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心情可以理解，不过他们说得也有道理。”张之洞说，心里在想着“机会”二字。是的，若是遇着一个好机会的话，的确事情会要好办些。但是，机会，机会在哪里呢？
“叔峤，我已草拟了一折一片。你先看看，有什么想法也可以说说，这是草稿，还要修改。”
张之洞走到书案边，拿起寸把厚的一叠纸来交给杨锐。
“哎呀，您写了这么多！”杨锐又惊又喜，忙双手郑重接过，仿佛捧起了东乡士民的希望。
奏章，在年轻的士子杨锐的心目中，有着无比神圣的地位。这是写给太后、皇上看的呀，若一旦被他们认可，墨写的文字就会变成铁的现实。杨锐写过不少文章，他的文章被公认为写得好，但那些文章有什么用呢？他心里想，再好的想法，再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建议，对不法情事再严厉的抨击，统统不过是纸上的文字而已，无丝毫实际意义，因为你不可能将它广为散发，你的锦绣文章有几个人读呢？只有奏章这种文章才有作用，这才是真正的经世济民的文字。回川后一定要更加发愤苦读，科场一定要顺利，要由举人而进士，由进士而翰林，早一天取得香师今天的地位，早一天为国为民上疏进言！
杨锐怀着这种心情，一字一句地仔细读着。张之洞的奏议，章法严谨而不呆板，遣词准确而不干涩，论据广博而不芜杂，建议周详而不浮泛，素来享有很高的声望。这一折一片也同样充分体现出“张奏”的特色。杨锐完全被它的魅力所吸引了。
就在杨锐阅读的时候，张之洞的脑子里又萌生了一个想法：在四川三年期间，亲眼看到蜀民的苦痛不知有多少，但回京这些年来，却并没有看到川督川藩上过关于百姓困苦的奏疏，连川籍京官也不言及。地方官向来是报喜不报忧，掩藏危机，粉饰太平，以此来换取自己的升官晋级，至于百姓的生与死，则从不往心头上记挂。京官每年要接受来自家乡的地方官送来的冰敬和炭敬（冰敬和炭敬：冰敬，敬献冰块；炭敬，敬献炭块。指的是明清时期官场陋习，即地方官员向京官，下级向上级夏、冬两季赠送礼金），以及其他各种名目的礼品。拿人家的手短，当然就只有靠说好话来回报。如此内外一致，太后、皇上就被蒙在鼓里了。在朝廷的眼中，巴山蜀水仍然还是千年前史册上的那句老话：天府之国，富甲天下，殊不知如今已大不然了。应该趁此机会，把蜀民的苦困向太后、皇上奏报，既可以让朝廷了解四川的实情，又有利于东乡案子的再次审查。正要提起笔来时，他忽然觉得自己浑身都已疲倦了。
张之洞一向体质不强，三十多岁时两鬓便有了白发。四十岁过后，他常常有一种日趋衰老的感觉，心中不免有些恐惧：一生真正的事业尚未开始，这样下去怎么行呢？今日一天之间连拟了两份奏疏，精力花费太多，更觉得比往日劳累。明天再写吧！这个念头刚一出来，便被他立即压下去了。
张之洞是个性格倔强、意志坚毅的人，想办的事就非要办成不可。一天之内连上三道奏折，这在他的过去是没有过的事，满朝文武中也罕有人做过这等事。然唯其如此，才能引起朝廷的重视，才能体现一个前四川学政关爱蜀民之心。
“香师，正折和附片我都拜读过了。东乡冤案，有您这样的奏章递上去，一定会很快昭雪的。”
杨锐一颗热切的心被张之洞的奏稿深深打动，并由此而更增添了对老师的敬意。
“但愿如此！”张之洞说。他斜倚在靠背椅上，让全身最大限度地放松。
“香师，您的这两份奏稿，可不可以让我来替你誊正？”
杨锐的眼睛里射出热烈的目光。对于一个肩负父老乡亲重托的尊经学子来说，对于一个巴望仕途顺利早日成为国家栋梁的年轻秀才来说，这是一件太富有意义的事情了。
见张之洞没有作声，他又赶紧补充一句：“让我誊抄一遍吧，如果不能上奏，留下做个底子也好呀！”
若是在平时，张之洞是决不会同意杨锐这个要求的。一来亲自誊正奏稿，也是臣子对君上的一种忠诚的表示；二来毕竟还不是繁剧在身，有时间自己誊抄。但今夜还要草拟一个附片，分不出时间来，而瞬间冒出的另一个想法，更促使他很快做出了决定。
他想起了二十年前，他第一次会试落第，到河南开封堂兄张之万那里去做客。张之万很器重这个堂弟，除密折外，通常的奏折，从草拟到拜发的过程，他都让时年二十五岁的堂弟参与，或让他起草、或要他誊抄、或给他看幕府中师爷们的稿本。就在这个过程中，张之洞得到很多见识。张之万有时笑着对他说：“我这是在培养未来的疆吏。”张之洞终生记得堂兄的这份情谊。眼下这个刚过弱冠的尊经士子，其资质、品性、学识、才情都不在当年自己之下，将来的前途不可限量，正好让他参与这几道折片的形成过程，借此历练，也好使他终生对老师有一个美好的印象。
得到老师的明确答复后，杨锐热血高涨，一种神圣感顿时充满他的全身。张之洞找出几份自己留下的奏章副本，详细地把格式和写法给学生讲了一遍，然后走出书房。他抬头看了看天空，月牙弯弯，繁星密布，深黑的天穹奇妙莫测，它给人以强烈的诱惑，又易使人生发出无穷的喟叹。一股夜风吹来，张之洞觉得有几分寒意，已是二更时分了。
洗过一个热水澡后，张之洞又恢复了白日的旺盛精力，回到书房时，杨锐正在灯下一笔一画地认真誊抄。他从背后看了一下，书法端庄秀丽，格式也符合要求，心里甚是满意。一坐在书案边，四川百姓生计困苦的景况又浮现在他的脑子里。
据杨锐说，上次恩承和童华从四川回京奏报朝廷，说一两正款之外所加收的钱只有四千二百文，其实远不止这个数。四川乡民老实听话，若仅只此数，大家再苦，也会咬紧牙关交出来。事实上，最贫瘠的县，一两正款之外也要加收六两左右的银子，许多县高达十两。这笔银钱百姓实在负担不起。至于东乡县，则更为严重。这是张之洞还在四川时就已经知道的。东乡县令孙定扬为填满他本人及衙门里那一伙贪婪之徒的腰包，巧立名目，横征暴敛，竟然在一两正款之外收取高达十三四千文的苛捐杂税。知府易荫芝核减为七千文，已经不低了，但孙定扬不听，我行我素，依然征收十多倍于正款的钱。孙定扬正是逼迫百姓反对朝廷的那种贪官污吏！
张之洞想到这里，顿时怒火满腔，他铺纸研墨，奋笔疾书：
古人云：天心在民心，民安即国泰，民定则国宁。减捐轻赋以苏蜀民，此今日治蜀之第一计也。孙定扬逼民于绝路，李有恒滥杀至无辜，彼辈不独为蜀民之罪人，实为朝廷之罪人。从来坏圣君之英名，毁大业之根基者，皆孙、李等乱政残民之蛀虫也。此辈不诛，民心何能得安宁，国家何能至大治，朝廷何能树威仪，上天何能降平安？
“好，就这样定稿！”
张之洞为自己拟的这几句文字兴奋起来，将笔一扔，霍然站起。杨锐正在屏息静气地誊抄，被张之洞这一声高叫所惊动，知道老师又得绝妙之句，忙过来先睹为快。
“香师，有您这几句，孙定扬、李有恒不上断头台，怕连太后都不会答应了。”
杨锐说完，捧起这份奏稿，又大声朗诵一遍，由衷地佩服不已。
“不仅要借他们的头来为蜀中父老出一口气，还要借他们的头来整一整天下的吏治！”望着夜色深沉的窗外，张之洞坚定地说。
“香师，快四更天了，您去歇息吧，我来抄，天亮之前可以抄好。如果您满意的话，上午即可拜发。”
到底是二十岁刚出头的小伙子，杨锐一丝倦意都没有，反倒被为民请命的崇高情感所激励，情绪越发高昂了。
“叔峤，你以为这三道奏章上去，东乡冤案就一定会昭雪，孙定扬、李有恒就一定会被砍头吗？”
张之洞目光凝重地望着面色红润的年轻士子。
“有您这三道奏章上去，再有几个人配合吁恳，事情一定会办成的。”杨锐很有把握地点点头。
“可能不会有这么便当。”张之洞转眼望着书案上那簇橘黄色的灯焰，慢慢地说，“先前的定案和去年的复审，都是有谕旨肯定的，现在要再请谕旨来推翻前定，谈何容易啊！”
如同一盆冷水浇来，尊经书院的小秀才一时没有主意了，他呆呆地看着背手踱步的老师，口里喃喃地念着：“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
是的，怎么办呢？张之洞也在苦苦地思索这个问题。远处，似乎隐隐约约地传来晨鸡的打鸣声，天快破晓了！他毫无睡意，正陷于沉思中。
突然，他想起一件事情来，顿时心里燃起一股希望，忙对杨锐说：“不抄了，你也快去睡觉，这几份奏章暂不拜发，过几天再说。”
为什么要过几天再说呢？杨锐满腹疑虑地望着颇有点情绪化的前学台，他不能理解老师为何陡然之间又发生了变化。
八、张之万对堂弟说：“做官是有诀窍的”
十天前，张之洞接到乡居多年的堂兄张之万的一封信。信上说，醇邸（醇邸：醇亲王奕的府邸。）邀请他进京小住几天，叙叙别情，谈谈诗文。他很荣耀地接受了这一邀请，即日进京，将下榻贤良寺。
看信的时候，张之洞只是为兄弟即将见面而高兴，并未作深思。今天凌晨，为上折子的事，他突然想起了这封信，心中似有一个亮点在闪烁。现在，张之洞睡了两个时辰后醒来，独自坐在书房里，把堂兄的信找出来又重新读了一遍，开始深入地研究这件事。
张之万真正是个天下少有的幸运儿。
道光二十七年，张之万高中状元，金榜张挂后，即刻名动四海，全国士人莫不艳羡敬仰。三年后，他督学河南，期满后回京，充任道光帝第八子钟郡王奕詥的师傅。同治元年被擢升为礼部侍郎，遵两宫太后之命，辑前代有所作为的帝王和垂帘听政的皇太后的事迹，以供执政参考。慈禧很看重这部书，亲自赐名为《治平宝鉴》。年底出任河南巡抚。同治五年调任漕运总督，与曾国藩、李鸿章一道，受命防剿捻军。同治九年调江苏巡抚，十年升闽浙总督。这一年，张之万年已花甲，母亲八十二岁。
张之万虽然官运亨通，但他书生气浓厚，读书为文给他带来的愉悦更要胜过权力加给他的煊赫。他尤喜绘事，每天退下公堂后都要画上几笔，自我欣赏，其乐陶陶。况且他性情较为冲和疏散，不太能耐繁剧。于是，在六十二岁那年，便以母老乞养为由，抛开权高势大的闽浙总督不当，致仕回南皮老家，过着悠闲自得的书画生涯。
然而，张之万此举却给他在官场士林赢得极高的声誉，众口一词赞扬他志趣高洁，事母至孝。以清廉自励的张之洞对这位堂兄更是钦仰不已。
去年底，九十岁的老母去世，年近古稀的张之万恪尽孝子的职责，在母亲墓旁筑庐守制，谢绝一切应酬。为何醇亲王却在这个时候突然召他进京，难道仅仅只是叙叙别情、谈谈诗文吗？
张之洞知道，醇王和钟王均为庄顺皇贵妃所生，关系从来就十分亲密。张之万在做钟王师傅的时候，醇王也常常向他讨教。张之万亦对这位聪颖的皇七子殷勤至极。彼此之间的交往非比一般。现在，醇王的儿子做了皇帝，他在朝中的分量自然远重昔日。同样，他对国事的关心，也自然会远过昔日。那么，他此时召张之万进京，一定有国事相商。然则，他们商讨的又会是什么国事呢？
张之洞决定派大根去贤良寺打听一下，看看张之万来了没有；如果还未来，将会在什么时候到。既然是奉醇邸之邀，贤良寺一定会早做安排的。
下午，大根兴冲冲地回来向四叔禀告：“子青老伯已在三天前住进贤良寺，昨天拜会了醇邸，今天拜会钟邸，要深夜才会回贤良寺。”
子青是张之万的字。张之万比张之洞大二十八岁。第一次见面时，张之万已是五十多岁了，张之洞不知如何称呼为好。张之万笑着说：“我已做了爷爷，开始进入老年了，你就叫我老哥吧！”张之洞称张之万为子青老哥，大根便只好叫他子青老伯了。
张之洞喜道：“你今夜守在贤良寺，务必要见到子青老伯，问他哪天有空，我去拜会他。”
第二天清早，大根回家说：“子青老伯说，中午请四叔过去，一起在贤良寺吃午饭。”
老哥如此热情，张之洞兴奋不已，忙吩咐大根去后院喂饱骡子，洗刷轿车。巳正时刻，张之洞怀揣着杨锐誊抄的三道奏折，坐上由大根驾驶的蓝呢骡拉轿车出了门。
贤良寺在皇城附近的金鱼胡同里，它并不是一座佛寺，原本是雍正朝怡贤亲王的府第，现为朝廷的驿馆。各省督抚提镇等文武大员进京陛见，大都住在这里，为的是便于觐见太后、皇上。
刚到大门口，一个身着长袍马褂干练机警的中年男子冲着大根问：“是四爷来了吗？”
“是的。”大根边答边掉头对轿车里的张之洞说，“这位是子青老伯过去的幕友，我昨天见到他与老伯在一起。他可能是专门在此等候您。”
说话间骡车停住，张之洞从轿车里走出来，中年男子迎上去，微笑着说：“给四爷请安！我是制台大人派来接四爷的。我姓桑，桑叶的桑。”
张之洞从来没有见过此人，听大根刚才说是堂兄先前的幕友，便客气地说：“桑先生，劳你久等了。”
“哪里，哪里。请进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