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童真无邪——一生中最为留恋的时光
我的启蒙教育，是从上私塾开始的。
早在我开始念书之前的1935年，南京政府已明令各地取缔私塾，但我国各地仍有私塾存在。我上的私塾，与清朝传统的只读《四书》《五经》，赋诗填词，学习八股文的那种私塾迥然不同，已经是以识字、学算术为主的新学堂，但仍由私人开设并收费，还保留传统的对学生的教学方法，所以村里人仍称它为私塾。
我父亲在村里人缘好，不光被称为“尊长”，还被推为我们村私塾学堂的“学董”。他与私塾先生是好朋友。我家兄弟四人，还有二姐，都上过私塾，但这不是因为父亲与私塾先生的关系好，是因为我父亲对于识字、记账的渴求。
父亲给各家做的木匠活，有的给现钱，有好多是赊账。赊账的大件（如车桩、车轮）好记，而换一副车耳，一根车轴，钱少，户数多，太难记了。他不识字，不会记账，全凭脑子记。他的记性很好，从没有记错过，但这太费脑筋了。所以他让我家每个男孩子都去私塾念书，要求不高，能识字、记账就行了。我的三位哥哥都念过四五年书，记账当然不成问题了。到我二姐，一则是我父亲思想变开通了些，再是因为“学董”的地位，就让她也去念了，成了私塾中唯一的女生。她去念书时我才5岁，也跟着她凑热闹去了。
记得去私塾的第一天，父亲正坐在讲台旁的一张桌子边与先生喝酒，他还把我叫上去，给我喂了两块肉，然后先生给了我两张纸片，一片上写了我的大名，就是现在我的名字。这大名，是区别于小名（又叫乳名）的一生中要用的正式名字。那天我非常高兴，因为从这天开始，我就有大名了，这大名是由先生给的，非同一般。另一张纸上写着“人、手、足、刀、尺”五个字。这五个字连同自己的名字，便是我最初认识的八个字。
上私塾新鲜了几天之后，我开始领教私塾的严规。那时的私塾，一、二、三年级同在一个教室里，老师教一年级时，其他年级的学生默写生字或背书等；教二年级时，别的年级也一样。我年龄小，不太会写字，默写困难，不会默写的字，都是二姐在石板上替我默写出来，再交到老师那里。默写能混过去，背书就难了。不会背，要挨板子。打板子时，老师抓住学生一只手的四个指尖部分，用板子狠狠打在手掌上。背书错得多的就打得多，打得狠，手掌会被打得肿起来；错得少，就少打几下，打得也轻。我也挨了几次打，可能是因为我年龄小，又是“学董”的儿子，我把衣袖衬在手掌上，老师没吭声，打得也不重。这个私塾分低年级和高年级两部分，高班的那位先生可严了，如果哪个学生不会背书，特别是趁老师不在时调皮捣蛋了，打起来特别厉害，只听得“啪啪啪”的响。有时还把学生按在凳子上，老师用一只腿压住他的脖子，板子打在屁股上，屁股肿起来，不敢坐凳子。
我在私塾里只念了一年，私塾就被废止了。又过了一年多，我们邻村开了一所小学，我去上一年级，这就是受日本鬼子侵略时的那一年。从日本鬼子投降到1946年土地改革后，这所小学搬到我们村被扫地出门的地主家大院，我从二年级开始，一直念到小学毕业。
在本村念小学的那几年，我尽情地享受着童年的快乐和幸福，这也是我一生中最为留恋的时光。胶东是老解放区，当时我们天天唱着一首歌曲：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人民政府爱人民呀，
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呀，呀呼嗨嗨一个呀嗨，
呀呼嗨呼嗨，
呀呼嗨嗨一个呀嗨！
在解放区喜气洋洋的环境里，学校老师不打学生，以及温馨的家庭生活，让我们这些儿童自由自在，就像生活在天堂里。想来，那时的天空特别地蓝，蓝天下的白云舒展而悠闲，树木和庄稼都吐着嫩绿，人们的笑脸就像山花一样的灿烂。春天的鸟语婉转动听，夏天的倾盆大雨也下得痛快淋漓，我们相好的几个小朋友爱在大雨里光着脚跑来跑去。秋收时，新鲜的玉米、芋头、红薯等，让我们天天感到新鲜；上学时，有时也带上点，下课时你争我抢地分着吃。下午放学了，又轮流到各家菜园去，或摘黄瓜，或拔萝卜，再不就掐两根韭菜，也从不洗，用手撸一下泥，张口就吃。
我班的同学差不多都比我大，开始我学习并不出众，但到了高年级，我虽不是全班拔尖，却轻松自在，什么功课都难不倒。教算术的老师特别喜欢我。他爱出一些难题，让学生们到黑板上演算，叫做“爬黑板”，一般选学习中等以上的学生去爬。这既是对学生的一种测试，也是一种鼓励。老师总在别的同学在黑板上演算不出来或是题特别难的时候，把我叫上去。也不知哪来的那股灵气，我爬黑板从未出过丑。有时上黑板之前还不是很有底，上去之后，却神思泉涌，很快地演算出来了。老师对我的喜欢好像过头了，因为有些我本不一定做得好的事，他也让我出头露面。例如，那时每天上完早操时，各年级要集合在一起唱歌，他也让我上台先起个头，再打拍子指挥。有一次，全校年级间讲演比赛，他也非要我上台讲。他把稿子写好，让我背熟。可是在讲演之前，刚好我嘴巴上起了口疮，又蔓延到下巴上，我家不知用锅灰调了点什么药，抹在嘴边和下巴上，活像是大胡子。我对老师说，看我这样子，换别人上台讲吧，他还是不同意，我只好上台。我在台上只顾紧张地背台词，并按他教我的手势，一会儿摆一下左手，一会儿摆一下右手，不敢往下看，心想同学们一定觉得好笑。
那时的小学，也上晚自习，叫做“念灯书”。灯是自己带，一般是两三个好朋友同带一盏灯。那时的煤油叫“洋油”，很贵，所以我们都用豆油或花生油灯。那时的火柴叫“洋火”，我们每天晚上拿着油灯和“洋火”上学，在荧荧灯光下念书写作业。老师并不坐在教室里，只常来检查，老师说“放学了”才能回家。
我念小学时享受着老解放区安乐幸福的生活，但当时整个中国的形势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正在进行殊死较量。那时正在鲁西南、苏北和河南一带打仗，后来我才知道这叫“淮海战役”。我们村很多20多岁的青年都当了解放军。记得那时常在后街正中的广场上扎戏台演节目，最有意思的一个节目是活报剧，演的是“小丑蒋介石”，道具是一株挂满桃子的桃树，蒋介石在桃子熟了的时候从峨眉山上下山摘“胜利果实”，解放军把他赶走了。戏演完了，台下党的工作人员动员那些二十岁左右的贫农子弟说：“抗战胜利了，我们在土改中分了房子又分了地，生活这么好，能把这胜利果实让蒋介石国民党抢去吗？”这时，戏台上已经有人戴着大红花带了头，他们在台上喊着口号：“打倒蒋介石！”“保卫胜利果实！”“有种的跟我来！”于是呼啦啦的一大片，小青年们都上了台。然后，这一队人骑着大马或骡子，戴着大红花，浩浩荡荡，从后街到前街，再转到大后街游行一圈，他们就光荣参军了。
因为我家的成分是中农，没人动员我大哥、二哥去参军。但他们都自愿上前线抬过担架。我家离济南市800华里，从济南转向南边到淮海战役的战场，1000多里，都是扛着担架、带着行李和干粮步行，要走半个多月，很辛苦。到了战场，他们冒着枪林弹雨抢背伤员，抬下战场。他们在鲁西南、河南一带呆了一个多月，加上两头走路，两个月后才回到家。我大哥还没回来时，我二哥已出发了。那时抬担架的人是分批轮换的。
因为我在小学里学习好，老师喜欢，常指挥全校同学唱歌，算小有名气，在村里也被选举为儿童团团长。不过，这已是在共产党解放区蓝天白云之下的儿童团，没有做过像电影里演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儿童团那样站岗、放哨、送鸡毛信、用“消息树”报信等活动。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拥军优属。每天下午放学之后，先不回家，我把同学们分成小组，再把校外的儿童（他们也可以加入儿童团）叫上，常是四五人一伙，分头到各军、烈属家中，给他们打扫院落、抬水、清理畜圈等。每家军、烈属街门框的右上边都有军属或烈属的牌子。我们村的军、烈属多，我们每次行动只集中在一条街（村里共有三条大街）。那时我们是小学高年级学生，在村里是文化人了，所以还常给军属家写信，寄给在前方的儿子。我当儿童团团长是在1948-1950年小学五年级、六年级时，到我上初中后，就换他人了。
到了1950年，蒋介石被赶到台湾去，不打仗了。我也安安稳稳地小学毕业了。毕业考试那天，六年级的学生是坐在大操场上考试的。先排好队形，再每人张开双臂拉开距离，前后左右都是两个臂膀的距离。我们盘腿在地上坐好后，老师把抄有题目的黑板抬了出来，放在前面。我们坐在泥土地上，答卷纸下衬着硬纸夹子，用铅笔答卷。语文题是作文，算术题也没难倒我。我属于最早交卷的几人，交卷前，老远斜看我二姐，她皱着眉头在思考，估计会有几道难题做不出来，我偷偷把后面的几道难题的答案写在一张小纸条上，揉成团，交卷时路过她身旁，把纸团扔给她。上私塾时，我二姐帮过我，到了小学高年级，我的学习比她强了，常常帮她算题。其实我二姐并非不聪明，但她在家中只比我大，从小也很娇惯。她很好玩，还常与村里的女孩子们参加演节目，用我三哥的话说：“太疯了，学习不专心。”
小学毕业后，我想上中学，但对考取中学并没有抱大的希望。因为村里比我大的孩子有的考了几年、好多次，都没有考上；其中有个比我大三岁的，已经考了七八次，都没考上。那时解放区的学校刚成立，有初等师范、初中等学校，分夏季和冬季两次招生，考试的时间由各校自主决定，所以夏季和冬季都可考不同的学校。
我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去投考莱西一中，把四天的干粮和咸菜放在一个柳条篮子里，上面盖块白布。因为是夏天，行李只带了晚上盖的一条布单子，还有一个喝水的搪瓷杯子，与邻居家的一个男孩结伴，高高兴兴地上路了。与我们结伴的，本来还有一个比我大一岁的男孩，他临走时，提了一下带干粮的篮子，觉得太重，路又远，吓得哭了起来，不敢去了。
当时的莱西一中位于县城东北的义店，离我们村有60华里。我俩是第一次出门远行，朝着大体的方向边问路边走，从大清早出发，到太阳离西山还有一竿子高的时候，终于看到了学校的身影。因为我们早就听说过，这所学校有一座二层小楼，是全县唯一的一座楼。那时的农村孩子，从未见过楼房。当我俩远远望见这座小楼时，把篮子放在地上，高兴地跳了起来，并在附近找了个高一些的地方瞭望赞叹了半天，然后抱着“赶紧走，看小楼去”的愿望又飞快上路了。
一到学校，只见考生云集，熙熙攘攘。这可把我俩吓坏了，就招100个学生，这么多人来考，我们能考上吗？我俩木木地在那里站了半天，我推了下同伴说：“考不上拉倒，先去看小楼吧。”
歇了一夜，第二天，不管有没有希望，我俩参加了考试。考语文和算术，上、下午各一门，一天就考完了。考后第二天，每一个考生都要经过面试。面试男生的是男老师，要求把裤子脱下半截，后来我才明白那大概是为了看看是否有疝气。然后老师要问一两个问题，我被问的是最简单的问题：你家里有什么人，几亩地等。我入学后才知道，一个同学曾被问了一个怪问题：“你上小楼了吗？”“上了。”“楼梯共有几磴？”这个同学当时只顾高兴地爬楼梯，没有数有几磴，没答上来。不过这并没影响他被录取，因为面试可能只是为了看学生是否口吃、反应是否迟钝等。
面试完了，还要等两天后看榜。因为考完试老师就批卷，接着就出榜公布。我俩去看榜时，是从榜的最后一名向前看，看到半截还没有我俩的名字，我说：“走吧，没考上。”忽然，我的同伴惊喊起来：“呵！那不是你的名字！在前面！”我一看，果然，我是第七名。我高兴极了，打算立刻回家，告诉家里人。但刚离开不多远，又不放心：录取的是不是我？有没有重名的？又回到榜前从头至尾仔仔细细地看了一遍。恰好这时有几位老师就在榜前说话，有一位老师说：“包括王世敬在内的这七名考生，每人的平均分都在85分以上。”另一位老师说：“考生太多了，平均二十几人录取一个，太难了！”我一听老师的话，更加高兴了，我不光考上了，还考了个第七名，85分以上！
回家的路上，不时的一溜小跑，虽然干粮和咸菜都吃光了，肚子有些饿，可一高兴，一点也不觉得累，太阳离西山老高就回到家了。知道我考上了，全家比过节还高兴，我们村里的那些同学，同年级的、高年级的都来了。他们都替我高兴，向我投来羡慕的目光。
消息传到前街的西南角，我本家未出五服的五叔住在那里，他识字，算是村里的“学问人”，也有点孤傲自赏，平时不多来我家。那天他挺高兴地来了，坐了一会，把我叫到一个无人的房间里，他在一张纸上早就写好了7个字，拿出来让我念给他听。我一看，写了7个一样的“朝”字，我当即没打一点磕，脱口念道：
朝（zhao）、朝（chao）、朝（zhao）、朝（chao）、朝（zhao）、朝（zhao）、朝（chao）。
我念完了之后，五叔只说了一个字：“行！”就兴冲冲地离开了我家。
正因为这位五叔特地来“考”了我一番，我答得敏捷而正确，而他在村里是颇有影响的人物，经他的赞扬，我就名满全村了。
2.寒窗苦读——不知疲倦的日子里
考上初中的这个假期，我天天眉开眼笑，尽情地玩耍。但在邻居和家人的眼中，我似乎变成另一个人，不再是普通的孩子，而是了不起的中学生了。母亲和三嫂忙活着给我做了一床新被子，一套新单衣，一件夹袄，一套棉衣，还把两双旧袜子结结实实地掌上了袜底。我一生中头一次有这么多新衣被，觉得很开心。
开学之前，距我村3里地的朱毛村的一位家长带了个女孩子找到我家，原来是特地来约我开学时一同去学校的。这女孩的爸爸曾在青岛工作过，不知怎的就回乡务农了。他又听说临近的另一村里也考上了个男孩，想让我们三人搭伴同行。我们又去了临村，约好那位男孩在开学前两天在我家集合，然后一同上路。
三人离开我家时，我家全家，还有左邻右舍的大人孩子们，零零散散地布满全街。人们仰着笑脸，向我们三人投以称羡的目光，尤为好奇地看着那位女中学生。当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他们时，内心里充满激动和向往。我们肩负着他们的殷切期望，第一次离家远航。
通往学校的路，我们三人都曾走过，这位从城里来到乡下的女同学上次是由她父亲陪同去学校赶考的。我们上路时，她父亲仍不放心，又送了几里地，对女儿千叮咛，万嘱咐，依依而别。我与另一位男孩毕竟从小在农村长大，出外上学，见见世面，觉得新鲜。我们背着行李和干粮，一路上有说有笑，高高兴兴。其时已是夏末季节，路旁田野里布满了绿油油的庄稼。平川里谷子秀出弯弯的穗子，迎风摇曳着向我们点头示意；高粱的面庞有些微红，站成一列列地向我们微笑。丘陵地上，连片的红薯和花生随着地形的起伏铺展开去，真个的碧波万顷；丘陵地特有的板栗树，像是高大的绿伞，绿丛中蕴藏着一个个的毛刺果球。我与男同学施展开农村孩子练就的掷石子的功夫，比赛看谁能打下来这毛刺果球。快到学校时，要经过一段沙土公路，路上偶尔过来一辆大卡车，我和男同学听到那轰隆隆的响声，看到它拖着尘埃的尾巴，对这庞然大物望而生畏，离老远就躲到公路旁的沟里了。那女同学则仍然大摇大摆地在路旁走着，等汽车过去了，我俩从沟里爬上来玩笑地对她说：“啊！到底是青岛来的，见过大世面，见了汽车也不害怕。”
到学校报了名，离正式上课还有一天，我与同来的男同学走遍了学校的每一个角落，经过了学校的每一排房前。乡下的孩子从没有看到过这么多红砖灰瓦一排排整整齐齐的房子。当然，还要再去欣赏那小楼。这小楼与现代的楼房相比，很不像样子。楼梯和地板都是木头的，踩上去咯吱吱的响，但这毕竟是平生第一次见到楼房呵。路上也碰到老师，他们或单人，或三三两两，都神情自若，谈笑风生，我们不由得对他们肃然起敬。总之，一切都是新鲜的。
下午，班主任老师来了，他要给全班学生排座位，准备明天上课。老师让全班50名同学在教室门前的操场上按个子高低排成一溜长队，我在全班年龄算小，个子最小，可气的是，连五六个女生都比我高，我只好站在最末尾。我的学号是1号，坐在教室最前排的东南拐角上。排好座位后，老师宣布说：“我们是101班，即莱西一中第一届第一班，同年级的另一班是102班。你们每人都要记住自己的学号。这个学号一直要用到毕业时。”
莱西一中的前身是海洋中学，它成立于1947年，迁到位于大沽河畔的义店正式成立莱西一中时，原海洋中学的学生并没有转过来。所以，我们这首届学生成了“天之骄子”，不用说，集全校钟爱于一身。教我们的老师都是学校精心挑选的。老师们各个精神饱满，把我们当做宝贝精心培育。
那是一个远离仪典、非常务实的时代，即便是莱西一中正式成立的第一届新生，也并无开学典礼之类的事情。头一天排好了座位，第二天就正式上课了。中学到底与小学不一样，我念小学时，只有语文、算术、常识几门课，中学的课又多又新鲜，除了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英语、历史、地理之外，还有音乐、体育和美术。我为有这么多课而高兴，心想一定可以学到很多知识。上课时，我觉得每门课的老师都讲得好，每一节课我都聚精会神地听；别人认为是不重要的“副课”，我并不放松。例如，我对音乐和美术也特别感兴趣。音乐课教的第一首歌是《义勇军进行曲》（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老师在教唱之后，又结合此歌曲和其他歌曲的乐谱教我们识谱。我学会了识简谱，一辈子受益。这种受益不光是表现在我什么简谱都能唱，唱几遍谱就能唱歌词，还表现在我由此而对音乐产生的爱好上，这个爱好使我一生都沉浸在音乐的优美旋律之中。
语文、数学、物理、化学诸课被同学们认为是“主课”，我学起来也十分努力。教物理的老师年龄有40多岁，当时是最年长的老师。他语言诙谐，深入浅出，能把深刻的物理含义生动地表达出来，他讲课的动作、眼神至今还能在我脑海里显现出来。数学课一开始是代数，让我感到新奇的是，教课的竟是女老师，因为那时念书的女孩子都很少。她很年轻，修着短发，白净的脸上总是堆着笑容，这老师让我们打心眼里喜欢。她操一口地道的烟台、蓬莱一带的腔调，讲起课来可是有板有眼，一个个简单的方程式就能把小学时最复杂的四则运算题轻易地解出来。我越学越有兴趣，作业做得十分认真，老师也很喜欢我。学完代数，数学课换成几何学。新老师上课严肃，从不向我们堆笑脸，但他拿着三角板在黑板上作图、讲解既认真又清楚明了，同样引起我们的兴趣。这门课的特点是听起来易懂，做起题来就难了，常常是有的题琢磨几天也做不出来。班里有几个学习好的，一有空就围在一起琢磨。我不如他们，也饶有兴趣地凑在那里看和思考。后来，我也渐渐地加入他们讨论和争论的行列了。应该说，我的几何学得相当不错。
使我觉得新鲜又对之兴趣盎然的课还有英语课。我当时觉得上中学真不简单，不仅能学自己国家的文字，还能学外国文。尤其是教英语课的老师是大学毕业，那时认为大学毕业就是学问到顶、非常了不起了。这位老师与教语文的老师见面总是用英语说话，又听说他们是从上海的大学毕业的，这更增添了他们的神秘感，使我认为他们肚子里的学问高深莫测，能有这样的好老师教自己，觉得很自豪。英语课我不只是听得入神，学得认真，作业也工工整整。枯燥的一个个单词，都能活生生地记在我的脑子里。我成为全班英文学得最好的。这位老师的教课特点是注重练习，考试频繁，大考小考不断，不管怎么考试，我差不多都是满分。老师因为我学得好，特别喜欢我。假期里我回家常复习英语、做作业，小时的同学看了甚觉惊奇：“呵，上中学真不简单，你都学外国文了！”
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姓姜，教历史课，40多岁，与物理老师年岁差不多，他对我们既有严父般的教诲，又有慈母般的关爱。他常常在我们上晚自习时来到教室，或转着看看，或者给我们讲一段学习方法、学习中应该注意的问题等。记得有一次，在两节晚自习间的休息时间里，我在黑板上乱写，竟把他的大名写在了黑板上，他一进来，把我吓了一跳，因为随便在黑板上写老师的名字，这是对老师的大不敬。那天晚上，他正想给我们讲话，我提心吊胆地等待他的批评，可他对这件事像是没看见一样，只字未提。他的课讲得生动活泼，那些枯燥干涩的历史年代和朝代更迭，还有历史人物、农民起义等等，经他讲出来，语调平和，却绘声绘色，都变成了活的。我们听得津津有味，对这门课饶有兴趣。直到现在，我对于历史，不管是中国史还是外国史，都感兴趣，与这位启蒙老师的引导是密切相关的。
我在班里英语课虽学得最好，其他课却不属拔尖，但每学期的各课平均分，都在前十名之内。到了最后两学期，我竟都是全班第一名，这实际上也是全年级第一名，因为我们班的学习成绩普遍比102班高。这既令全年级同学刮目相看，更让班主任老师喜出望外。在以前，从他庄重的表情上看不出来他对我有多喜欢，后来他见了我，平添了许多和蔼和亲切。临毕业的这一学期里，他在晚自习时把我叫到教室外面谈过三次话，谈话的中心内容只有一个：让我初中毕业后一定要报考高中，将来上大学。他也操一口烟台、蓬莱一带的腔调，“你一定要考高中！”的语调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他知道我的家境不富裕，父母又年纪大了，很难在初中毕业后再考高中上大学。每次谈话中，我都说家里困难，上不起高中，但他一点也不灰心，总是劝我坚定信心想办法。现在我常常内疚的是，真是辜负了姜老师的苦口婆心和殷切期望。因为初中毕业后，我还是没考高中，而是考了中专。
我没有听姜老师的话，实际上影响了我此后的整个人生。人生不乏这样的先例：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听从了师长的金玉良言可以改变你的一生，使你一生辉煌；没有听从师长的金玉良言也改变了你的一生，使你一生平淡无光。无论现在我有多么后悔，甚至痛心疾首，但历史不会回头，无可挽回了。事情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姜老师现已谢绝尘寰，魂归天国。但愿他在天有灵，知道他的一个学生还思念着他，并常常对他遥天祭拜！
从我上面写的，谁也看不出寒窗苦读的苦字来。是的，苦是现在回味出来的，而当时只觉得很幸福。你想想，别人三年五年都没考上中学，我一举考中，又有这么多的好老师教我们，我内心里怎能不充满自豪，洋溢着幸福呢？
我下面将写一些当时的生活状况，但这不是为了证明当时的苦，只是如实地反映那时的社会生活水平。当大多数人的物质生活处在相似的水平时，人们对于是否幸福的感觉主要不是取决于物质生活条件，而是取决于精神状态。
那时的物质生活与现在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我们每月交3.5元的伙食费，或者从家里带30斤小米。早饭是玉米饼子就咸菜，冬天时，咸菜或腌萝卜丝还带着冰碴。中饭和晚饭各是一小平碗小米饭。每次吃饭前都由值日生到伙房把饭领出来，各人的饭碗在地上摆成一个圆圈。为了把饭分均匀，值日生不会一下子把饭盛到碗里，要转着圈分两遍，再仔细端详各碗里的饭是否多少一样，然后在饭顶浇上南瓜片汤，或是别的什么便宜菜。一小平碗饭，几口就吃完了，饿肚子是习以为常的事。每到秋冬季，还要吃两个月的高粱面锅贴，又粗又硬难吃不说，更让人难受的是容易引起大便秘结，所以大便带血是经常的事。那时，能吃顿饱饭是最迫切的希望，但这个希望只有回到家里时才能得到满足。幸亏我年龄小，当时个子也小，天天忍饿也坚持了下来。我班有个年龄大些的大个子，饭量大，天天喊肚子饿，学了不到一学期，终于坚持不下来，退学回家了。当时的伙食不好，主要因为整个社会生活水平都低，也与伙食管理员的贪污有关。这个管理员是个留胡子的小老头，同学们对他都没有好印象。他贪污伙食费的事到我初中毕业时才知道，因为他在“三反”运动中畏罪用剃头刀抹脖子自杀了。
那时的穿着，真是简朴到极点了。夏天是一件浅色的褂子（常常是在星期天结伴到大沽河里把褂子洗了，平晾在沙滩上，再去洗澡玩水；穿上半干的褂子回学校）；春秋天是一件深色的夹袄；冬天的一件棉袄，里面衬着夏天穿过的褂子，外面没有罩衣，棉裤的里面无衬裤，外面无罩裤，叫做“空克劳”。这些衣服都是由我家自织的土布做的。暑假后上学时，带上秋天的衣服；秋冬之交衣服该换季了，请一天假，星期六一大早步行赶路回家，星期天拿好了棉衣棉裤再赶回来。寒假后是穿着棉衣回学校的，春天衣服换季时再请一天假，回家把棉衣脱了换上夹袄。平时在学校，所有的衣服、用品都包在一个小包袱里，寒暑假回家时，包括被子、衣服等所有一切，都带回家。衣服拆洗后，如破得不能穿了，家里会做新的，如果打个补丁还能穿，也算新洗干净了的，继续穿。
要说宿舍条件，从三间房子的东头一直伸展到西头的大土炕上铺着麦秸草，没有席子，就在草上面铺上被子（同学们都没有褥子）。全班男同学个挨个地都睡到这个大土炕上。夏天还好，被子铺在麦草上，睡在被子上，盖一层布单子，很舒服的。冬天只好把被子在麦草上铺一半、盖一半。夜里蹬卷被子时，不知不觉就睡到麦草上了。三九寒天里，这样太冷，冻得打哆嗦。第二年冬天，我大哥给了我一张山羊皮，这东西可真好，睡在上面，虽有些扎，但十分暖和。后来，我们又想了个办法：两人合伙，一个人的被子铺到底下当褥子，另一人的被子盖在上面，两人睡一个被窝就又舒服又暖和了。我初中有两个最要好的朋友，就是这样在一个被窝里睡的。
要说用的东西，洗脸用的是小瓦盆，三五分钱就能买一个。念书最需要用的是笔。家庭条件好的孩子有钢笔，我用的是蘸水笔、铅笔和毛笔。蘸水笔是自己做的：花几分钱买个蘸水笔尖，找半截筷子用铅笔刀削细，用线把笔尖绑在筷子的一头就成了。墨水是自己配的：花几分钱买一小袋颜色粉，在旧墨水瓶里倒上清水，放入适量的颜色粉晃几下就成了。到最后一学期，我攒够了两元钱，想买钢笔，又怕自己买不好，正好地理老师要进县城，就请他帮我买。当我拿到老师代我买回来的钢笔，可高兴了，摸了又摸，擦了又擦，平时生怕掉在地上摔坏了。不仅用得小心，还总当宝贝似的精心收藏着，呵！毕竟我也有了钢笔！那时用的作业本、笔记本也是自己钉的，买很便宜的白纸，裁成16开或32开，用纸捻子钉起来。
说起用的东西，还有一个故事：那时农村孩子上了中学，看外面什么事都新鲜。老师们住在一排排的平房里，早晨起来在门外刷牙，我们看着新鲜，有的同学也想试试，就买了牙刷，花几分钱买一袋牙粉。我班有位同学竟然买了一筒牙膏。一筒牙膏的钱，可以买十几袋牙粉（我念初中时没有刷过牙，一般同学也都是）。这同学入学不久就买牙膏牙刷，大家都想他家里一定很有钱。评助学金时，他就没评上（那时评助学金，先由学生在小组会上介绍自己的家庭经济情况，然后相互评议，评出甲、乙、丙等，最后报班主任老师审批），其实这个同学家里也很穷，只是赶时髦才买了牙膏。他没有助学金，念不起书，第二学期开学时没有来，退学了。
我班只有两名同学中途退学，一个因为肚子饿，一个因为买了筒牙膏。直到现在，我仍然为他们惋惜。那时莱西县还没有高中，全专区只有一所高中，在莱阳城，能上初中就很不简单了。初中毕业是不简单的文化人，至少可以当个小学教员，如果自己努力，再当中学教员也不成问题。或者至少先当个乡干部，再升到县里，甚至当上县长或者更高。1997年，我的母校莱西一中给我发来一封信，邀请我回去参加建校50周年庆典，还附了一份莱西一中简介，其中介绍母校培养出的众多学生中有不少名人，最显赫的要算姜春云。要说姜春云是莱西一中毕业的也算说得过去，但实际上他是莱西一中的前身海洋中学毕业的。我上莱西一中时，他已经毕业了。我三哥也上过海洋中学，但他念了一年半之后，因为受不了班长的气，一气之下回家不念了，这比因为饿肚子和一筒牙膏而退学更不值得。我三哥同样值得十分惋惜。他应该跟姜春云是同学，可他退学回家，成为了普通农民。他失去劳动力后的20多年里，总得我年年寄钱接济他。姜春云可就不一样了，他从县级干部干起节节攀升，成为省级领导，后来还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和我三哥的天壤之别，怎能不令人惋惜三哥当年为什么就因为那么一点小事就退学不念了呢？！中国有句古语说：“一失足成千古恨！”我的那两位同学，我的三哥，不管你们是否悔恨自己，我可始终为你们惋惜！
那时的生活就这样，我不觉得苦，高高兴兴地过来了。
在我念初中的三年里，我们国家发生过两件大事情。
一件是发生在1950年的抗美援朝。虽然抗美援朝从1950年秋天就开始了，但到1951年春天时，“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才在我们学校展开。因为我国和朝鲜是唇齿相依的邻邦，抗美援朝是关系国家存亡的大事，全班同学都纷纷报名参军。但是只有体重超过100斤的学生才有资格报上名去参加体检。我当时因体重达不到要求，第一轮就被筛选下来。我们班只有两个大个子参了军，其中之一是曾与我在冬天伙睡在一个被窝的好朋友，他们当的是工程兵，1951年到了朝鲜。
另一件事是1952-1953年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不过那时我们都十分单纯，只管念书，似乎并不知道身边曾发生过这样的运动。但到初中毕业并得知学校的伙食管理员因贪污而畏罪自杀后，才意识到国家正开展这项运动，并对我的人生道路产生了影响：我因家贫没有听姜老师的话，打算考中专，而当时可供选择的中专只有会计学校和农业学校两所，如果考会计中专，将来接触财务，“容易犯错误”，所以不假思索地放弃而选择农业中专了。
3.快活三里——攀登路上一段惬意的憩息
登过泰山的人都知道，在气喘吁吁地登上中天门之后，接着有段路叫做“快活三里”，坡缓而路宽，两旁流水潺潺，秀色可餐；游人可以放慢脚步，惬意地呼吸，享受登攀之后的憩息，又积聚精力准备更为艰险的登攀。在我的一生中，读中专这段时光，恰似登泰山途中的“快活三里”。
我忍痛舍弃了考高中的机会去考中专。离家90华里的莱阳城有一所农业中专。那时没有全国统考，也不需要先报名，考试的前一天报名即可。这次是我独自一人提前两天上路，仍是背着干粮，边问路边走。天不亮上路，傍晚就赶到了学校。报考的人也很多，但这次我却毫不担心。我毕竟是全莱西唯一中学第一届初中毕业生的第一名，算是县里的小状元了。果然我很顺利地考取了。
我上的是莱阳农业学校第三届，这届共100人，分两个班，我是302班。我们的上两届各一个班，所以全校只四个班，都是农学专业。我的同学主要来自胶东各县（在济南市还有另一所农业中专）。
这所学校孤零零地坐落在莱阳城南五六华里处，没有围墙，除了一排红砖红瓦的教室和实验室，再是老师们居住兼备课的宿舍，还有一个不大的操场，周围是农田和村庄，是个静谧的念书的好地方。但由于不能如愿读高中，使我在这里念书时，失去念初中时那种新奇感和求知的强烈欲望，失去了那种激情满怀、不知疲倦的劲儿。上数学课，觉得太容易，平凡而乏味；化学课的学时数较多，而深度上只比初中稍稍拔高；我只对物理课感到一些兴趣，但这门课让我新奇的不是其深奥的内容，而是任课老师的讲授技巧和精练语言。他操南方口音，讲课一句废话都没有，慢腾腾的一板一眼，把一个个物理概念和定律讲得清清楚楚。他不照本宣科，教案只摆在讲桌上，却全神贯注于全班同学，能从我们的眼神中得知我们是否听懂。最令人惊奇和佩服的是他时间掐得特别准，从不拖堂，常常是下课铃一响，接着就是他的话：“现在下课。”
让我感到振奋的只有语文课，任课老师五十开外，胖胖的矮个子，头发斑白，蓄着短须。他讲起课来意韵深长，很有风度。他批改班里的第一次作文，在班上总评之后，说有三名同学的作文写得挺好，并推荐让全班同学看看。他说，第一篇是主题思想明确，每一段落都围绕主题；第二篇是思想深刻，不是表面文章；讲第三篇时我为之一振，因为是我的作文。他说这篇作文不仅主题明确、思想深刻，而且文字表达简练、语句通顺流畅。他的讲评让我激动不已。我念初中时语文课学得不差，作文却是平平，从未获此殊荣。现在刚进校门不久，经语文课老师这一表扬，我的语文课和作文一下子就上去了。念书就有这样的经历，正像我念小学时算术本不出众，不是经老师点我上去“爬黑板”而一下子拔尖了吗？这次也是这样。我作文写得好在班里出了名，逐渐成为全班公认的一号笔杆子，并在全班各项活动中发挥了作用。
我到莱阳城念书的时候，按说我们国家的“三反”运动还在进行，但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仿佛是身处世外桃源，只全神贯注地学习、生活，切实体现了学校“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那时候没听说过“政治气氛”这类词儿，但从校长到老师总是营造一些氛围，把我们的学习劲儿鼓得足足的。每天的上、下午都上课，晚上还有两节自习。班主任老师经常在晚自习时间来讲讲学习纪律、注意事项等等，每天的弦绷得紧紧的。遇到较大的活动，如农事操作实习、教学实习等，都由管教学的副校长亲自作动员报告，然后我们全班写决心书，两班之间或班内各小组之间相互写挑战书，等等。例如，一年级下学期的农事操作实习，其实就是到学校的农场参加农事活动一个月，干干农活，对农业生产有初步感性认识，这对出身农村的孩子来说，早已耳濡目染，亲身经历过。但在实习之前经过动员报告，写挑战书、应战书等一系列活动形成了一种紧张热烈的氛围，在去农场的路上背着行李，队列整齐，一路高歌，使你再不会认为农事操作实习了无新意，而是满腔热情地投入了。实习期间，每人、每个小组都很卖力，争取表现好，还利用休息时间主动到农工家扫院子、挑水、帮干零活等。实习结束之前，写感谢信，用大红纸贴出去，感谢农场领导和工人师傅的教诲和热情接待等。总之，学校的一切活动，气氛都很热烈，同学们都很积极。在这些过程中，全班的决心书、挑战书、感谢信等，都出自我手。我的笔杆子在渲染每次活动的热烈气氛中发挥了作用，我也因此而感到荣耀和自豪。
二年级时，基础课已经结束，开始上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如农田水利学、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学、养蜂学、作物遗传育种学、作物栽培学等。农村长大的孩子，对庄稼太熟悉了。当时我的心理状态是：出门求学，应学些新鲜的“大学问”，庄稼地里有什么学问？所以对开设的这些课程总觉索然寡味。但为了考试，学校又管得严，只得学，当然不会有念初中时那种乐而不疲的劲儿。如农作物病虫害防治学讲昆虫的卵、幼虫、蛹、成虫四种形态的特征、发生规律、防治措施等；病害的外部特征、发病和流行特点，防治措施等，一条条都要死记硬背。作物的病、虫种类繁多，一个个地背下来，怎不令人头昏脑涨？讲作物栽培学的那位老师，操着难懂的南方口音，死死板板，老一套地讲各种作物的名称、植物学特征、生物学特性、栽培技术措施等，这对农村孩子来说，太乏味了，上起课来总是昏昏欲睡。农业经济课的内容是苏联的那一套，老师讲得唾沫飞溅，学生听起来枯燥无味，特别是记账、倒账那一套作业，这哪算是什么学问！实在是把人折磨得够呛。只有养蜂学颇能引起我的兴趣。那位老师讲得也风趣，特别是讲到蜂王、工蜂和雄蜂的生活习性等，他把讲课内容编成一个个小故事，如工蜂站岗守门，誓死卫家，工蜂的勤劳勇敢，工蜂的舞蹈，蜂王晴天出游“择夫”，等等，我们都听得津津有味。老师还头戴网罩亲自作养蜂操作演示，就像地道的养蜂员一样，令我们十分钦佩。
我对各门功课的学习虽非兴趣盎然，考试成绩却是全班数一数二的。那时考试基础课采用百分制，考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大多采用从苏联学来的五级分制，我的成绩都在90分以上或五分。三年下来，只有农业经济学和作物病虫害防治学两门功课是四分。
如果说我念初中时头两年默默无闻，最后一年一鸣惊人，那么念中专的一开始就是班上成绩突出的。我除了自己的功课，还有一个重要任务是帮助班上学习较差的同学。因为在入学半年之后，两班各插入了六七个从部队转业的女生。她们在部队里是文艺兵或做文秘工作的，初中只念了一两年，从小在城里长大，五谷不分；年龄又大我们三五岁。由于这些原因，她们学习起来非常吃力。班主任就在班里点了六七个学习较好的同学，以一对一的形式帮助她们赶上功课。我是被班主任点出来的一个。所帮的是班里年龄最大、学习基础最差的一位同学。其实，帮助同学对自己也是督促。这样，上课时我不仅要仔细听讲，把老师讲的都听懂，还要融会贯通，把老师讲的内容再由浅入深地表达出来，使她们能真正明白。每天晚自习，我用一节课的时间自己学习，另一节课帮助同学复习。那时周末只休息一天，每个星期天的下午也都帮助同学复习。学期考试前，任务更繁重了，除了自己准备考试，还要帮助她们把课程的重点难点和全部内容系统地复习两遍。这样做了整整四个学期。那时同学之间的友谊十分纯真，都乐于助人，耐心细致，不求回报。这些女同学多是党、团员，我帮她们学功课，她们督促我“思想进步”，晚饭后趁散步的时候与我个别谈话，指出我政治思想方面的缺点是没有主动靠拢组织，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把我当成入团对象来培养。
在中专的学习生活仍然十分清苦。大约从1953年开始，国家对粮、棉、油实行“定产、定购、定销”的所谓“统购统销”政策，干部、城市居民和学生都实行粮油定量供给。当时学生的粮食定量是每月30斤，按照现在的生活水平，当然是足够了。可那个时代，没有副食，每星期只星期六中饭有一次生活改善：窝窝头换成了白馒头，能分上几小块肉。人正当青年，便总是吃不饱。但那时同学之间的真诚友谊和无私帮助不是口头上的虚词，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那时吃饭，天天顿顿的窝窝头和星期六中午的白馒头分大、中、小三等。饭量大的男同学吃大的，饭量小的男生和大多女生吃小的，其余较多的人吃中等的。这大中小是同学之间谦让出来的，是纯真友谊和无私帮助的体现。大多女生和饭量小的男生并没有计较自己的肚子也没有吃饱，却要从30斤定量中省出一部分给别人，饭量大的男生却天天顿顿都感到来自同学之间的关爱和温暖。虽然主食天天不变，但菜的花样却有改善。校长和老师特别关心我们的伙食，还让学校的农场种菜供应伙房，增加花样，降低价格，所以念中专时虽然天天只吃八成饱，却比初中时改善了不少。
念中专不交伙食费，靠国家供应，对我是极大的解放。这样，家里给的几个零花钱我除了买必需的文具纸张，还省出来买过几件“洋布”衬衫，当然还是穿家里织的土布为主。每学期的中间也需回家取换季的衣服，莱阳城离家90华里，加上学校离城的距离，将近100里，都是步行。放寒、暑假时也是这样，我背着行李，起早赶路，摸黑回家。其实那时想坐公共汽车也不行，因为公共汽车只在各县城之间通行。
三年的学习生活很快就要过去，我做好了心理准备，到县上当一名农业技术推广员。我当时想，农民不一定欢迎我，因为农民有技术，你不去推广，他们照样会把田种得好好的。老师不是经常教导我们要放下架子，虚心当农民的小学生吗？我想，到了县上之后，我将是多重身份，既是老农的学生，又是技术推广员，还要承担各种社会工作，因为我在三年内曾两次承担附近农村的夜校教员和扫盲班的教员。正当我对未来的生活充满想象，充满矛盾，有些畏缩又要举步向前的时候，一件令我意外而又十分振奋的事情发生了。
在毕业考试期间，副校长刘翼飞亲自到教室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说山东农学院（现山东农业大学）要求我校保送品学兼优的毕业生5名（后来又增加为10名），不需入学考试，直接入学。学校已决定选我去，问我是否愿意。我听了刘校长的话，顿觉兴奋无比，这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我当时痛快地答应：“我去！我高兴去！”
我是刘校长的第一个谈话对象，从校长的办公室出来，打心眼里高兴。同学们看出我高兴的表情，但不知道是为什么。此时我心潮澎湃，激情似火。我初中毕业没有听姜老师的话去考高中，以为今生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但这机会自天而降，来得突然，不曾料想，我要上大学了！我多么感谢国家，感谢学校，感谢她们对我的器重和期望。我要去好好学习，不辜负国家对我的培养！
我立即写了一封家信，告诉父母和哥嫂们学校要保送我上大学的事，想给家里人一个惊喜。不想过了七八天，大哥从家里骑自行车赶到学校，说家里不同意我上大学，因为父母年老，无力供我上学。是的，在这之前，我家已经分家，哥哥们各自立户；我因年少，仍与父母一起。父亲年逾古稀，母亲体弱多病，无力供我上学。听大哥的一席话，犹如凉水浇头，想家中也确实困难。但我仍不死心，只好再去找刘校长，说家中不让上。刘校长笑着对我说：“这么好的事，别的同学想去也没份儿，你还不想去？”我说不是我不想去，是家里不让去，因为供不起。刘校长又笑着说：“你快去问问你大哥，你上了大学之后，要不要每月往家里寄钱？”我接着说：“国家保送我上大学，就让我感谢不尽了，哪敢要求再往家里寄钱。”刘校长又苦口婆心地说：“只要你不需要每月向家里寄钱，你上了大学之后不需交伙食费，每月有助学金，零花钱足够。冬天可以申请棉衣棉裤，再有困难，还可申请补助，你用不着花家里的钱就可以把书念下来。”经刘校长这一讲，我心里有了底，国家给我创造这么好的条件，为什么不去？通过念高中而上大学的机会错过了，这次机会我一定不能放过。虽然这个大学不一定符合我的理想，但农业大学也是大学，我这辈子一定要跨进大学的门槛！
我回到寝室对大哥斩钉截铁地说：我一定要上大学，我不花家里的钱，国家培养我，我不能辜负国家对我的培养。大哥看我下了决心，才从腰里掏出30元钱给我，说：“那你就去吧。”原来是家里做了两手准备：不去最好，实在劝不回来，就让去吧。大哥把家里刚好要出圈的一头大肥猪卖了，又凑了些钱，共30元，就赶来了。家里对我的支持，让我转忧为喜；尤其是大哥，他已与我分了家，可以不管我，但他没有那样做，他以切实的行动表达了对弟弟的关爱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