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院输一次血花了八个小时后，母亲回到了姑妈的乡村小屋。输血过程中因为母亲高烧的缘故，被迫中断了两次。她的一个朋友全程陪着她。那天晚上，我问母亲感觉怎样时，她说：“输了那么多血，感觉有点罪恶，好在这五十年来，每次看见红十字协会的采血站，我都会献血，所以可以要点回来。”
母亲回到乡村小屋的前几天过得还算顺利，只是每天都撑得很辛苦。但是只要坐在七月的阳光下，看着孩子们，有精力的时候念书给他们听，这样就足够了。母亲被诊断患有癌症以来，已经过去了二十个月，将近两年的时间。
她非常清楚自己活得已经比预期久得多。有一天，她醒来后发现自己在发烧，而且越烧越厉害，那时妮娜、萨莉和孩子们都在外面游泳，母亲就自己打电话叫车送她回城里，但出租汽车公司只剩下加长礼车了，母亲不想麻烦任何人，就叫了那辆礼车。礼车半小时后到了，母亲说服了妮娜让她自己一个人回纽约。她坐着礼车离开时，所有人都向她挥手作别。
母亲已经到了进医院之后就出不来的阶段。她是如此虚弱，体重已经不到四十五公斤了。后来，妹妹说如果孩子们对祖母的最后记忆，是看着她进一辆豪华礼车，不知道那是否是最糟糕的事情。父亲和我在医院里等母亲，医生让她躺在病床上，我看见她的胸腔上用做化疗的人工血管在她的皮肤下凸起来了，这个再无任何用处的外来之物就像是公寓里废弃的煤气管道，但现在的公寓已经采用蒸汽和电了。
之前母亲体内的支架，是为了让她的胆管与肝脏保持畅通而装置的，但现在出现了炎症，必须更换支架，这让她在医院住了三天。妹妹迫切地想要跟孩子们一起回到城里，但母亲不准，说不可以，他们要享受郊区生活以及游泳池，她出院后会再回去，父亲也会陪着她。
我第二天去医院看望母亲，问她是否有书可以看，她说有。她输液的时候，我拿起放在她枕边的《每日的力量》来看，那天的内容是：“意义重大，现在我是如此衰弱，千万注意不要让自己过于劳累，因为这样我将无力再对他人的愉悦做出贡献；一张恬静的脸，一个温柔的声音，是我让家人更加快乐的最佳方式。可惜有些时候，我们的意志会影响这些义务的履行。”（伊丽莎白T.金）
母亲四天后回到了郊区小屋，她不想错过与孩子们共度时光的机会。她回来得很及时，正好赶上她组织的生日派对，庆祝米洛六岁，尼科十七岁，还有我的四十六岁生日。我们三个人的生日都在七月，母亲希望为我们一起办一个大派对，然后再分别为我们庆祝。
那天父母为每个人都准备了礼物，包括给我的两个。我打开第一个礼物盒，里面装着一件奶油色的毛衣。毛衣很漂亮，只是不像是我会穿的样式，我谢过母亲之后就把毛衣塞回盒子里了。她还为我买了好多好书。因为她自己都还没有看过，所以另外加买了其中一本自己看。这本书是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刚刚出版的小说《布鲁克林》。我们决定，把它作为我们下一次读书会的阅读书目。
我们都已经看过了托宾的其他几本小说，《大师》、《夜的故事》、《黑水灯塔船》等。托宾对于描绘男同性恋与他们母亲之间的关系，是我和母亲从未讨论过的主题，可能是因为太像我们之间的关系了。二十岁的时候，我向父母坦白了我的性取向，当时我是休学一年的大一学生，在洛杉矶的一家电视台工作。上大学的第一天，我就告诉了所有人我是同性恋，但过了两年才告诉父母，因为我担心那会改变我与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但最终，我觉得无法再等下去了。在洛杉矶的时候，我写了一篇同性恋的短篇小说，投到一家全国性的同性恋文学杂志并被采用了。我想在杂志出版之前，让父母有个心理准备，因此写了一封信给他们。
由于我是写信，所以母亲也写信回复了我。她在信里承认看到信的第一反应是生气和不安，但是接着她又气自己为什么会生气。她说结婚并有自己的孩子是她最大的快乐，她也希望我们都能获得这种快乐。但她也知道在这个充满歧视的社会，作为一个同性恋意味着我将面对更为艰难的人生，没有人希望他们的孩子拥有艰难的人生。她补充说，如果我想要成为一名作家，希望我当个作家就好，不要做同性恋作家。
父亲对此能够接受，母亲写道，他唯一的担忧是我是否会到处宣传。来信的结尾，他们说爱我，我们以后可以再就这个话题多聊一聊。但我们再也没有聊过，在一小段的别扭时期之后，我坚持他们对我的爱与支持和原来一样。当我把大卫介绍给他们的时候，他们立刻接受了他。母亲大概始料未及，妮娜在大学毕业几年之后，也向他们坦白自己是同性恋。
一直以来，我都指望书能够让我的人生充满意义。对我意义最重大的一本书是《克里斯托弗和同类》，作者是克里斯托弗·伊舍伍德。这本回忆录记录了作者在1929年搬去巴黎（正如他所说，主要是为了遇见男孩子们）到1939年搬去美国这段时间的人生经历。在那段时间里，他与同校的朋友、诗人W.H.奥登厮混在一起；体验柏林臭名昭著的夜生活；爱上了一位德国男人，然后为了躲避追捕他们的盖世太保在欧洲到处流浪；写下了经典作品《柏林故事集》，这部作品之后被改编成为舞台剧《我是一部照相机》、百老汇音乐剧《酒店》和同名电影。
我不知道托宾更愿意被称为同性恋作家，还是作家。你可以争辩说《布鲁克林》的作家拥有同性恋的敏感度，但它的故事情节可一点都不同性恋。
2009年8月，妮娜和萨莉以及她们的孩子回到了日内瓦。母亲和我以及其他家人回到了纽约，那一整个月都过得很焦虑。我们的读书会在等待见奥赖利医生的时候又开始进行了。那天母亲和我都比预约时间早到了一小时。
我们并肩坐在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候诊室的椅子上，看着《布鲁克林》。小说讲述了一位名叫依丽丝的年轻女人，如何在20世纪50年代的布鲁克林勇敢地建立了新生活，却在回爱尔兰之后发现自己的内心有部分希望留在故乡。
我忍不住把我喜欢的段落指给母亲看。在依丽丝去往布鲁克林之前，她看着姐姐做着日常的工作，托宾这样写道：“她突然感觉，她将永远记住这个房间、她的姐姐，还有这个画面，好像她的人已经在远方了。”我把这一段指给母亲看的时候，突然感到很震惊，因为我也像依丽丝一样，试图活在当下，努力想要留住此时此刻脑海中的画面，就像两年前，在缅因州我试图用拍照来凝固住时光，要拍下母亲与她所有孩子们在一起的照片。
对于依丽丝，托宾写道：“在她离去之前的那个清晨，她需要做的所有事情只有微笑，这样她们就会记住她微笑的样子。”
奇怪的是，在候诊室的另一边，一个女人吸引了我的视线，她站起来，似乎想要上前来和我们说话，她也真的开口了。
“打扰了。”她对母亲说，“我以前在这里见过你。我只想要告诉你，你拥有最美的笑容。”
母亲看起来有点惊讶，然后绽放出了笑容。
“这是您的儿子吗？”女人继续问道。
“是的，这是威尔，我的二儿子，我还有个女儿。”
“你的母亲。”她对我说，“有最美丽的笑容。”
然后她走了。
我们继续看书，读到“有一些人很友善……如果你与他们好好地说话，他们会更加友善”。
“她真好。”母亲说，“那位女士，她太好了。”然后母亲走向她，在她身边坐下。她们拉着对方的手，继续交谈，或者说，母亲在倾听她说话。
她们聊天的时候，我继续看书。我很快读到了书中非常生动的部分，依丽丝在横渡大西洋的艰难旅行中，严重晕船，吐得到处都是。
当然，阅读到这一段，周围又都是做化疗的病人，但我和母亲聊的时候都没有觉得不自在。
父亲在要见奥赖利医生之前到了医院。母亲现在已经正式在家里养病，意味着现在要做的就是让母亲尽可能地感觉舒适，而且最好是在家中离世。专门从事临终护理的人会在她需要的时候来家里提供服务，无论何时。她如果想要重新恢复治疗，可以随时提出来。妮莎已经过来与我们所有人见面了，她向我们说明母亲在家治疗应该注意的内容以及方法，包括按摩、冥想、使用医院病床、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的家庭护理，以及在冰箱里存储的药物，帮助母亲濒临死亡时减轻痛苦。母亲毫不怀疑在家养病对她来说是最正确的选择。她总是说时间到了的时候，会让我们知道。现在，就到时候了。
这一次将是意义非常不同的回诊。似乎是因为这一点，检查室都是以前从没去过的。虽然房子看着差不多，但感觉上不同，并且更小了一点。外面下了一天的雨，我手里拿着一把一直滑落的雨伞。父亲和我有点拥挤地靠近在一起，好让奥赖利医生能够拉上帘子为母亲做检查。
为什么那把该死的雨伞总是滑落？
母亲问了跟以前一样的问题，包括肿胀、利他林、类固醇、改善食欲的甲地孕酮。奥赖利医生逐一回答了问题，然后告诉了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肿瘤的增长非常迅速。
我看着母亲记着问题的单子。单子上最后一个问题不是字，而是标点符号：一个简单的问号。
“妈妈。”我提示她，“还有什么问题想问医生吗？”
一片沉默。
“好吧，首先现在我已经在安养阶段，她们说我还是可以来见你。我想知道这样可不可以。”
“当然可以。”奥赖利医生说，“我们可以预约下次扫描的时间，然后你九月的时候再过来。”母亲的呼吸很浅，听到医生的话之后，明显地松了一口气。现在我们正在计划九月的活动。
“关于在家安养，我还有个问题。妮莎很棒，但我还是想再问一次，我死了的时候，我的家人应该怎么做？”
“嗯，他们要先打电话给殡仪馆。我们可以给你安排一个，你也可以通过教会自己找。”
“还有。”母亲说，“我还想要一份安乐死的复印件。”
奥赖利医生建议母亲签一份新文件，重新填表再签名即可。她马上请帮母亲做过治疗，且她很喜爱的护士送了一份新表进来。母亲让我帮她填表，于是我拿起笔开始写：
M-A-R-Y-A-N-N-E。
母亲仔细看了一遍，脸上有一丝慌张，说：“宝贝，你写错了，最后没有e，应该是MaryAnn。”
“但你总是会在末尾加一个e啊！”我说。
后来我知道了，在母亲还是个小姑娘时，就喜欢在名字“Ann”后加一个“e”（可能因为她更喜欢英国式的Anne，像是安妮皇后的名字），但她的名字其实是玛丽，中间的名字是Ann，没有e。我竟然搞不清母亲的名字。
我想起玛乔丽·摩根斯坦，她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莫宁斯坦。我草草地用钢笔划掉了那个e，所以这份安乐死的同意书上还可以看见有个被划掉的e。从那时我就开始担心，他们会因为这个无视母亲的心愿，为她插上各种各样令人生畏的管子，而这只是因为她的儿子不知道母亲的名字。
门诊结束后，母亲照例问了奥赖利医生她通常会问的问题，包括她的家人会怎么样，旅行如何，在看什么书。但这一次，奥赖利医生向母亲问了几个意想不到的问题。
“你介意给我一个拥抱吗？”她问母亲。
她们两个轻轻地拥抱彼此，持续了足足一分钟。她们一样高，奥赖利医生穿着白大褂，金色波波头的短发轻抚着她的衣领。母亲的头发因为停止化疗长长了一点，穿着一件珊瑚色的中式丝质上衣。父亲和我尴尬地坐着，不知道该看向哪里。当你的治疗医生给你一个告别的拥抱，这并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暗示，这一点我以后才知道。这是一个无比甜蜜、充满感情的拥抱，两个人互相安慰，就像是即将分开的姐妹，其中一人要离开，踏上遥远的旅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