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家全到鹿港是一次冒险。
何家全出生在“文化大革命”开始那一年，正值中国“人口爆炸”，出现第二次生育高峰的年份。
他降生的那座城市地处华北平原，“文革”中以血腥的武斗名震全国。
何家全懂事的时候，这座城市已经混乱不堪，“文革”的恶果开始显现出来。何家全的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工人，家里孩子多，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何家全童年记忆最深的是一天到晚吃不饱饭，饿得前心贴后背。何家全小时候所有的心机都用在与“吃”有关的事物上，何家全的家乡人那时见面的第一句问候是：“你吃了吗？”
当年，吃没吃过饭是衡量一个人这一天过得幸不幸福的唯一标准。
何家全至今还记得家门口的墙壁上刷着伟大领袖的一则语录：节约粮食的问题，要十分抓紧，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
何家全经常带着兄弟们在家里翻箱倒柜，寻找被母亲藏起来的零钱，找到了就攥在手里，带着小弟弟们跑到大街上去买吃的，凭粮票购买的一个拳头般大小的白面馒头是何家全童年世界里最美昧的点心。弟弟们吃完了东西，显得欢天喜地；何家全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他还得盘算着怎么向大人交代。
后来，何家全找到了一条生财之道，每次为家里买油盐酱醋的时候，都从中抠出一二分钱来，日积月累也可以换来一两顿美食，打打牙祭。
这就是何家全最早受到的经济学启蒙。
童年的困顿，使何家全对财富有着更迫切的渴望。
“十年动乱”结束的时候，何家全还在读小学，随后发生了一连串的巨变：高考恢复了，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了，人们又记起了“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俗谚。
读书、考大学、找一份好工作成了何家全这一代人的必由之路。
何家全的家在城西的工厂区，高大的烟囱终日冒出浓浓的黑烟，一天下来，人们的鼻孔里都能抠出黑黑的煤灰。在浓烟的熏烤之下，城西的麻雀比城东的麻雀颜色都更黑一些。
这里的居住环境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家三代人挤在没有卫浴设施的二十多平方米的平房里。
社区环境差，受教育水平低，犯罪率也高。每次“严打”这里都会有一大批工人子弟受到法律的严惩。
何家全拼命读书的目的，也是怀着“鲤鱼跳龙门”的梦想。
古代的知识分子对人生做过精辟的概括，所谓“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命是指一个人是否生在富贵人家，有的人是含着金汤匙出世的，命中富贵可以坐享其成，一世荣华。
命好还要运气好，纵有万贯家财如果行衰运也会一贫如洗，像《红楼梦》里的贾宝玉。
命不好可以用运气补，叫花子都可以捡个金元宝，打工仔也可能中“六合彩”。
命运相济还要看风水，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神秘的部分。
改变这一切，要靠自己“三更起，五更眠”的努力。所谓积阴德无非是积善行德，广结善缘，做一个成功的“社会人”。
这一切中最重要的便是“读书”——读书的终极目的是“学成文武事，货与帝王家”。而“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不过是读书得到功名之后的自然报偿。所以古人读书读得很苦：映雪囊萤，头悬梁、锥刺股——实在是那目标太诱人了。
中学毕业后，何家全如愿以偿考上江南大学电子工程系，离开家乡来到大上海深造。
何家全的四年大学读得全情投入，寝室、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四点一线，何家全在知识的海洋里尽情地遨游。
那时候，大学里最流行的一个词是“自我设计”，当何家全从书本上抬起头规划自己的未来时，才发现自己其实并没有多少路可选择。
同学们早已对未来做了形象的概括，只有四条路可走：一是走“红道”，这里的红是又红又专的红。毕业后，去政府机关工作，成年累月夹着尾巴做人，谋个一官半职，再慢慢求“进步”，如能挤进第三梯队什么的，便有可能官越做越大，在中国这个官本位社会里就算是实现了自我价值。
二是走“黑道”，所谓黑道是指专心做学问，皓首穷经，苦心钻研争取在专业上有所突破，因为做学问要有一条道走到黑的决心和毅力，而博士帽也是黑的，所以称之为黑道。
三是走“白道”，白是白专的白，一门心思千方百计找担保，考下TOFFEL、GRE，联系外国大学的奖学金，争取出国留学。之所以称之为白道，还因为世界著名的大学都集中在欧美的白人国家。要走白道，就要使自己从里到外变白，从思想深处抛弃自己的母语，要学会一口流利的英语，连思维方式也要西化，变成一个香蕉人：皮肤是黄的，心是白的。
第四条道路是“黄道”，黄是黄金的黄，使自己向金钱看齐，到外企去，到公司去，到最赚钱的地方去，千方百计使自己富起来。
一九八八年，何家全要大学毕业了。那年夏天，中国经济改革走到了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高层决定闯一闯物价关，这一闯使物价飞涨，人民币大幅度贬值，抢购风潮席卷全国。
连平时文质彬彬从来都不紧不慢地在大学校园里踱方步的教授们也闻风而动，又是储油又是存粮。家里更是连连写信给何家全，叙述抢购风潮中发生在家乡工厂区的惶恐和不安。
这一切给何家全以极大的刺激，他觉得科学技术在社会的动荡面前显得那么无力。
科学家可以把卫星送上天却不能使一座城市的副食品价格回落，这也使他对过往的信仰产生了怀疑：到底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能对历史起更大的推动作用？
为什么农业科学家那么多项有推广价值的发明填不饱中国人的肚子，而一项“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变革却轻而易举地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
这些疑问使何家全失去了走上工作岗位的信心和勇气。大学毕业，何家全没有离开校门，而是考取了江南大学世界经济系的研究生继续深造。何家全的研究方向是西方经济学，而何家全的导师却是国内赫赫有名的研究《资本论》的权威.肖恩教授。
肖教授认为一切西方经济学的理论都可以从《资本论》中找到发轫。
肖恩教授学贯中西，一生未娶，把整个生命都献给了学术事业。
肖恩是一个世家子弟，父亲是沪上有名的纺织大王。
年轻的时候，父亲把肖恩送到欧洲去学经国济世的本领。
他先后在德国慕尼黑大学、英国剑桥大学深造。
风华正茂的肖恩一头扎进欧洲文明的海洋，广泛涉猎哲学、美学、经济学……竟然乐不思蜀，把德语、英语、法语都弄得滚瓜烂熟。
等到他学成回国，却已是国破山河在，自己的初恋情人已嫁了一个军官，绿树成荫子满枝，成了两个孩子的母亲。万念俱灰的肖恩，变成了一个“书痴”。
“文革”中，肖恩在牛棚里精读了英文版的马恩全集。他对《资本论》的研究已到了细致入微，深入骨髓的境界。他经常指出现在刊行的一些读本中的瑕疵，从细微之处探寻先哲的微言大义和思想精华。
晚年的肖恩经常道出一些石破天惊的理论：诸如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一种表现形式，社会主义的私有财产也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是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等等。肖恩教授的许多观点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突破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