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八月，全家人（哥哥和他的妻子；妹妹和她的爱人；我和我的爱人；五个孙辈的孩子），还有几个朋友一起去缅因州旅行，庆祝父亲的八十大寿。母亲张罗了几乎所有的事：早餐聚会、游船、参观洛克菲勒公园。
父亲的身体很硬朗。他有着浓密的头发，健康的身体，虽然爬楼梯会有点喘，更不是大家说的运动健将型的男人，不过他喜欢园艺、远距离散步和待在室外。他不太挑剔，比起豪华餐厅，他更喜欢风格独特、历经沧桑、舒适宜人的老餐厅。他钟爱巴洛克音乐和动作电影，喜欢路边的小饭馆，以及看跟英国统治有关的书。他对学校和房地产毫无兴趣，而这两样却是母亲最为热衷的话题。在谈论他觉得有趣的话题时，父亲妙语如珠，但只要一发现某人在胡言乱语，他就会趁机修理。雾气昭昭的寒冷天气会让父亲极为亢奋。他还喜欢有龙虾和烤蛤蜊的海滨野餐，我们也是。所以，缅因州是庆祝父亲生日的最佳地点。
但是，在海滨晚餐、游船出海、手握一杯美酒享受落日美景的时候，所有的成年人，尤其是父亲，都注意到母亲在强颜欢笑。虽然她暗自决定在周末结束前不让任何人发现这一点。
母亲的病容和倦怠越来越明显。她的皮肤没有变得更加蜡黄，但整个人却更加消瘦，两颊凹陷，皱纹更深了。这让她的招牌笑容看起来有点沉重。但是，当孩子们拥到她身边的时候，她马上又变得容光焕发。那次旅行的某天晚上，母亲告诉我，再也没有什么时候比此时此刻更幸福了。麦克尤恩的《在切瑟尔海滩上》里的一个人物曾说过，他们之间最严重的问题就是，他们从没同时拥有过耐心与爱。而我们两者皆有。
在缅因州的最后一个早晨，我下楼找母亲。四个孙子孙女在阳台上围绕着她，而她正在给孩子们讲故事。我掏出手机，匆匆拍了几张照片。我发现母亲的长孙尼科没在，也是，他怎么会在场呢？他已经十六岁了，自然不会再听祖母讲故事了。
我跑去尼科的房间，叫他过来，于是他放下耳机和手中正在看的书，跟着我来到阳台。
尼科加入了大家，这样我就可以拍一张母亲跟所有孙子孙女们在一起的照片了。我不知道当时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从来不拍照的。也许是直觉告诉我，有些超出了爱、耐心和任何人控制范围的事要发生了，而那时是我能把握这机会的最后一刻。
九月中旬，那个夏天的最后一个周末，我的爱人大卫和我去了一个朋友那里共度周末。那栋房子距离曼哈顿只有两个小时的车程。
母亲知道我要去拜访这位朋友时很兴奋，因为那栋房子的原主人是作家约翰·奥哈拉，现在属于他的女儿威利。奥哈拉是母亲最喜欢的作家之一。那所房子建在看起来摇摇欲坠的悬崖一角，俯视着沙滩和大海。房子里有一条完美的走廊，在那里可以躺着看书。毫不意外，屋里的书架上摆满了奥哈拉的作品。在这个周末，我决定背叛自己带过去的书，改看奥哈拉的。
首先，我觉得有必要了解一下作者本人。我从屋里的书中得知，奥哈拉1905年出生于波茨维尔。他的父亲是一位杰出的爱尔兰医生，因此家里有能力送奥哈拉去耶鲁大学读书。但在大学期间，奥哈拉的父亲去世了，他的母亲无力负担他的学费，所以他不得不从耶鲁辍学。中途辍学的经历让奥哈拉看重金钱、等级、社会排斥等话题，而这些都是1928年年初他崭露头角时的写作素材。在我祖父母的年代，他的作品曾刊登在《纽约客》上。1934年，二十九岁的奥哈拉创作了《相约萨马拉》，让他一举成名。母亲说，起初是别人向她推荐的奥哈拉的书，很快，她就成了奥哈拉的铁杆粉丝，总是期待他的新作。
在我返回家时，父亲正因为肘部的化脓性黏液囊炎住院。在母亲强迫他看急诊时，囊肿已经发展到一粒葡萄的大小了。我给母亲打电话询问父亲的病情。母亲说他除了痛恨医院外，没有什么大碍。
“我终于看完了《相约萨马拉》。”我说，“我还以为那本书是关于伊拉克的。”
然而故事既不是发生在萨马拉，也不在中东的任何地方，而是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宾夕法尼亚的虚构小镇——吉布斯维尔。故事讲述了年轻的已婚汽车经销商朱利安，自恃出身高贵，人脉广泛。有一天，他一时冲动把酒泼在了一个比他更富裕、更有权势的男人脸上。他就是看不起这个男人，虽然没有什么确切的原因。三天后，他又完成了另外两件冲动之举，包括与黑道大哥的女人调情。朱利安这时发现自己失去了一切。
“我真不敢相信你到现在才看这本书。这个故事解释了伊拉克的一切，尽管它根本不是在说伊拉克。这本书讲的是不要鲁莽行事、自恃过高、出于傲慢固执不愿道歉。提醒我们要反思，人如果一直被某种方式教育，就觉得自己可以胡作非为了。就像布什，不管怎样都要参战。”母亲并不喜欢当时的这位美国总统。当她知道布什利用基地组织以及“9·11事件”为借口，悍然出兵伊拉克时，她整个人被吓坏了。父亲有时会跟母亲的自由观点唱反调，但在这个问题上，父亲的立场和母亲差不多。他们还会分享阅读心得，解读美国的外交政策。
对于《相约萨马拉》，我们越聊越起劲，后来不约而同地聊到了书中的首引文。其实，那不过是由毛姆写的一个极短的寓言故事。毛姆也是一位带给我和母亲很大阅读享受的作家。
毛姆的寓言故事是一则经典的伊拉克传说。讲述者是死神：
“巴格达有一位商人让他的仆人到集市上买些食品回来。过了一会儿，仆人回来了。他面色苍白，浑身发抖地说：‘主人，刚才我在市场时，有个女人推了我一下。我回身看时发现推我的女人是死神。她看着我并且做了一个威胁的手势。请您把马借给我，我要赶紧离开这里才能躲避死亡的命运。我会去萨马拉，在那里死神就找不到我了。’于是商人把马借给了仆人。仆人翻身上马，策马扬鞭疾驶而去。然后，商人来到了市场，看见我站在人群中，于是向我走来，问我：‘为什么今天早晨你看见我的仆人时对他做出威胁的手势？’‘那不是威胁。’我说，‘只是有点惊讶的手势而已。我很惊讶在巴格达看见他，因为我今晚跟他在萨马拉有个约会。’”
我们还会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理由来谈论命运在我们的生命中曾经扮演或者尚未扮演的角色，特别是在未来的事件中。但在九月与母亲的那次电话里，母亲和我很快就转移了话题。当对话似乎快要结束的时候，母亲提起了一件她想要告诉我的事情。
“我只是想告诉你，你妹妹坚持让我看另一位医生，再多做一些检查。”新的医生打算再做一次扫描，想知道母亲的肝炎一直没有改善的原因。
“是个好主意啊，妈妈。”
然后话题转移到我身上。“你准备休息一下吗？”她问。
“我还有太多事情要做。”我有些回避地说，“我都不知道怎么才能把事情做完。”当时我是一家出版社的总编辑，正要奔赴德国参加十月的法兰克福书展。
“你只能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其他的做不完也没有关系。”母亲总是这样劝我，但她自己却永远也做不到。“妈妈，如果你能做到，我就一定能做到，我们来打个赌。不过，无论如何，接下来这几天你还是会很辛苦，而且你现在身体还不舒服。”
母亲每天都会去医院陪父亲几个小时。她还要抽时间和几个伦敦来的朋友叙旧，也打算跟他们一起开几个小时的车去看望另外一位患了脑瘤，只剩下三个月到两年生命的朋友。周末时，她还得去看另一位新医生。
我意识到，在母亲的诊断结果出来之前，我们所有人都陷入了一种疯狂的忙碌之中。聚餐、宴饮、拜访、义卖、开会、排期、接人、买票、做瑜伽、上班、去健身房……我们都害怕停下来，因为一停下来就会感觉不对劲。各种各样狂热的活动似乎是我们生活中最需要的。只有父亲慢了下来，虽然那也是在他被困在医院接受注射之后的事了。一切都会没事的，什么事都可以重来，从头避免，只要我们继续忙碌就好了。
一周后，我在法兰克福书展上。在我将要参加一场满是出版界人士的晚宴时，母亲打电话给我。她告诉我，医生几乎已经确诊她得的是癌症。肝炎的症状不是病毒性引发的，而是她的胆管长了肿瘤。如果只有那里有癌细胞还算是个好消息，但是癌细胞很可能已经从胰腺扩散至胆管了。如果是这样可就有点不妙了。她的肝脏上也有些癌细胞。“别担心，没事的。”母亲说，“你不用提早回国来看我。”
我不记得自己说了些什么，母亲又回答了些什么。但她很快转移了话题，开始讨论我的工作。不久前我对她说我开始对自己的工作感觉疲惫，跟所有那些抱怨自己工作的白领一样，太多的会议要开、太多的电子邮件和文件要处理。母亲让我辞职：“提前两周通知公司就可以了。走出大门，然后再决定以后做些什么。如果你足够幸运、有资格辞职，就要把握住机会。大多数人没有那么幸运。”这并非由于得癌症而生的新想法，而是母亲一贯的观点。虽然她热衷于对日常生活精确到分钟的安排，但也理解偶尔服从冲动的重要性，只要那个冲动能够导向一个正确的决定。
挂了电话之后，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出席晚宴。餐厅距离我的酒店大约一英里，我想走路过去，顺便理理头绪，可是我的整颗心都乱了。与我一起主持晚宴的是我的一位好朋友。我只告诉了他一个人关于母亲得了癌症的事情。我感到头昏，几乎要晕过去。面前这个喝着啤酒、吃着炸肉排、不时大笑的人是谁？我命令自己不要多想母亲的事，不要想她是否感到害怕、悲伤或愤怒。我记得她刚才在电话里跟我说她是个战士，她会与癌症抗争到底。我记得我说我知道她会的。我想我应该没在电话里说我爱她，这句话听起来有点太煽情了，好像要永别了一样。
晚宴结束后我回到酒店，环顾着房间，然后望向窗外。美因河几乎消失在城市的繁灯下。下着雨的夜晚，湿润的道路闪闪发亮，模糊了河流、人行道和车道的线条。酒店员工把我那蓬松洁白的羽绒被叠得整整齐齐的，床边是一叠书和酒店的杂志。但这个夜晚，我看不进去任何文字。我醉得厉害，迷茫充斥了我的内心，我失去了方向感。那一刻，我心知我的生活将会永远地改变，而且永远也无法复原。我看不进去书，于是就做了些在酒店里该做的事情。我打开电视，不停地调换频道：从浮夸的酒店频道换到账单频道，再换到欧洲体育频道和各种德文频道，最后停在CNN的克里斯汀·阿曼普以及拉里·金熟悉的面孔上。
后来我和母亲谈及那个晚上的时候，最让她不可思议的部分是我竟然看了电视，而不是书。母亲这一辈子，只要感到悲伤、困惑和不知所措，她就没办法专心看电视，但总能在书中找到庇护之地。书能让她集中精力，使她平静，带领她走出来，面对现实，而电视只会扰乱她的神经。
W.H.奥登有一首诗叫《美术馆》，创作于1938年12月，就是在反犹太的“水晶之夜”事件之后。诗中描述的是画家彼得·勃鲁盖尔的一幅画作，画中伊卡罗斯从空中坠落，其他人不是在忙于他事就是视而不见。书展接下来的几天，无论谈论书籍、出席会谈还是吃法兰克福苏打饼，我常常想起这首诗。诗的开头是这样的：
“描写苦难，他们总是不会错。
这些古典大师，他们深知苦难在人间的位置；
深知痛苦发生之时，别人总是在进食、开窗或者木然踱步。”
那段时间，我感觉这些“别人”就是我。母亲在承受痛苦，我却在继续我的生活。
我鼓起勇气跟我的哥哥、妹妹，他们的爱人、父亲（此时他已经彻底康复出院了），以及大卫谈了谈。我们替彼此打气，说这只不过是个警醒的信号，没必要陷入恐慌。电话打得没完没了，每一次的对话都会被另外一个人转述，然后引起另一个电话，如此循环，无休无止。我们都花大量的时间上网阅读相关信息，了解这种癌症的可怕之处。很多事都还不清楚，谁都不敢妄下定论。
“妈妈，你确定不要我现在回家吗？”在书展期间，每次与母亲通电话，我都这么问她。
“别傻了。”她说，“好好享受你的旅行。”在一次电话中，她终于详细复述了她如何得知自己患了癌症，也谈到了她的第一位肿瘤医生。在这位医生询问母亲是否在外工作的时候，母亲和妹妹立刻就对他产生了反感。母亲对我说：“你觉得医生会问一个男病人这样的问题吗？”她还大力夸赞妹妹的表现。妹妹对所有问题的回答都非常有条理，提出了所有该问的问题。她在苏联工作过几年，知道如何在必要的时候反击。
“所以，这一次的教训是……”母亲停下来。我等待着，想象不出这个教训是什么。“教训就是，救援组织应该告诉人们，如果要前往阿富汗这样的地方，不要把旅途期间或之后患的所有疾病都归结到这次旅行中。很可能只是巧合而已。我们必须要让大家知道这一点。”母亲说。
这就是不幸中得来的教训？一条人道主义援助人员赴偏远国外的工作须知？
“我还得要你帮个忙。”母亲补充道，“从书展上替我带几本好书回来。你父亲可能要看。”
我想带的书太多，多到难以抉择究竟哪些该放进随身行李箱，哪些应该邮寄回家。但我脑中一直在想的却是，如果我们早些让母亲去看其他的医生，结局是否会有所不同，还是说，母亲的萨马拉之约早已注定，任何事情都改变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