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积极发展农业保险。农业保险是对农业遭受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所造成的经济损失提供保障的一种有效手段，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稳定器的作用，尤其是在当前农村金融机构信贷结构趋短化日趋严峻的情况下意义更为重大。例如，2009年福建省政府加大对政策性农险的省级财政补贴力度。初步统计，全年省级财政统筹安排政策性农险保费补贴资金及赔偿准备金近1.3亿元。其中，森林火灾保险3000万元，水稻种植保险3729万元，渔工责任及渔船保险956万元，农房统保财政负担全额保费5000万元。安徽省公布了16项强农惠农政策，其中包括政策性农险工作。一是明确了全省开办水稻、玉米、能繁母猪、奶牛等8个险种，并提供了农险机构对各险种收取保费的具体标准。二是明确了种植业和能繁母猪、奶牛保险保费的财政补贴比例及农户承担金额。三是明确了种植业保险金额为保险标的生长期内所发生的直接物化成本，并有最高赔付标准。四是明确了养殖业保险金额为投保个体的生理价值，并有最高赔付标准。
然而，一直以来我国农业保险发展较为滞后，难以满足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要求。2007年，农业保费收入为53.0亿元，在全国保费收入中的比重仅0.75%；2011年，财政部联合地方省份的财政部门进一步完善农业保险补贴政策，农业保费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上升至173.8亿元，但是在全国保费收入中的比重仍只有1.22%。2011年参保农户达1.69亿户次，为全国22.38亿亩粮油作物和林木提供了5824.22亿元的风险保障，同比2010年分别增长31%和53%。因此，笔者认为当前应尽快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农业保险法》及其配套的法律、法规，并加大财政和税收对农业保险的补贴，为农业现代化建设和发展提供有力的保障。
5、拓宽农产品期货市场的交易品种。1990年10月12日中国郑州粮食批发市场经国务院批准，以现货为基础，逐步引入期货交易机制，作为我国第一个商品期货市场正式开业。经过近20年的探索，尤其是2000年以后，我国农产品期货市场有了较快的发展。首先，从交易品种上看，2003年优质强筋小麦和豆粕两个品种上市交易；2004年棉花、玉米和黄大豆2号3个品种上市交易；2006年白糖和豆油2个品种上市交易；2007年菜籽油和棕相油两个品种上市。另外，从农产品期货市场成交量和成交额上看，2006年的交易成交量和成交额分别为38505.59万手和139539.91亿元，分别占总数的85.66%和66.43%；2010年的交易成交量和成交额分别为186818.18万手和1334243.22亿元，是2006年的4.85倍和9.56倍，分别占总数的60.50%和49.77%。第三，从市场参与者的数量来看，2001年大连商品交易所的投资者开户总数42415个，其中企业开户数才1941个，到了2007年投资者开户总数上升至360358个，企业开户数也增加到13490个201。
有了期货市场之后，就给了农民一个远期的价格参考体系，以更科学的价格来进行收益测算。并且，在期货市场上农民可以根据不同交易信息预测到最适合市场的产品品种，决定是否种植。因此，农产品期货市场的经济功能和风险转移功能如果能够得到有效发挥，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市场意识，优化了农业产业结构和农产品结构，并且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套期保值的工具。尽管在我国期货市场试点初期，曾经上市的农产品期货达到20多种，但由于风险事件频发以及当时宏观经济环境的影响，大部分期货品种退出了期货市场，目前我国仅有12种农产品进入期货市场交易，而国外有几十种农产品。因此，今后我们要在健全期货市场法律体系、稳定发展农产品期货市场的同时，适时地拓宽农产品期货品种，以满足我国农民多元化种植状况下的风险规避需求。
第五节建立区域金融发展圈
区域金融发展圈的概念来自于“增长极”概念的提出。增长极概念最初是由法国经济学家弗郎索瓦·佩鲁1950年提出来的，他认为，如果把发生支配效应的经济空间看作力场，那么位于这个力场中推进性单元就可以描述为增长极。增长极是围绕推进性的主导工业部门而组织的有活力的高度联合的一组产业，它不仅能迅速增长，而且能通过乘数效应推动其他部门的增长。因此，增长并非出现在所有地方，而是以不同强度首先出现在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这些增长点或增长极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也就是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所以，实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应选择特定的地理空间作为增长极，以带动经济发展。
区域金融发展圈是在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不仅会产生集中效应，使金融组织实现规模经济，而且还会产生扩散效应，带动中心城市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可以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功能的金融需求，在信息共享的基础上有效的配置商业性金融资源。同时，区域金融发展圈的建立应加强配合与协调各省、市、自治区的金融监管机构，将央行、银监局、证监局、保监局等监管部门有机连接在一起，定期研究监管过程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及时通报各地区金融运行中的突出风险源，防止金融风险扩大。因此，无论是从资源配置还是从监管职能来看，建立区域金融发展圈都能充分发挥地区优势、节约成本，从而更好地保障金融机构安全稳健运行。
实际上，从国内范围来看，在“十一五”规划中，各地纷纷提出了城市群发展战略，以整合各地资源提高区域竞争实力。随着农村经济贸易发展，农村金融发展的扩散效应也逐步扩大，各级地方政府不能单靠本地区的经济金融独立发展，需要建立一个拥有区位竞争优势的发展圈。这里，我们主要以四大地区的村镇银行分布实际情况作为设定金融发展圈的基础。秦池江教授2010年在第三届中国村镇银行发展论坛作的主题报告《把握政策不离方向抓住机遇开辟市场》。可以看出，四大地区的村镇银行分布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有63家，占总数的39%；东北地区的村镇银行最少，只有27家，占总数的17%；东部地区的村镇银行数量居次位，有38家，占总数的24%；中部地区的村镇银行数量排行第三，有33家，占总数的20%。
1、东部地区建立以江、浙、沪“长三角”为中心的农村金融发展圈。“长三角”在我国的经济地位与日俱增，2011年江苏、浙江和上海的GDP总量都是名列前茅，在揭晓的2011年全国百强县市竞争力排名中，有八个“长三角”的县市（区）进入前十位，县域经济的崛起，使“长三角”城市连片化、都市化成为可能。上海是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着“长三角”地区和整个长江流域的发展。江苏作为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经济大省，无论从古到今都是中华最富庶的地区之一，2011年GDP总量以40088亿元位于全国第二。浙江是全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也是民间融资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2012年3月28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了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逐步加快发展新型金融组织。
2、中部地区形成豫、鄂、湘为核心，以晋、皖、赣为两翼的农村金融发展圈。从地理区位来看，豫、鄂、湘三省呈现“1字形”，而山西、安徽和江西正好位于两翼。河南、湖北、湖南都是传统的农业大省，2010年它们的农业总产值位于中部六省前三位，分别为3540.8亿元、1921.7亿元和2059.6亿元，具有形成中部农村金融发展圈第一梯度地区的基础。众所周知，决定一个城市或地区是否能成为金融中心，成为哪一级别的金融中心，在以后的竞争过程中是否能取胜，经济、金融实力是最为核心的基础和先天条件，而武汉已成为中部金融实力最强的城市。
3、西部地区打造以川、渝为中心的农村金融发展圈。1997年3月24日全国人大批准设立重庆直辖市，从此将四川和重庆划为两地。尽管如此，两地区仍然是经济往来密切，有着许多共同之处。2006-2010年，四川省农村信用社贷款余额分别为1142.59亿元、1383.01亿元、1677.32亿元、2277.01亿元和1930.56亿元，一直位于西部12省市区的首位。并且，我国第一个村镇银行（四川仪陇惠民村镇银行）也是在四川省成立，对农村金融市场的改革和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另一方面，重庆是我国设立的第四个直辖市，为推动西部地区大开发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近几年经济发展迅猛，201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480元，已由2006年西部省份的第4位上升至第2位。同时，金融中心功能的发挥也要借助于中心城市发达的基础设施和有利的区位，并且这可以为金融中心在以后的竞争创造有利的外在条件。四川的成都和重庆具有许多国内知名高校，尤其是财经类院校全国闻名，经济金融类人才聚集；交通基础设施发达，联系便利；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还在西南四省区（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可以履行中央银行的职责。
4、东北地区坚持以辽为主体，黑、吉两省为补充的农村金融发展圈。东北地区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3%，2010年GDP总量33367.72亿元，占全国的8.38%，人口1.21亿，占全国总人口的9.18%。2007年在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号召下，东北三省经济发展迅速，尤以辽宁最为显著，2011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达8297元，在全国排名第9位，远远超过黑龙江和吉林两省。另外，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作为总行的派出机构，依法在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履行中央银行职能。东北共有27个村镇银行，辽宁就有15个，为打造有竞争力的东北农村金融发展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