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初尝“大跃进”的苦果
宁阳下放回校之后，上了一个多月的课，等我们把心从宁阳的农村收回来时，也就放暑假了。让人有一丝高兴的是“大跃进”年代也没有取消我们的暑假，这又是念大学期间最后一个暑假。但正是这个暑假，连同在这之前的那个寒假，使我脚踏实地地走进了当时的社会，对它有了更深刻的了解，也预感到“大跃进”所带来的灾难将无可挽回地降落到我家每一个人的头上，降落到千千万万中国农民的头上，降落到全国人民头上。
其实，在宁阳劳动中间的那个寒假，我在胶东老家已预感到人民公社、“大跃进”、总路线“三面红旗”所带来的灾难的深重影响。这个寒假，在家住了不到20天，家中亲人和村中农民度日如年的艰辛，针扎般地刺痛着我的心。
胶东半岛形似一个骆驼的头，向东伸入黄海与渤海之间。胶东历来是山东的“头”，经济发达，什么事在山东省都是带头的，1958年的“大跃进”也不例外。这里的人民公社办得早，公社食堂办得也早。“山高皇帝远”的鲁西南宁阳县边远农村的公社食堂已经悄悄解散了，而胶东的公社食堂仍然瘟神般地吞噬着受苦受难农民已经干枯了的躯体。我回到家，父母和三位哥哥几家子都在公社食堂吃饭。其实这公社食堂并无“食堂”可供人们冠冕堂皇地坐在那里吃饭，都是各户把饭领回家中吃。父母为了让我回家之后能吃上一口家中自己做的饭，费了几个月的时间，东凑西借，积攒了几斤玉米面。我回家的第一顿饭，母亲做了几个玉米面饼子让我吃，父亲和母亲要吃刚从食堂里领来的地瓜干，我对父母说，我吃地瓜干，你们吃饼子吧。但父母怎么也不肯，非让我吃饼子不可。他们从自己嘴边省了几个月的东西，怎么能忍心再回到自己嘴里呢？再说，儿子半年多没有见了，回家来怎么也得让儿子吃顿可口的饭啊！这几个玉米面饼子的来之不易还有深层原因：它们是趁邻居不易察觉时悄悄做出来的。因为那时家家都不做饭，如果发现哪家有炊烟冒出，干部们会想，他家的粮食是哪里来的？是偷来的还是挖了社会的墙角？可是，让父母吃地瓜干，我拿起饼子，又怎能张开口呢？更何况，我看着父母比半年前更加瘦削的身体和憔悴的面容，什么饭都难以下咽了。
我还是拿起了地瓜干，说来也怪，一个个都是胶东方言所说的“拨拉盖”。胶东收获的地瓜先要擦成地瓜片，晒成地瓜干，第一刀擦下来的三面都是皮，只有一面是肉，这块地瓜晒的干就叫“拨拉盖”，它比擦在中间的地瓜干皮多而肉少，吃起来味道也不好。我问母亲，你到食堂领的地瓜干为什么都是这一个样的？这一问不打紧，母亲的泪水潸然而下。
原来是这样的，大办食堂之后，公社的干部在哪里吃饭谁也不知道；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们都在食堂吃饭。他们在食堂的隔壁房间，吃的什么谁也看不见。与我家一个食堂吃饭的有大队书记、大队长、干事们，一大帮人，还有生产队的队长、副队长、妇女队长、会计、保管等又是一大帮子，再加上食堂里做饭的、帮忙的，算起来真是一大群，他们不只是吃得好，还能吃得饱。轮到普通百姓，不只是饭食差，还是分等级的：贫、雇农吃的是一等饭；我家是中农，吃二等饭，所以我们吃不上又大又好的地瓜干，只能吃“拨拉盖”；三等饭是供地主富农们吃的，他们吃什么，我母亲没心去管。我们这二等饭也不能吃饱，用我母亲的话说：“人家就给这么点。”这句话的意义很明确：我家的命运，我们的生死全掌握在人家手里！
从食堂里领的“拨拉盖”连半饱也吃不上。怎么办呢？农民总想填个饱肚子。天无绝人之路，办法还是有的：吃糠咽菜。胶东是丘陵地区，适合种地瓜、花生。地瓜蔓、地瓜叶过去是用来碾碎喂猪的；花生蔓和叶过去是铡细喂大牲畜的。现在公社化了，家中的猪和大牲畜都“化”走了。公社把花生果和地瓜干收走，但扔下了地瓜蔓和花生蔓，没成想它们成了当时的“救命草”。地瓜叶本来就是好东西，过去灾年时我家吃过。现在地瓜叶和蔓成了一等的好东西，把它们在石碾子上碾碎过筛，做成菜团子，是仅次于地瓜干的美食。用碾细的花生蔓和叶做成的菜团子味道就差多了。
地瓜和花生的蔓、叶从地里收回来，会带有许多泥沙，为了把它们洗干净，家家都端着大瓦盆和箩筐来到井台旁。从井台上洗下来的水，像一条小溪，流过胡同，转向大街。这流水是黑色的，积在街上的凹坑里久了，发出阵阵渍泥臭气。春节前的隆冬天气里，飘飘洒洒地降了一场大雪，但厚厚的积雪既没有掩盖住这涓涓的“小溪”，也没有掩埋住它冒出的臭气，只空添了悲怆的景象和彻骨的寒意。也只偶尔有人出来家门，看看井台上是否人少了，以便可以插进来洗。我和父母，我的哥嫂和侄儿们，以及大多数的农民们都瑟缩在各自家里的土炕上，没有火炉，没有热气，没有话语，没有希望；只有水喝，只有叹气，只有饥肠辘辘，只有彼此挨在一起的一丝暖意。
春节是中国一年中最隆重的节日。小孩子们一年中最盼望的就是过春节。可现在，他们像是嗷嗷待哺的小鸟，委靡地偎依在父母的怀里。往年大年三十晚上的热闹景象不见了，没有了鞭炮轰鸣，没有了小孩子们提着红灯笼串门的欢笑，没有了大红蜡烛和新的大红对联。我家房门上斑驳褪红的旧对联上，依稀可见“爆竹声中辞旧岁，欢天喜地迎新年”的字样；土炕对面的墙上，破旧的去年的“抬头见喜”帖子，展示着它的垂危和奄奄一息。唉，本来是越来越好的年景，现在却糟得不能再糟了。偶尔，远处传来了鞭炮声，这大概是村干部们家燃放的，这鞭炮声没有为我们这些普通农民增添欢乐，反而更增了几许凄惨。我的一个小侄子问我二嫂：“咱家为什么没有鞭炮啊？”我二嫂无奈地说：“咱家不是干部。”
过新年祭祖是胶东地区的传统。在往年，年三十傍黑把先祖们从祖坟上“请”回家，家谱之下的桌案上供着猪头、公鸡、插着大红枣的饽饽、各样水果等。桌案正中，是香烟缭绕的香炉，它的两侧，是家中最大的一对红蜡烛。当把热气腾腾的饺子从锅里舀到碗里，由家中男人们摆到供桌上，再祭酒跪拜时，心中默念着：愿先祖在天有灵，保佑我一家平安。但是在今年，虽然也把先祖们从祖坟上“请”回来，可供案上能摆什么呢？摆地瓜干？摆菜团子？无奈之下，我大哥在本应该盛着饺子的碗里盛了两碗菜汤，当他用颤抖着的双手把它们端上供桌的时候，百感交集。在他看来，人生的悲酸和苦难，统统盛在这两个碗里了。他俯首投地，不肯起来，哽咽断续地央告：“爷爷奶奶，太爷太奶，不是孙儿不孝，家中实在是没有啊！”
普通百姓家过年与村干部家过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天地。《白毛女》中的杨白劳腊月躲债，年三十雪夜归来时还有两斤面和两尺红头绳，我们家比他好的只是不用躲债，悲惨却是同样的。
过了正月初三，再难过的年关总也过来了。我这个寒假只有辛酸。为父母和家人的苦难而辛酸，为全家无法逃脱的遭遇而辛酸，为村里乡亲们的失却希望而辛酸。除此还有什么呢？还是我大哥最为明理，他似乎是命令式的：“四弟，你走吧！早早回学校去！”显然，这是出于对我的保护，出于他对这个家庭的希望。如果我回到学校，至少有饭可以吃，住的也暖和些；更可离开在家的凄惨，在家的眼泪，在家的心酸。我强扭不过大哥，又住了几天，还是提前回学校了。
我回到学校，学校里并没有几个学生。学校按过年的惯例，总让留校不能回家的学生吃得好些。这时人也少，可以吃饱。但对家乡亲人的那份情感，是怎么也割舍不开的。我孤身一人去图书馆，或呆在宿舍里，翻开日记本，把家乡凄惨的景象，把对亲人的牵挂，把自己的心酸，把这个假期所见到和想到的一切，都写了进去。
寒假后，当我带着这个日记本回到宁阳时，这日记本并没有隐秘的地方可以收藏，只有压在相连地铺的枕头底下。有一天，这日记本被我的一个好朋友发现并看了。他是党员，他把我叫到无人的地方，严肃地说：“看你写了些什么！写得那么详细具体，让人家看见了，还不把你打成右派，赶快把它烧了！”
我到哪里去烧这个日记本呢？如果让人看到了，不是有销赃的嫌疑吗？被捉住了那还了得！我思考了整整两天，这日记本是我的心爱之物，从我上大学开始写日记，里面写着我经历的事情，自己的成长和不足，自己的忧乐，自己的希望，等等。如付之一炬，如同烧毁了我的心。我最后想了个办法：只把最近记的家乡的事一页页地用小刀裁下来，分成几次，上厕所时偷偷撕成小片，丢到茅坑里。所幸没有人发现，我至今还感激我这位同学，他没有检举揭发我，还提醒我，这种真挚的友谊比金子都可贵。
我把这个日记本包在一件衣服里，外面用包袱皮裹着，紧紧地压在枕头下面的褥子底下，并中断了记日记的事，所以再没有人发现它。从宁阳回学校后，我也再没敢写日记，直到暑假回家。我躲过了日记本可能带来的劫难，但家中父老乡亲的灾难却比我寒假回家时更为深重了。
“民以食为天”，吃饭是人类生存的第一需要。如果说我寒假回家时在公社的食堂里还能领到地瓜干，偶尔有玉米面饼，自家再补充地瓜蔓或花生蔓做的菜团子，这还都可以称得上是“饭”，但到放暑假回家时，这样的饭也没有了。公社食堂给各家的地瓜干数量减少了，地瓜蔓、花生蔓等也吃完了，再吃什么呢？
1959年，是我国被称之为“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一年，也是我的乡亲们灾难最为深重的一年。春节之后，缺衣少粮，日子一天不如一天，我的父母、村里的乡亲们在死亡线上顽强地挣扎。说来真要感谢上苍，感谢大自然的恩赐。俗话说，再严寒的冬天，也挡不住春天的脚步。春天来了，阳光普照，大地可生万物！大自然垂怜于她的食不果腹、面黄肌瘦的子民，在寒风料峭的早春二月，就把无数种野菜、姿态各异的树叶富有诱惑力地展现在他们面前。
人们开始吃的是春天最早出土的荠菜、苦苦菜、野艾和灰菜等；接着再吃蒲公英、野苋菜、扫帚苗、刺儿等等，这些都是灾年里农民常吃的野菜。可在这史无前例的大饥荒年月里，人多野菜少，这些野菜也是刚刚崭露出来就被挖走了。野菜不够吃，再吃什么呢？
目标转向了树叶。树叶中最好吃的当属榆叶、榆钱，就是在丰收年月，农民也总在春天将一串串的榆钱和嫩嫩的榆叶拌上面粉蒸着吃，这也是小孩子最爱吃的。其次，嫩的柳树叶也是很好吃的。在正常年景我家也曾摘一些蒸后尝鲜。胶东是丘陵地区，榆树柳树不多，幸好我们村在小沽河畔，有较多的喜水的柳树。但毕竟人比树多，这两种树叶很快就吃光了。在胶东，生长最多的是槐树，有中国槐和洋槐（又叫刺槐）两种。槐树枝叶繁茂，再生力强，很快成为人们取食的主要目标。谁都知道槐花可食，而且是很好吃的。但槐叶就不同了，它虽可用来充饥，但食后使人脸肿。我的哥嫂们把公社食堂领来的不多的地瓜干孝敬了父母，自己则以槐树叶为主食。哥嫂们各个脸庞红肿发亮，当他们拖着虚弱的身子、挺着肿胖的红脸下地干活时，看到别的农民也是一样，大家只有彼此欷歔和怜悯，别无一点办法。
在那个年月，树也与人一样悲惨。当树的叶子大多被剥光之后，也就没有了生气，失去了原先的婀娜多姿。她的枝干虽仍苍劲挺拔，但却枯死般地缠满了艰辛岁月的皱纹，风吹也不动，静静地在那里伸展着一个悲怆的造型，谁都不认为从这样的枝干上还会再出现鲜活的生命。
在那个年月，人类生存所必需的六大营养成分（蛋白质、淀粉、脂肪、维生素、矿物质、水）中，只有水是可以得到满足的。老子曰：“上善若水。”是的，水不仅可以饮用，是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还可以洗涤。胶东雨水丰沛，地下水位高，井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前面说了入秋之后直至春节期间，井台上的忙碌和从井台上流下的“溪水”。这次回家，依然是这样，只不过由洗地瓜叶、地瓜蔓等改为洗野菜和树叶。发源于井台上的“小溪”似乎成了长流水，依旧流过胡同，转向大街；依旧发出阵阵的渍泥臭气，只是在这七八月份的大热天里，这弥漫的臭气更瘟神般令人讨厌。
胶东麦收的时间要比我下放的宁阳县晚约20天。到我放暑假回家时，麦子收完了，麦茬地已种上了秋大豆和秋玉米。我问大哥：麦子已经收割并打了场，怎么从公社食堂连个黑面馒头也领不回来？这一问，勾起了大哥的一阵心酸，这也正是众多农民乡亲的心病。
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基。1958年本不是灾年，但忙了“大跃进”，耽误了地里的庄稼，丰产不丰收，令农民们痛心不已。所以他们在秋天精心地种好小麦，希望来年能有个好收成。何况，我村离县城远，省、地、县三级“样板田”和“卫星田”都不曾设在我村，农民还能按常规种地。入冬前，茁壮的麦苗绿遍大地，农民们尽管肚子空落落地饿着，但喜人的麦苗给予他们希望，只盼明年初夏的好收成，到那时能够吃顿饱饭。这冬天一定要熬过去，一定能熬过去！
胶东的初夏，与我下放劳动的宁阳县一样，也是麦浪翻卷，金海一片。当我在宁阳县面对金色麦浪兴叹时，我家乡的父兄和村里的乡亲们也怀着同样的情感。他们在希望的原野上甚至忘却了肚子饿，忘却了受过的苦，只想到将要到来的饭，将要到来的甜。夏收终于到来了。山东的夏收，常被称做“龙口夺食”，这不仅因为“麦熟一晌，蚕老一时”，还因为初夏常有雷阵雨。所以乡亲们打足了精神抢收抢种。肚子再饿，干活再累，因为内心充满希望，就有拼命的劲儿。
金色的麦穗终于上场了，虽是平常年景，但麦粒颗颗硕大饱满，金光灿灿。乡亲们中午也不休息，吆喝着牲口，赶打麦场。扬场的好把势们趁着和风扬出了一座座由麦粒堆成的“金山”；妇女们用簸箕把麦粒装满了一口袋又一口袋。在她们装满了十几口袋之后，拖着车斗的拖拉机不失时机地开了过来。队长命体壮的男人把麦袋子装进车斗，拖拉机嗒嗒嗒地开走了。只在这一刹那，站在麦场上的所有农民，扬场的把势、装麦子的妇女、牵牲口打杂的，以及在麦场上乘兴玩耍的孩子们，各个都一下子失魂落魄，像早晨霜打的禾苗，像刚刚放了气的皮球。他们像大病初愈那般勉强支撑着晃动的躯体，或是如刚办完丧事般无奈地一屁股坐在地上。因为他们眼睁睁地看着，这拖拉机的去向，不是他们的家，不是他们的村，而是扬长去向公社所在的方向。
农民在辛辛苦苦的一年中，最高兴的事是什么？不是过年，不是过节，而是双手捧起黄灿灿的谷粒，把这些谷粒装进口袋里，运回家中并亲手倒进自家的粮囤子里的时候。他们这时候所绽开的笑容就像那饱满的谷粒一样，是纯真自然的，是金光灿灿的。这种笑容是任何城里人所不曾有的，也是任何电影大明星所体味和模仿不到的。在他们本应展开这种笑容的时候，拖拉机扬着尘土远去的场景，对他们犹如惊雷贯耳，犹如当头一棒，犹如针扎心窝，犹如跌落深渊。他们经受过多少次丰收的喜悦，却怎经得起这突如其来的失去劳动果实的打击！这会儿他们才明白：他们只有劳动的份儿，而劳动果实不属于他们掌握。除了国家的征购，留到公社里的，他们又能吃上几颗呢？
我不应问大哥“公社食堂怎么连个黑面馒头也不给”的问题。连去年秋天的地瓜干和花生都不属于农民了，难道这金光灿灿的麦子会属于农民吗？农民太天真了，他们只会空欢喜，而由空欢喜跌落进悲伤境地时，这种悲伤是最沉重、最痛苦而又是最无助的。
那时的社会，在农民头上有几把“刀”，其中之一就是高定购。这种高定购是根据公社的大核算开始的。那不是“大跃进”的年代吗？地里的粮食“产量高”，层层干部们为了邀功，胡夸乱吹，把产量报得高。根据各公社报的“定产”和按比例的“定购”自然也就高了。假设不以“大跃进”时期报纸上登的“卫星”级的产量，而只以当时的中等产量每亩2000斤算吧，定购其产量的30%则每亩定购600斤。除了定购，还要按亩交公粮，这样下来，每亩被拿走的不只600斤了，而实际上，夏秋两季的亩产也不过是六七百斤。除征购走了的，在食堂里公社、大队、生产队各级干部还要多吃多占，到农民嘴边的就不多了。
诗人臧克家曾发表过一首写老马的诗：
背上的压力往肉里扣，
它横竖不说一句话。
这一刻不知道下一刻的命，眼前还掠过一道鞭影。
这老马，不就是我的父兄、我家乡的农民吗？
中国的农民是顽强无比的，他们在悲伤的渊底里仍发出了生命的呼唤：我要活着！田野里的野菜和宅房路边的树木并没有明确的“公社化”，野菜也罢，树叶也罢，这些都为公社至生产队的各级干部们所不齿，而我吃，只能我吃！吃野菜树叶代表着农民们的挣扎，在死亡线上顽强的挣扎！
如同寒假时大哥命我提前回校一样，50天的暑假我只住了一个月，大哥又催我回校了，这回他又增加了一条充分的理由：“你在家也是个负担。”家中缺吃的是负担，更大的是精神负担，我不忍看着哥嫂们吃着树叶和菜团子以及肿起来的脸，不忍看着父母留下玉米饼和地瓜干也手捧菜团子送到自己的嘴边，更不忍看着父母疼爱他的子女，特别是从学校回来的小儿子的那般苦楚难言的表情。我向大哥妥协了。当我决定要提前回校时，心如刀绞，痛苦至极。中国人最高尚的道德情操是患难与共，我与自己的父母兄长都不能患难与共，将他们留在苦海而自己去安适，尚有何面目枉留人间！但是，三嫂已把为我洗过的几件衣服包裹停当，兄弟四人聚在一起，大哥掏出了给我买火车票的钱。
自我上大学起，每度过一个假期离家上路时，全家人都出门相送，包括已嫁到后街的侄女一家；还有街坊邻居，也出来打个招呼。这次也一样，人虽很多，却不是热闹，而是辛酸的场景。我恋恋不舍地牵动着亲人们集聚来的目光，每跨出一步，都是痛苦的挣扎。这一次，又是在看着亲人们虚肿的脸庞，看着两行泪水从这虚肿的脸庞上直滚而下的时候离开的。我的父母，走在送行人的最前头，但却没有眼泪，呆滞的目光总跟着我，枯黄的脸总面对着我，身子弯曲，步履蹒跚，每前进一步，都是那么艰难。我步步回望着他们，强忍着伤感，不让泪水流下来。如果我在此时失声痛哭，将激起一个什么场面是可想而知的。当我看着父母举起干枯如柴的手臂站着一动也不动、而我不得不急步离开他们的时候，一种生离死别般的恐惧顿时袭向心头，我禁不住泪如泉涌，暴发出沉闷的痛哭。
我坐在回学校的火车上，为了在旅客面前顾得颜面，将泪水往肚子里咽。十几小时的路程，我没有说一句话，没喝一口水，没吃一点东西，只木木地坐在那里，眼前仍是父母年迈体弱和兄嫂泪流满面的情景。回到学校，寝室里只有我一人冷冷清清，就连吃饭也没有什么味道。
2.母亲的去世——代表千千万万
1959年秋季开学，我已是大学四年级的学生，在校上课的时间只这一学期了，因为明春的最后一学期是下乡生产实习。学习的时间显得十分宝贵，我却不像低年级时那样神态昂扬，而是沉闷少语，心事重重，上课时经常走神。为了不让上课的老师发现我神不守舍，我不再坐在教室的前几排，而是坐在最后几排。幸亏四年级的专业课并不难，我又有中专的底子。晚自习时我不再是最后离开教室，而是早早离开。到寝室躺在床上，却辗转反侧，不得入睡。我怎么也放不下家中的亲人，尤其是年老体衰、风烛残年的父母。我常常从噩梦中惊醒，有着不祥的预感。
当年秋天的一个下午，我刚下课向宿舍走去的时候，收到一封加急电报：“母病危速归。”这犹如晴天霹雳，我头脑“嗡”的一声，几乎摔倒。我预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日夜担心的事终于发生，这仿佛就是噩耗。我奔向宿舍，拿上了买车票的钱，直奔火车站。那时从泰安火车站到莱西火车站，中间要转两次车。在莱西站下了车，已是第二天日落西山时分。幸亏我手里拿着电报，有位好心的卡车司机把我带了大半截路，赶到家中已是夜里。
我扑到母亲身边。她躺在土炕上，昏暗的油灯下，已看不清她的脸色，只觉得那面庞已经干枯。我拉起她的双手，已是骨瘦如柴。她已气息奄奄，但还能说出：“你可回来了。”听了她的话，撕心裂肺般的痛苦让我放声大哭，母亲仍断断续续地说：“不用哭，你回来了，见到你了。”
母亲知道她即将离开人间，舍不得让我离开她半步。我在她身边守了7天。她不想吃东西，也吃不进东西。我们静静地相守着，她对我说了很多话，这遗言至今仍印在我心里。
“我命薄，命太薄。我想等到你大学毕业，跟着你，每天给你做饭，给你看孩子，看来等不到这一天了。”
“我想，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咱们离开这里，去过好日子。”
“我什么也没留给你，只有一块蓝布，压在我枕头底下，你拿去做条裤子。”
“你不用想我，你只管成家过日子，过好日子。”
……
这是深秋的夜晚，萧瑟的秋风打着窗户纸，屋子里寒气袭人。在土炕上，我躺在母亲的身边，拉着她那干枯的手。我的另一边躺着父亲，几天来，他没有话，只是叹气。我们整夜里似睡非睡，似醒非醒。窗户纸透出蒙蒙亮时，我问母亲要不要喝点水，母亲有气无力地说：“不喝了，什么也不用了。”她忽然紧紧握住我的手，喊着我的乳名：“你不用想我，你……过好日子。”
屋子里死一般的寂静，母亲也走到了她生命的尽头，在我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她才59岁！
我的悲痛难以言表，眼泪流干了，我没有哭泣，只呆呆地坐在母亲的身旁，哥嫂们的阵阵哭声伴随着我心底的剧痛。父亲没有泪水，但比哭泣更悲切的表情令我无比担心。我又在母亲身边守了3天，直到入殓。人生或许是这样的：最好的解脱莫过于死亡。母亲走了，她离开一生所受过的苦难而解脱了，带着让儿孙过好日子的希望去了另一个世界。母亲最后入殓的棺材本是父亲好多年前亲手打造并为自己准备的。这棺材是上好的柏木料，板材厚实，油漆讲究。父亲本想自己比母亲大十几岁，会走在前头，岂知体弱多病的母亲却经不起饥饿的袭击和精神上的折磨竟先他而去了。
“三年自然灾害”是指1959至1961年。我母亲在这头一年就倒下去了。在这“大饥荒”的三年里，山东省的聊城、德州、惠民三个地区为重灾区。那里有大批难民逃荒或整村出外讨饭的局面，有妇女弃夫改嫁的怪诞事情。
山东省在“三年自然灾害”及此后饿死了几百万人，这些人如同一群群蝼蚁，被到处泛滥的饥饿的洪水卷去了。可怜的人们在走向死亡的路上相互怜悯，相互扶掖；而不少的达官显宦却置人民的死活于不顾，劣迹昭彰，却飞黄腾达，官位跃迁。因为这些达官们善于否认事实，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文过饰非。譬如山东省委1959年向中央的报告中说饿死人的事只是“缺点”，并声称“即使有缺点，也是在正确路线上”。还恬不知耻地认为“全省当前形势无限好”。山东省的一位显宦后来当了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他的书法是自成一体，但历经“三年自然灾害”劫难而仍活在今世的众人，一看到他的字，就想起他这人，想起他的斑斑劣迹，想起实际上是为他所杀害的亲人和乡亲。有良心并忏悔的达官显宦有没有？也有。曾坐河南省第一把交椅的一位封疆大吏说：“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很大，组织上无论如何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中国有“刑不上大夫”的传统，这位大吏未被处以“极刑”，但他的罪行因自己的忏悔而在人们的心目中有所减轻。
3.我的家乡──中国的一个缩影
我带着失去母亲的痛苦回到学校，见了人不想说一句话，胳膊上的黑孝箍已代替我说话，班里的同学已知道发生了什么。那时的老师是真正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他们知道我的痛苦，不言不语，用另一种方式来安慰我：他们给我补课，补我回家奔丧所落下的课。其实他们内心里知道，这些课对我来说并非一定要补，特别是那位教植物病理学（这属于专业基础课，本应在三年级上，但因下放劳动耽搁了）的老师，她为我补课时的那种同情和怜悯的眼神至今仍留在我的脑海里，我至今感激他们善解人意，感激他们善良无私。还有什么比这些更为珍贵呢？
我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常想离群独处。虽仍去上课、复习和吃饭就寝，但我的心回不到学习上，饭食无味，梦语频频，我总是低头走路，沉闷不语，觉得这世界变了样，天空是昏暗的，秋风是尖酸的，变黄的树叶纷纷飘零，人行道侧的灌木都哭丧着脸。路上的石子也跟我过不去，总想把我绊倒，难道世界也变得这么阴沉？
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班里的同学们向我伸出友谊温暖的手。
那时，我们学校里的伙食也大不如前了。玉米面窝窝头算是最好的，常常是地瓜面的窝窝头和地瓜干。学生的营养不良表现为浮肿。学校领导非常关爱他的学生，派医务室的医生下到各班检查浮肿情况。我班30名同学中我浮肿最严重——在小腿上用手指按下去，出现了一个深深的坑。检查结果引起全班同学的同情和关心，班长立即与伙管科联系给我增加营养。那时对严重浮肿同学增加营养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每天把你本应吃的玉米面窝窝头改为豆粕面的。把榨过油的豆粕砸碎，在碾子上碾成面，再做成窝窝头，吃起来比玉米面的香，更重要的是有营养。因为当时人们最缺乏的食物成分是蛋白质，蛋白质缺乏才形成浮肿，而豆粕富含蛋白质。
这一学期终于熬过去了。期末考完试，我不等考试成绩下来，全班头一个离开学校，回家看望孤苦伶仃年老体衰的父亲。
正是三九严寒、滴水成冰的季节，父亲躺在土炕上，盖着一条单薄的被子。他没想到我这么早就回来了，急忙爬起来，瘦削枯黄的脸上显现出惊喜。我拉着他的手，又摸摸他身下的土炕，还是温热的。我问他身体可好，他说：“没有力气，天气这么冷，不如躺在被窝里。”我稍稍放心。父亲又说：“你哥哥们很孝顺，他们轮流给我送饭，每家五天，他们能省的都省给我吃了。”“你嫂子们也很好，每天傍晚给我烧炕，炕总是热的。”“我很知足了，看，你又回来了，可是……”他没有再往下说，再说就要为离他而去的我母亲伤心了。他把话留在心里，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不让我难过。我理解父亲的心，我们默默地相守着，直到哥嫂们来。
我感激哥哥和嫂子们的一片孝心。由于他们的孝心，父亲虽八十高龄，却奇迹般地保住了性命。哥嫂们的孝心也让父亲感到十分欣慰，因为这给予他生的希望。他本来就是乐观的人，现在他仍然希望能渡过难关，有美好的明天。他要在美好的明天里，看到儿子、儿媳们不再为他而节省，能舒心放胆地吃顿饱饭；他要在美好的明天里，看到自己的孙子们能背着书包去上学，有出息，将来也能去上大学；他要在美好的明天里站到母亲的坟前，对她说：你可以安心了，现在好了，不再吃苦了。
但是，美好的明天，离他还很遥远，因为这才是最寒冷的1960年元月。他不得不忍着饥饿，迎着隆冬而艰难度日。这时的我，已不是书生气十足的大学生，我需要面对现实，面对人生。国家保送我上了大学，我曾想“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学好本领报效国家，也光宗耀祖。可是接二连三的国事家愁使我难以梦想成真。国家成了这般模样，家庭又惨遭败落，我在踌躇，我在徘徊，怎么报国？不消说我这颗小小螺丝钉，多少位声名显赫的大人物都难以扭转乾坤，至于光宗耀祖，更是一场虚梦了。
家庭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细胞。按照全息学理论，它携带着整个社会的全部信息。我的家庭作为社会的一个细胞，当时所携带的社会信息是：在饥饿线上顽强地挣扎，精神和肉体上受到摧残和折磨；母亲在饥饿线上很早离开了人间，幸存者有着强烈的生的希望，并憧憬着美好的明天。
同生命体的细胞一样，我们家庭这个社会细胞与别的家庭、整个村庄、整个地区以至整个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与我家联系最紧密的两个家庭是我的两个出嫁的姐姐家。大姐嫁到离我家15里之外的贫穷山区，1958年因为“大跃进”，地里的庄稼没有收上来。到了年关（即1959年初），家里没吃的，公社食堂里只有菜汤，四个孩子都张口要吃饭，眼看活不下去，锁上家门，大孩子拉上，小孩子背上，给老家父母连个招呼也没有打，闯关东去了，投奔到黑龙江省密山县的一个亲戚家。那是个靠近苏联边界、真正“山高皇帝远”的地方，落上了户口，勉强可以喂饱肚子。在1959年春天，我二姐一人带着两个女孩子投奔大姐去了，二姐走的时候，家中虽知，但无法留住。
当时，我们村和邻村，以至全省的农村，都面临着同样凄惨的局面，生命朝不保夕，在死与活之间徘徊挣扎。当时的大学生还能念下书吗？当我们书念不下去的时候，只能为亲人，为乡亲和全国的农民而悲哀，为他们的悲哀而苦思。这是为什么？农民们有什么过错？是谁让他们受这么大的罪？是谁让他们在土地改革之后，刚刚有了自己的土地七八年，又失去了土地？是谁在“合作化”进而“公社化”的过程中让他们逐步丧失了对自己劳动果实支配的权力？是谁让他们撇掉地里的庄稼而在长官们的瞎指挥下去做“大跃进”的傻事？
这些，不属于一般的问题，当时的农民并没有想这么多，甚至连想都没有想，或连想都不敢想。北京的权力核心里有一位大员与中国的农民最贴心，也最了解农民，他曾感慨地说：“中国农民实在好，饿死人也不想起造反。”
我当时虽然尝到了生活的苦辣，但对于国家风云变幻却全然不察。1960年8月，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后，我才感到气候有些变化。其实，这时不调整不行了，因为路已走到了尽头。从报纸上，让我感到气候改变的另一件事情是在“大跃进”中最抢风头的几个封疆大吏全部被撤掉了，包括山东省的舒同，河南省的吴芝圃，四川省的李井泉，安徽省的曾希圣，湖北省的王任重，甘肃省的张仲良等。后来才知道这是刘少奇1960年初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的重大举措之一。另外，还采取了抗灾自救的一系列措施，包括1961年春天中央会议决定是否参加公社食堂要社员自愿，1962年春提出“三自一包”，以及允许社员有自留地等。
上述的一系列措施逐步解救了农民，也让中国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但是，历史是无情的，从1962年10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之后，阶级斗争风浪迭起，刘少奇虽然一腔热血，欲解救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但无力回天，最后搭上了性命。
4.我的父亲——怀着生的希望驾鹤西去
母亲去世之后，父亲由大哥和三哥轮流照顾。这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年代，父亲经历了极为严重的饥饿与孤独的煎熬，心力交瘁，度日如年。
哥嫂们从嘴边省下来孝敬父亲的，也不过是地瓜干、野菜之类，在饥饿线上挣扎的漫长岁月里，他天天吃的是用野菜做成的菜团子。1960年年初的寒假我回家探亲时，他对我说：“吃上这菜团子是很不容易的了，不难吃。”但我看他下咽时的痛苦表情，总不觉潸然出涕。他不是因为菜团子难以下咽而痛楚，而是为他吃了菜团子儿子儿媳们就只能喝菜汤而心酸。他已经没有了眼泪，病中有时我喂他吃饭，却把泪水滴在他的碗里。
但是，饥饿和孤独并没有泯灭父亲生的希望，他认为母亲的死是天灾人祸造成的，而灾难总会过去的。他经常给我们讲他亲身经历的民国28年（1939年）的天灾，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灾害，也过去了。他没有想过随我母亲而去，因为还有诸多未了的心愿。他不甘心自己的家这样家破人亡、节节败落下去；他盼着好日子的到来，儿辈们衣食无忧，孙辈们能背着书包上学；他要看着正在念大学的小儿子能在毕业后挣钱养家、娶妻生子……
悠悠往事让我理解父亲对生的希望和执著。
日本侵略者1945年投降以后，老解放区胶东阴霾荡除，阳光普照。1946年的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们欣喜若狂，他们焕发出无比的活力，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在自己的土地上起早摸黑，辛勤耕耘，把生产出的五谷支援前线的解放军，丰收的粮食也装满了自家的粮囤子。我家被划为中农成分，这让我父亲意识到靠自己劳动所创造的财富是受到国家保护的。随着广大农民的日子芝麻开花节节高，我家也进入了鼎盛时期。庄稼年年丰收，木匠铺里的生意红火，纺织、做粉条等家庭副业兴隆。全家人忙忙碌碌，说说笑笑，小孩子们打打闹闹，这是活跃无比、最具生命气息的一大家子。我父亲经常在晚饭后全家一起聊天时，笑哈哈地说他能活到一百岁。他说，邻村的一位名中医号了他的脉，说他的脉是与众不同的“反关脉”，至少活到一百岁！老中医号的脉使他豁达、开朗、乐观的性格又添了几分愉悦，他看着全村和自己家节节上升的好日子，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在他心里，不只是要活到一百岁，还要健健康康，把家业搞得更兴旺，让全家过上富裕自在的好日子，享受四世同堂的天伦之乐。
那几年的日子虽然蒸蒸日上，却只是恢复发展时期，并未达到如日中天。但是，国家某些人的思想意识太超前了，他们把农民一家一户在自己土地上的“单干”视为落后的生产方式，先是让农民成立互助组，之后不久，在1953年推行所谓“半社会主义”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而在1955-1956年几乎是强制推行“全社会主义”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大步走向集体化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急剧变革超越了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适应能力。领导者想让中国早日进入社会主义，想让农民早日过上幸福生活的心是好的，但操之过急地对跟不上“形势发展”的思潮和行动给予了极其尖锐的批判，最具代表性的是毛主席在1955年8月1日《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批评在合作化问题上右的错误，说某些同志落后于群众，“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在这样自上而下强行干预的形势下，刚刚高涨起来的农业生产、初露端倪的农村好日子就节节败落了下去。在这样的情况下，我父亲敏感地意识到他不可能抗拒这急转直下的社会潮流，甚至不可能继续主宰自己的家。这个家将不再属于他，而是属于社会了，所以他在1954年成立初级社时就决定分家。
我们一家子分成三家。大哥和二哥各分得三间房屋和一份土地。我年幼，三哥虽二十几岁，但种地与木匠活样样都不很在行，难以成家自立。父亲决定再拉我们兄弟俩一把，与我俩一起过。我们分得两份土地、六间房屋。分家之后，父亲经常说：“我还能干活，靠手艺能挣钱。”他年逾古稀，却不服老，更不肯认输，使尽全身力量维持这个新家。他从早到晚在木匠铺里干活，除了做手推独轮车，还做各种小农具。他不再去邻村赶集，但仍每五天必去本村的集市，操着换车耳车轴的老行当。
他费神撑持这个家，还有一个最好的例证。分家后的三哥，连手推独轮车也掌不好，往地里送粪时，车子翻在路旁，就埋怨我没把拉车的毛驴牵稳。推收获的麦捆翻了车，我俩扶不起来，他就训斥我没牵好毛驴，还得等待过路的人帮我们扶车子。我父亲谁也没有埋怨，却想出了个好办法。他仿照大马车的样子做了辆小马车，这小马车玲珑轻巧，用不着像大马车那样用两三匹马牵引，一头毛驴或一头牛就可以牵引。拉粪或拉收获的庄稼还比手推独轮车装得多。这样，三哥轻松了，我也用不着因牵毛驴而挨他的训了。这小马车还成了邻里经常借用的稀罕物，类似于我三哥掌不好车的人或是年老体弱的人家常来借用。又不知是哪家开了个头，用这小马车娶媳妇。因为当时用大花轿娶媳妇被批判为落后的封建旧俗，不敢用了。于是人们就借用我家的小马车，车厢里铺上褥子、毯子，在车帮上扎起架子，再打上顶篷，周边和顶篷用红布或红绸缎围起来。新媳妇坐在车厢里，虽没有坐花轿气派，但同样达到进洞房前不露面的效果。打从这小马车在村里风光起来之后，我父亲着实高兴了一阵子。他仿佛觉得自己很年轻，很能干，认为街坊邻里对小马车的夸奖就是对他能力的肯定和赞赏。
在父亲全力撑持这个家的时候，农村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又在1958年跃进到人民公社。父亲和大多数农民一样，哪能跟得上这急剧变革的形势，他们就像在汹涌激流上漂浮的落叶，不知去向，没有落脚处，激流主宰着他们的命运和归宿。父亲失去了小马车曾经带给他的活力和荣耀，这时才承认：自己确实是老了，不中用了。
农民失去自己的土地，便失去了一切。父亲这时才觉得，他辛劳一辈子，除了这几间破茅屋，一无所有了。得以慰藉的是，还有孝顺、能干、人品好、能吃苦的好儿女，最小的儿子在上大学，大学毕业后就能养活他了。他的百岁梦也飘然远去，值得欣喜的是他八十多岁高龄，是村里最年长的了。比之村里五十几岁就先他而去的人，他大难不死，不就像百岁老人一样吗？想到这里，他泛起一丝欣喜，扶杖外出，晒晒太阳，与街坊拉拉家常，说他是村里最有福气的了。
但是，母亲的去世和“三年自然灾害”的磨难，逐渐耗尽了他的体力和精力，他像是油尽的灯、烧到底座的蜡，无可挽回地在人间熄灭了。
父亲是在1965年10月25日去世的，享年87岁。这个日子是家里办完丧事之后大哥写信告诉我的。得到父亲去世噩耗后的几个月里，我的心情无比沉重。“男儿有泪不轻弹”，母亲去世时我痛哭过。这一次，当我躲在房间里或深夜埋在被窝里哭泣的时候，父亲的容貌，这几年来与死亡相抗争的不屈形象，一幕幕地展现在眼前。尤其是1965年1月我趁寒假回家探望的时候，父亲已是风烛飘摇，虽非卧床不起，但也很少下炕活动。那呆滞的眼神，那瘦黄的面庞，那艰难的步履，那细弱的语声，让我十分不安，给我可怕的预感。这个假期之后，我怕再也见不到父亲了。在整个假期里，我日夜陪伴在他身边，不忍离他半步。时间是那样的可贵，我珍惜它的一分一时；感情是那样的不能割舍，因为他是历尽艰辛又将离我而去的最亲的人。
但父亲毕竟是豁达明理之人，对我说：“你就走吧，你是公家的人，我不要紧，能等你再回来。”
哥哥送我上路时说：“父亲的日子怕是不多了，到那一天，你也不用回来了，省下那路费，买棺木、办丧事的钱就够了。”
父亲临终前我没能回去看他，去世后我也没能回去为他送葬，这是无法挽回的遗憾。更为遗憾的是，灾难的日子快过去了，生活一天天地好了起来，他不用再吃菜团子了，我的工资也涨到每月63元，完全可以让他幸福地生活了。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这“不待”是无可奈何、不能挽回的。
一年之后我回家探亲时问大哥：父亲临终时说过什么？大哥说，父亲临终前仍然没想到他要死，说“就算活不到一百岁，也总不会马上就走，老四（指我）还没有成家，我至少要看着他成家后才能走。”他临走时没有合眼，他要看到灾难完全过去，他要看到日子再有好转，他要看到小儿子成亲，他要看到……
但是油尽灯枯，他不得不怀着诸多的心愿，带着生的希望驾鹤西去了。在父亲去世后的两年多里，我经历了心灵上的煎熬。因为在人的生命过程中，从物质和精神上最靠得住的是自己的父母，其次是自己的配偶、子女和同胞。现在我父母双亡，兄长和姐姐们在苦海中仰望星斗，置身大西北黄土高原的我，形单影只，萤萤孑立。无依无靠的孤独，欲哭无泪的悲怆，令我难以支撑住自己的躯体，甚至失缺了对人生的希望。
5.人生的挫折，我只能面对
大学的最后一学期是生产实习。我和另外两名同学被分配到鲁西南的莱芜县城郊的一个公社，在一个大队驻点。莱芜县是山东省大麻的主产区之一。大麻这种作物现在山东省和全国都少有种植，因为现在化学纤维已渗透到民用、工业等各个领域。但在那个时代，从民用到工业用的都是植物纤维。大麻的韧皮纤维是一种很重要的植物纤维。农民用大麻搓的细绳纳鞋底、镶鞋帮、做鞋子，辫成的粗绳子用于制作牲畜拉车、拉犁、拉磨的畜套；工业上也用大麻纤维制造高级纸张等。当然，我念书时老师教的主要作物不是大麻，而是小麦、水稻、玉米等，我对大麻这种作物很陌生。后来我才知道，把我分配到大麻主产区实习是贯彻了当时系领导的用意。
我们生产实习虽然驻点农村，但我带着在家乡农村的种种感受，这时很害怕接触农村社会。幸好，有公社食堂可以吃饭。学校规定实习期间有三分之一时间与农民一起劳动，其余时间进行田间测定和调查等。我除了尽自己力气地劳动，让实习项目测定和各项调查活动把时间占满，把精力耗尽，让自己无暇去理会社会上的事情。
四个月的生产实习很快就结束了。我们班到农村各地实习的同学都回到学校，汇报交流了各实习点的实习报告和专题报告，我也代表莱芜实习点作了大麻专题报告。
四年的大学生活就要结束了，但我并没有感到轻松。四年来各项运动样样都参加了，但没有尽到学生的操守，虽然教学计划上所规定的各门功课都学过了，但各门功课的学时数压缩了不少。在这即将走向社会的前夕，内心感到空虚，有些惧怕，又不知将被分到哪里，去做什么工作。
正当我以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分配工作的时候，收到了一个令我振奋的喜讯。系里决定派我和班里的另一同学出差，到山西省和河北省调查大麻的生产和科研情况。我想不到系里为什么会在我们即将毕业时这么做，就问将与我一起出差的另一位同学。他是党员，曾担任学生会主席。他说：“我可以向你透露，但你不能告诉任何人。系里决定我俩留校，我当辅导员，你当教师，作物栽培学教研室缺一名教经济作物的教师，这一届农学专业的学生中，留校的只你我两人。”
当时山东农学院的农学系，是全院最大的系，作物栽培教研室又是全系最大、最重要的教研室。教研室里的十几位教师各专长于一种作物，所以年资较深的老师就被称为小麦专家、玉米专家、水稻专家等。但教研室里没有专长于研究大麻的，我这才明白，我将来是补这个缺的。
这消息对于沉闷一年有余的我无疑是强心剂，因为国难家愁而冰凉的心似乎有些复苏。我感到喜出望外，内心里充满自豪，因为农学专业这一届进校时10个班300人，最后留下我一人搞教学，可见系里对我十分肯定。
我内心里暗暗高兴了几天，想着：我即将由一名大学生转变成大学教师了，这是多么大的跨越啊！我的同学将为我感到骄傲，我的父亲知道这一消息后一定十分高兴。王家不仅出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这大学生即将成为大学教师！本已冲淡了的报效祖国和光宗耀祖的欲望又逐渐苏醒了。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出差。由泰安去山西省和河北省，要路过北京。
北京，在我当时的心目中是美丽的地方，庄严的地方，神圣的地方，是毛主席运筹帷幄指挥全国千军万马大跃进的地方。要去北京，再沉闷的心情也会被惊喜掠过。到了北京，圣地的庄严，圣地的灵气会让我容光焕发，面目一新。
其实，我们只是在北京转车。大跃进的年代里，哪还敢想去游览故宫、颐和园和北海公园。我们在北京车站办完了转车的车票，有几个小时的等候时间。我俩出得站来，在小摊上买了一套北京十大建筑的明信片。这十大建筑是大跃进的1958年开始修建的，几年内就都建成了。我想，大跃进修十大建筑要比大炼钢铁最后只留下一堆废铁强得多，也比放稻麦高产卫星的残败强得多。北京火车站就是十大建筑之一，她巍然屹立，是那么的雄伟壮丽，那么的高雅气派。建筑物上面鲜艳的一排彩旗在和风中悠然飘扬，彩旗之上是蔚蓝的天空和朵朵白云。车站前的广场上，行人稀疏，十分静谧，此景此情，果真是诗情画意！
我们由车站沿着大街信步西行。不远，就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城楼坐落在广场的北面，我们在天安门前漫步，她壮阔优美，使我心中浮现出由电影和画报上看到过的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壮观场面。呵，就在这天安门上，毛主席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我心潮起伏，激动不已，流连忘返。
人民大会堂和坐落在天安门广场东侧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同属十大建筑。她们恢弘壮美，也显得高深、神秘、充满魅力。人民大会堂，这就是毛主席经常来开会的地方？毛主席在这里面开会坐在哪儿呢？中国历史博物馆，我们同样进不去，但更让我们浮想联翩，呵，其中所陈列的我们文明古国的历史一定会彰显出博大精深的哲理。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业合作化，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以及近年人民公社、大跃进的事迹是否也陈列在内，它们又将给予我们何等启迪？
我们带着徜徉于天安门广场上的遐思离开了北京，首先到达山西省长治专区。那时出差要带介绍信，我们经专区政府介绍到县，又到公社，到了公社之后，第一件事是到公社食堂吃饭。这里的公社食堂还没有解散，我们觉得不错，虽然是瓜菜为主，但能够吃饱，也可能因为我们是客人，又是凭粮票吃饭，自然受到了热情接待。
我们在当地农业技术员的陪同下，按照原先拟好的调查提纲，顺利完成了所有的调查项目。几天的调查使我俩有置身世外桃源一样的安静和惬意。长治地区属山西丘陵山区，村庄稀落，庄稼地里人也很少，此时已没有大炼钢铁的小高炉，也没有插着大红牌子和大红标语的“卫星田”，只有各种庄稼绿油油地长在地里。和风吹拂着庄稼发出“沙沙”的响声，鳞次栉比的梯田美丽壮观，一个个大南瓜挂在石砌梯田边缘并展现着幸福的笑脸。这优美的田园景色让我心情愉悦、精神开朗。
我俩在两个省的调查只用了十多天的时间。除了田间调查，还向地、县农业生产和科研部门索要了不少关于大麻生产的资料和科研报告，满载而归。这时学校里还没有宣布我们的分配方案，但我的那位同学对我说：咱们留校了，系里的意见是，这个暑假不要回家了，因为正是农业大忙季节，系里的青年教师是从来不放暑假的。
我立即答应了系里的要求。但又向那位同学说，我能否在宣布分配方案之后向系里请几天假，我想带女朋友回家，让家里人看看。
我虽然大学即将毕业，却是十分天真幼稚。想不到我为了请几天假掀起了轩然大波，并再次改变了我人生的走向。两天之后，系里一位女总支委员找我谈话，这使我顿感突然，想到一定会有大事情发生。果然，她开门见山地说：“系里本打算让你留校当教师，但又认真考虑了一下，你不留校了，你和你的女朋友留到农业部在山东农学院设立的支援边疆的师资进修班，将来你们一块研究教材，也挺好的。”这位女总支委员说这话的时候，态度和蔼，语气柔和，但她的话却沉重地袭击着我的心，令我路经北京和两省考察过程中所复苏起来的心情一下子冷却到零度以下。显然，我只能接受这种现实，接受现实对我无情的玩弄！昨天我还在做教师梦，今天就一下子被踢出门外，这么大的反差，令我难以接受。
一般人认为，我们国家大搞阶级斗争是从1962年开始的。因为那一年在北京开了个“七千人大会”，又在该年秋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了“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从此，阶级斗争的浪潮以排山倒海之势席卷全国。其实，“大风起于青萍之末”，任何巨浪的汹涌都发端于波涛不惊之时。在1962年以前，阶级斗争风浪早在孕育之中。例如，每个人的履历表上要填你是什么出身，出身地主、富农、资本家的人不能参军，不能报考军事院校和清华、北大等名校；在机关、学校、厂矿等单位的工作人员，出身不好的，不能做重要工作，更不能接触机密；找对象也要讲成分，军队的军官、共产党员、机关干部都不能与出身成分不好的人找对象。总之，就这“出身”或者“成分”，就把人分成三六九等。
我的天真幼稚是真的，因为我当时对“阶级斗争”方面十分无知，找对象不问成分，竟找了个地主出身的对象，在找对象的过程中，我也并没有意识到她的家庭成分，以及这个成分会给我带来什么影响。直到女总支委员与我谈话后，我才逐渐意识到事发的原因，并在突如其来的打击中意识到阶级斗争的厉害。
阶级斗争当时在全国悄然兴起，而山东省什么事都走在全国的前头，显得更“左”，而且“左”得出奇。我因为女朋友是地主出身而不适合在山东当大学教师，为什么到支边教师进修班就可以了呢？为什么将来到了边疆不光我可以当大学教师，连我的地主出身的女朋友也可以了呢？山东省为什么要把“烂杏子”推给别人呢？
系里宣布了分配方案，我和我的女朋友果然被留在农业部设在山东农学院的支边教师进修班，进修期限为一年。一年之后我才知道，农业部还在全国诸多著名的农业院校都设立了这样的进修班。进修班包括各类专业，出来的人大多到了边疆，又大多当了大学教师。
当同窗四年的同学们依依惜别、纷纷离校时，我也放弃了带女朋友回家的计划，独自黯然回家了。边疆遥远，这次回家至关重要。将来到了边疆，恐怕回家就不那么容易了。我也觉得很对不起女朋友，是因为我才改变了她人生的走向，让她回家多待一些日子吧。
我在家住了将近五十天。农村的生活仍然是那么苦，但大哥这次没有催我提前回校。因为谁都知道，家人这样相聚的机会不多了，再苦也要厮守，再难也不忍分离，何况年迈的父亲，他能否渡过劫难再多活几年呢？
6.到边疆——是志愿，更是命运
我回到山东农学院，进了农业部教师进修班。这个进修班专修“作物栽培学”，就是说，我们将来都将去边疆的农业院校当“作物栽培学”的教师。这个班共12人，系里宣布作物栽培教研室的一位老师任班主任，我当班长，就我一个班干部。
我们这12人都是由各班挑选出来的学习好的，家庭出身都较好，只我女朋友例外。我们原来就相互熟悉，有的还是很好的朋友，这个小集体十分融洽。我们七个男同学和五个女同学各集中在一间学生宿舍里居住，但吃饭换到教师食堂，这使我们立刻感到生活上有显著改善。教师食堂的主食比学生食堂的花样多，例如，在学生食堂只能吃地瓜面的窝窝头，在这里又有地瓜面面条、玉米面窝窝头、玉米面发糕等等。更重要的这里还有各种“瓜菜代”食品，例如，把各种菜叶煮到一起，稠稠的一碗，花钱不多，吃起来解馋，又容易觉得饱。那时教师食堂里也没有肉吃，但偶尔可吃到“人造肉”，实际上它是由大豆榨过油之后的豆粕加工制成的，在一碗菜里能有几块“人造肉”，当时确属高级享受了。另外，到了教师食堂之后，与青年教师接触多了，也长了不少见识。听他们说，在当时的中国，中央还有一个“瓜菜代领导小组”，组长就是周总理。我们听了这话，顿觉暖流涌遍全身。中央政府、周总理对人民群众是何等关心体贴呵。粮食不够吃，但总想办法让人民减轻饥饿，延续生命，挽救生命。
说吃饭是为了延续和挽救生命，现在的人们定会认为这是无病呻吟，故弄玄虚。其实，现在的饱汉岂知当年的饿汉饥？况且，这“饥”并非现在人们饭前正常的饥，而是在生死线上挣扎的饥，这饥是与生命息息相关的。我是年轻人，学校的生活又比农村好得多，当时自信绝不会被饿死。但年迈的父亲，已是风烛残年，说不上哪一天，说不上哪阵风，他的生命就会被泯灭。而从1960年9月份起，他也有了一线希望，因为从这个月起，我有了工资。对他来说，我的工资犹如甘露，犹如幽暗生命路上的火光。我的工资是每月42元，这比当时大学毕业生见习期内的工资还低10元，但我当时已感到十分满足。
每月一领到薪资，第一件事是到邮局给父亲寄20元。我父亲有了这钱，每天花一元钱买一个不到2两重的白面“火烧”。这虽是高价，但农村里还算是便宜。这样，他一个月能维持20天，剩下的10天，还是靠哥嫂们嘴边的节省。在那个年代里，我父亲能延续高寿，我寄的钱也顶了点用。我每月剩下的22元钱，比念大学时每月多了4元（念大学的助学金包括每月伙食费15元，零用钱3元）。当然，这只够维持最基本的生活，不敢有非分之想，零食和水果之类从不问津。我念大学的4年加上进修这一年，只在1957年春天到学校农场吃过小陆子买的那两个桃子。念书时的15元伙食费不能自由支配，现在我可以从这22元中自由支配，挖掘潜力。除了从中节省出添置必要衣服，购买邮票和文具纸张的钱，以及放假回家的路费，等等，还为父亲买了宁夏特产的羊皮袄和一块擀得又厚又实的羊毛毡（可作垫被用，冬天暖和，夏天隔潮）。
我感到最为满足的是能接济父亲。那时全国的农民几乎都在挨饿。1960年应属“三年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时期，当城里的人们总是埋怨每月21斤或24斤定量不够吃的时候，可曾想到广大农村的农民一点定量也没有！力单势薄的我没有能力拯救遍及全国的千千万万在与饥饿殊死搏斗中朝不保夕的农民，能拯救其中的一个也得使尽我全部的力量。这一个，当然只能是我的父亲。我因为能孝敬父亲并在关键时刻出上一把力而感到欣慰。在为父亲增添了生的希望的同时，我也感到了自己生命的意义。面对未来，我内心里闪烁着光亮。我想过了这一年，我的工资每月会多10元，我对父亲会有更多的帮助。我憧憬着美好光景，感到浑身有力量，有足够的精力投入进修学习的紧张生活。
进修班有个小教室，由学生时期的两人一张课桌改为一人一张。这个小教室就是我们12人白天晚上聚集在一起的温馨天地。我们的生活很规律，上午上课或做实验，下午复习阅读。每晚上自习前，我们几个男同学常常在教室门前的台阶上拾级而坐，拉起二胡。因为在上学期毕业离校时我们从各班收集到五六把人们不想带走的二胡，这成为我们的公有财产。有时我们拉着，几位女同学唱着，有一位女同学还偶尔吹笛子伴奏。我们把这项最让我们开心的活动叫做“奏乐”。晚饭后信步来到教室门前，只要一位同学说“奏乐”，我们大家就像接到命令似的立即演奏起来。我们奏得算不上高雅，但却十分谐美，我们的心情只在此时才进入一切皆无的境界。
大学四年中虽然学了几十门功课，但总觉得没学到多少东西，内心空虚。所以有这一年时间的集中学习，扩大知识领域，加深知识理解，我感到十分可贵。我们虽是农业部设的进修班，但这是农业部初次办这样的班，没有具体的进修计划，进修安排都由山东农学院执掌，进修的科目、进程等多是班主任的意见。我们的班主任性格随和，说话先带笑，做事总是慢吞吞的。他对我们说：“我们商量着来吧，你们有什么要求，只管说出来。”班主任老师这样对待我们，让我们思想开放，感到自由。我们12人经常一起讨论要学些什么，怎么学等等，有了一致意见，由我向班主任老师汇报，而他又大多是点头说：“好吧！”
为了修好《作物栽培学》，我们选了最重要的两门专业基础课《遗传学》和《植物生理学》，请这两学科最权威的老师给我们开了些专题讲座。《植物生理学》还开设了本科生所没有做过的大实验，有的实验仪器高级而昂贵，常由主讲老师亲自操作演示。而对主修课《作物栽培学》则是小麦、水稻、玉米等作物各请一位享有盛名的专家老师主讲。老师们按照我们的预约和要求，本着“加深、提高、系统”的原则作了认真的准备，讲课时间不限，想讲多少就讲多少。那时的老师只讲奉献，不求回报，是教书育人的典范。他们在正常教学和科研任务之外再给我们开专题讲座，既没有计算工作量，更没拿加班费，经常备课到深夜的艰辛劳动反倒让他们觉得这是很高兴、很值得的事。
那时的山东农学院，只招本科生，任何专业都没招研究生，我们这个小进修班似乎是研究生班的雏形。我们这12人成了老师们所宠爱的骄子。老师们对上课都特别重视，特别尽心。他们竭尽全力，倾其所学，贡献出全部知识；他们广征博引，深刻阐明，热情饱满，谆谆教诲；他们有问必答，不怕麻烦。每一位老师的授课，都激起我们极大兴趣。根据老师们的讲述，我们再阅读指定的参考书，系统深入地学习。我们的心，完全沉浸于学习之中。从大环境上，这时没有了“大跃进”的喧嚣，没有了“运动”的干扰，全国似乎安定了下来；从具体环境说，我们既不像学生，也不完全像老师，仿佛置身于师生两方面各种活动之外。我们从四年大学生活的“动”，走到现在一年的“静”，我们对知识的渴求犹如禾苗久旱逢甘霖，甚似饿汉遇佳肴。我们在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海洋中尽情地吸吮着，不觉得生活的清苦和单调，不觉得学习的枯燥，只觉得时间太少。我们受益匪浅，大有进步，心里踏实了，对于走上大学讲堂心里有了底，不那么惧怕了。
那时，认为当大学老师不光要专业基础深厚，知识渊博，有较好的语言和文字表达能力，还要懂得一两门外语，能引用国外文献。那时全国“一边倒”学苏联，全国绝大多数学校开设俄文，极少有人学英文，英文似乎不是“工具”，而是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这一年，我们的俄文，都长进不少。我已可以借助字典阅读俄文专业期刊，而且从中翻译了两篇论文。系里有位老师准备到苏联去读“副博士”学位，已准备了两年，他的俄文甚好。我把自己翻译的论文请他审阅，他看后没作几处修改，说我翻译得很好。得到这位老师的赞许，我十分高兴，增加了自信心。
一年的紧张学习生活很快就结束了。我又面临着再次的工作分配。支边教师进修班，顾名思义，我们都将被分配到边疆去。祖国边疆广阔，谁知道我会被分配到哪里去呢。那时既不能自主择业，也不能对工作分配提出要求。每人在表格上可以填三个志愿，但第一志愿人人都填写“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第二志愿或填“到边疆去”或填“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第三志愿可填去某个具体地方。我当时只填了第一志愿“服从组织分配”。
等了几天，农业部的分配方案下来了。这个方案只规定到各个省去的人数，而谁去哪个省则由农学院决定。宣布分配方案和具体的人员分配是在一个晚上，想不到竟由学校的总务长（可能是校党委委员吧）来宣布。我们12人并没有全被分配到边疆，有分到山东、江苏、河南和河北省的七人，只有五人被分配到边疆。我和我的女朋友分别被分配到宁夏和内蒙古。我当时急了，女总支委员不是说我们将来“一块研究教材”吗？分到两个省区，相隔千里怎么一块研究呢？我鼓起了勇气，在那总务长离开不久就跟到了他的办公室，要求两人分到一起，并提起女总支委员说过的话。他把矮壮敦实的身体紧紧地塞进圈椅里，圆胖的脸上表情严肃地说：“那怎么办？你看到边疆各省的都是单人指标，只有到贵州的是两人。”我一听傻了眼，到贵州的两人是我最好的朋友，他们是多年的对象。再一想，可能是命运的安排吧，到山东、河北省都有两人的位子，这我连想都不敢想。庄子曰：“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我怏怏退出，忍受着现实对自己再一次的捉弄，无条件服从组织分配。
进修班宣布分配已是七月下旬的事，但农业部要求必须在八月十二日前到各省报到。我们12人匆匆话别，先回去看家，然后各奔前程。这一次，我用不着请假，直接带了女朋友回到山东老家。她牺牲了自己回家的机会。我们在家住了七天。父亲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看着我带回来了大学毕业的女朋友，并且将来也当大学教师，心里十分高兴。哥哥嫂子们也都个个展开了笑脸，他们从自己弟弟和我女朋友身上看到了希望。那时我父亲还能劳动，他一边陪我们聊天，一边搓着草绳子。我的女朋友凑过来说：“您歇歇，我来搓吧。”她真的搓了起来，技术娴熟，犹如行家里手，我一下子都惊呆了。只这一手，又惹得全家人分外高兴。
我俩与父亲和哥嫂们亲切话别，并在村里重演了离别的悲壮一幕。所不同的这次更添了生离死别的辛酸以及辛酸与希望交织的情感。父亲得以慰藉的是他在垂垂暮年看到小儿子快要成家了，能挣钱养活他了。但他内心也充满惆怅，他不知道宁夏在哪里，离家有多远，更不知道儿子以后还能不能经常回来看望他。他不希望儿子远走高飞，又恐儿子去而不返，更怕临终之时见不到儿子。他甚至愿儿子不要去边疆受苦，只在家里厮守着，不惜循着饥饿的路一同走到尽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