年的坎坎坷坷，酸甜苦辣，让我真正体味到什么叫生活。谁不愿意享受顺境下事业成功的喜悦和自豪？但在逆境下不屈的抗争中才能刻骨铭心地体味到生活的真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