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希腊，维护和平的“神圣休战”制度所依赖的一个重要支柱是各个城邦共同的精神信仰――对奥林匹斯山众神的崇拜，许多古希腊城邦间的和平条约就是在奥林匹克神域签署的。所以，当时希腊人共同签署的奥林匹克“神圣休战”是大家共同认可、共同遵守的准则，它是现代奥运“公共体育精神”――“公平竞争，团结育人，崇尚和平”的宗旨雏形，是古希腊人共同享有的公平与正义，也是人类社会最原始的、最基本的社会的公平与正义。古希腊维护秩序观念的另一重要支柱是重视公民道德的作用，用促进身心和谐发展的教育培养有道德的公民，避免尚武好战，实现社会正义。古希腊奥运会追求和平的“神圣休战”是一种公民自愿、自发、共同渴望的“公共需求”，它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约束力。正如，国内政治学者任剑涛曾指出，“人们自主生存与合理发展的愿望，对于美好生活起到保证作用的宪政法治的追求，关乎自己在共同体中是否受到公平对待的要求，对民族共同体的政治生活产生强大的约束作用。这种政治逻辑具有绝对不能颠倒的特性。所以，现代政治学强调，‘公共’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共同’，否则就有伪装民主的嫌疑。”在他看来这就是“道德理想和政治理性”。所以说，古希腊奥运会追求和平的“神圣休战”是“公共体育精神”的雏形，是有一定政治意义的，它为后来现代奥运会设定的公平竞争，团结育人，崇尚和平的宗旨――“公共体育精神”奠定了十分重要的思想基础。正如，2003年萨马兰奇先生在《奥林匹克回忆》中指出，“多年来，奥林匹克运动一直受到联合国大会的特别重视……国际奥委会成立百年之际，联合国宣布1994年为‘体育运动和奥林匹克精神国际年’，并支持在奥运会举办期间冲突各方休战。联合国所做出的这些具有历史性的决定赋予奥林匹克运动很高的荣誉。关于‘奥林匹克休战’的历史写一章也不过分。这种思想早在公元前9世纪古希腊时期就已确立，由三位国王：埃利德的伊菲捅斯、皮萨的克莱奥斯特内斯和斯巴达的利库尔戈共同签署了一份协定。根据这份三方协定奥林匹亚圣地不得受到侵犯，运动员和艺术家及其家人以及朝圣者可以安全来往于自己的家乡和奥林匹克运动会举办地。奥运会一旦开幕，信使就穿梭于各城之间，告知大家休战。在我任职期间，我非常希望能够唤回这种精神，以感召全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我们在利勒哈默尔奥运会上第一次采取了这一类措施。”“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第27届奥运会之前，联合国180个成员国于1999年一致通过了名为《通过体育运动和奥林匹克精神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和平世界》的‘奥林匹克休战’提案，同时也创造了联合国历史上的一项纪录。在每次夏季和冬季奥运会开幕前一年，联合国大会都要审议同‘奥林匹克休战’有关的议题。”
国内体育学者李力研在分析“神圣休战”中也认为，“公元前776年，这一有记载的所谓‘第一届奥运会’，就是在中断二三百年之后而‘恢复’起来的奥运会。希腊人为何要恢复这中断了的奥运会？据说在没有体育盛会的日子里，希腊城邦间到处都是格斗和凶杀，民不聊生，天毋宁日。”
“这时的希腊人尚不是彻底的‘理性主义’者，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也没有拥有什么‘高科技’的绝活。有头脑的贤人、哲人，面对这种混乱局面竟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能从‘天神’那里、从‘宙斯’、从‘太阳神’那里寻找‘神谕’。为此，有先知提出：想要结束希腊的动荡、平息战争，只有向宙斯献祭。宙斯高兴了，受苦受难的人们也就可从动乱中解脱出来了。这位先知是谁？当然也无法确知。但此‘圣言’一出，各城邦‘国王’立马响应。于是，轰轰烈烈的有记载的并定为希腊纪年方式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就这样在公元前776年正式启动了。”“各城邦选手出席希腊体育运动会时期，全希腊必须以‘神’的名义进行休战。先是休战一个月，后来则延长到三个月。有谁亵渎神明，谁就犯了众怒，必将遭受谴责和攻伐。和平因‘体育’的出现而出现，真是奇迹。当今，萨马兰奇似也晓以‘神谕’，他向人类提议，奥运期间，应当休战。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积极响应，世纪之交，写信支持萨翁奥运休战。天若有情岂能无感！”可见，古希腊人是为了敬仰神灵、平息战乱，促进和平而发起奥运的，这已被人们所共识。
六、古希腊奥运会与古代中国体育
古希腊奥运会是通过公平竞赛，谋求教育青年、促进和平的一项体育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创举。中国古代文明，尽管也形成了独特的体育文化，但从未形成像古希腊奥运会那样追求民主、正义、公平竞争的竞技运动。这是由于中国专制与封闭的政治环境所决定的。
首先，在古代中国等级森严的专制的政治影响下，致使古代中国难以产生具有公平竞争意识的奥林匹克运动。诞生于以柔性血缘为纽带的封闭的农业社会，发展于等级森严的专制的政治环境，并被封建宗法关系所包围的古代中国体育，不可能产生公平竞争的公共体育观念。古代中国体育追求健康长寿，重视个人精神与道德修养，缺少公平竞争观念，更谈不上维护竞技公正的规则与秩序观念。受儒家“仁爱”思想的影响，古代中国武术尽管也强调“以武会友”，反对血腥搏杀，提倡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但始终缺乏实践这种理想的规则与秩序作保障，致使在等级森严的古代中国难以产生具有公平竞争意识的奥林匹克运动。
其次，受儒家“重文轻武”的风气的影响，古代中国体育的社会地位低下。它根本无法像古希腊奥运会那样，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武术在封建社会始终是“末学”，为士大夫阶层所轻视。在古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专制政权与士大夫阶层始终是主导，体育长期处于从属地位，独具特色的“武德”等伦理观念，也无法在政治生活中起到任何作用。再者，以农耕为主的生产方式，以柔性血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造就了具有屈服性的“内向情感型”的民族性格。与此相反，古希腊人以商业（航海、冒险、掠夺）为主的生产方式，已摆脱了氏族制血缘关系纽带的束缚，从而形成了富有阳刚之气的“外向情感型”的民族性格。概括说，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传统文化比较，缺少鼓励冒险、与众不同的精神。正如，亚里士多德在他的《政治学》中指出，“希腊人所处的地理位置好，不但有利于冒险精神的发展，也有利于智慧的发展。亚洲人的地理位置只适合于智慧的发展，而不适合发展冒险精神。欧洲的野蛮人只能发展冒险精神，却无法发展智慧。”国内知名学者北京体育大学孙葆丽教授在论“奥林匹克体育与中国传统体育之差异”中指也出，“中国传统体育是在独特的环境中孕育和发展起来的。优势的地理环境使中国自古‘以农立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增长占统治地位，商品经济不发达，在这样的一个农业社会里，民族性格既有朴实的一面，也有求稳怕乱，不提倡竞争、冒险和开拓的一面。”所以，古代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就决定了中国不可能产生像古希腊那样富有公平竞争性质的奥林匹克运动。
再次，受生产力欠发达和封闭的政治的影响，古代中国难以产生面向世界开放的奥林匹克运动。限于生产力条件限制，古代世界各国之间都处于相互隔绝状态，各自独立发展体育文化，缺乏彼此间的交流。自17世纪以来，从古希腊兴起的欧洲体育文化在现代科技的推动下，开始向世界传播。产生于欧洲具有教育与公平竞技观的奥运，成为世界体育舞台的主角。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封闭性，在工业革命与世界局势发生重大改变之后，其社会仍然处于与世界隔绝的封闭状态。因此，中国古代难以产生像古希腊那样的开放、民主、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运动。
第四，古代中国缺少民主法制的政治环境，使之难以产生奥林匹克运动。例如，体育学者李力研指出，“希腊体育都是‘立法’体育，就是说所有的体育比赛都有仲裁方式。这一点，非常重要。好多人研究体育看不到这一点，老以为希腊人有体育，我们中国人也有体育，于是就开始比较，比较来比较去，结果差不多，你有的我都有，你有跑跳投，我有大力士；你有田径，我有杂耍。所以我们在体育问题上也就无需‘言必称希腊’了，可以理直气壮地坚持民族传统了。殊不知，还是没有看到问题的本相。一切东西方体育的比较，差别就在这一点，东方体育属于‘不立法体育’，‘没有立法的体育’或简称为‘非法体育’，一切希腊体育则都是‘立法体育’，‘法则体系下的体育’或称为‘仲裁体育’。中国体育因为没有‘立法’，所以比赛的结果不可能公平，不公平的体育和所有的不公平事物一样，不可能长寿。要想有些生命，只好借助于道德或其他力量。中国的武术最为典型，从不立法，不能交往，门户之见，门阀等级，师徒父子，不可逾越，道德谱系，森严壁垒。一部中国武术史，几乎就是一部不团结史，就是一部相互拆台、谁也瞧不起谁的历史。武术本身是有差别，是可以分出高低来的，但又因为附加上去的各种说法，特别是族内族外的道德力量，从而使它成了说不清也道不白的一种文化。这种所谓国术还怎能进行比赛？打架斗殴时可能真还会派上用场，但在‘形式化的’文化游戏中，则一直不能自觉上升为体育比赛活动。核心原因并不复杂，就是因为中国的武术，像其他各项一样都不曾立法，没有真正的仲裁。”李力研对中国武术批判得很深刻，揭示了中国武术难以走向世界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国内缺少民主法制的政治环境。
总之，古代奥运会追求和平的主要形式是“神圣休战”。当时，“神圣休战”制度兴衰的最重要的、最直接的原因是政治，即古希腊奴隶制民主政治的兴衰。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曾指出，“竞技运动、艺术与品德高尚的公民是古希腊文明的三大支柱”。可见，政治对古代奥运会的产生和发展的影响尤为重要。但是，随着古希腊政治以及整个古希腊文明的衰落，奥林匹斯山神圣的光环开始暗淡，古希腊社会教育与公民道德走向衰败，社会正义理想随之瓦解，奥林匹克“神圣休战”也随之崩溃。这也是古奥运“秩序”和古希腊社会“秩序”丧失的结果，所以“秩序”的问题是直接制约古代奥运会生存、发展、衰亡的重要因素。中国古代之所以不能产生奥运，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由于中国缺少公平竞争的、民主的秩序环境。认识这些，对于我们深入研究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追求和平的历程，促进2008年北京奥运稳定与中国和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