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拉德·阿登纳(1876—1967年)，出生于科隆市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家庭。青年时代先后就读于弗赖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和波恩大学，学习法学和国民经济学。1917年出任科隆市市长。1933年因反**被希特勒政府撤职，后又两度被捕下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应美国占领区军政府之请出山，重任科隆市长。1945年，他参与创建基督教民主联盟，并担任该党主席至1966年。1948—1949年任美、英、法占领区议会委员会主席，是联邦德国基本法的主要起草人之一。1949—1963年任德意志联邦总理，并兼任外交部长(1951—1955)。执政期间，他摈弃德国传统的以武力谋求生存空间的地缘政治理论，制定了经济富国战略，重用艾哈德等一批经济专家，推行社会市场经济，使战后崩溃的西德经济在五六十年代持续高速增长，跃居西方世界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强国，被誉为“经济奇迹”。为恢复德国的主权国地位，取得美国的政治和经济支持，他在国际上奉行亲西方政策，使西德在1955年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他主张建立欧洲合众国，积极推动西欧联合，是欧洲煤钢共同体和西欧经济共同体的主要倡导者和组织者之一。他努力消除德法民族隔阂，谋求两国修好，于1963年同法国签订友好条约。他连续14年担任西德总理，在战后复兴西德的事业上功绩显赫，被认为是自俾斯麦以来德国最伟大的总理，开创了德国历史的一个新时代——阿登纳时代。
填饱肚皮政策
1949年8月，在美、英、法三国军事占领下的原德国西部，即将正式成立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简称“西德”）举行首届联邦议会选举。这是战后一直活跃于西德政坛上的两大政治力量——基督教民主联盟与社会民主党——之间第一次重大的政治较量，实际上也是控制这两大政治力量的两位铁腕人物阿登纳和舒马赫之间的一场殊死斗争。这场斗争将决定这个新成立的国家的基本性质。
在本国同胞的心目中，阿登纳是一个值得尊敬的人。他笃信天主教，生活简朴、严谨，无论是公职生活还是私生活都洁白无瑕。他两次结婚，又两次丧偶，但这并未影响他成为一个多子女家庭的慈父。在战后年代，他首先是一个效忠于本民族的人。尽管他同盟国占领当局有长期密切合作的关系，但在人民心目中从未留下同外国勾结的卑劣形象。他在同盟国的全部公务关系中保持了一种超然气派，不是拍他们的马屁，而是经常盯住他们，索取让步，或要他们改变管制措施，使德国人的生活好过一点。他使用悄悄的幕后进行的施加压力的手法，迫使占领当局做出一次又一次看来不大而又实实在在的让步。在感到有把握时，他甚至敢于拒绝服从军事长官的命令，至少是不理睬这些命令。他讲起话来，总是准确简明，虽然并不刻意寻求公众喝彩的漂亮夸张的语汇，却能打动听众的心。他做事总是一心一意，使追随他的人深信他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恰当的。
战后西德的形势，要求一个睿智贤明、品行端正、也是公认反对**的人出来带领德国人民走出失败和绝望的深渊，恢复正常安定的生活，阿登纳和舒马赫这两位政治家似乎都具备这种资格。而且从大选前的民意测验看，舒马赫似乎还稍胜一筹。然而选举的结果却是阿登纳的基民盟获胜，舒马赫的社民党被迫成为在野党。阿登纳成功的秘诀，在于他善解民意，提出了一个深得人心的竞选纲领——“填饱肚皮政策”。
阿登纳深信，在未来的国会选举中，这一因素仍将起决定性的作用。据此，他确定了以德国人真正关心的问题为基础的竞选纲领，向选民许诺，如果基民盟执政，政府将增加食物供应，为居民提供足够的住房，实行就业保险，保证通货稳定。
为了使选民相信基民盟能够兑现诺言，颇有心计的阿登纳还劝说从不参加党派活动的路德维希·艾哈德加入基督教民主联盟，领导该党的经济班子。艾哈德是巴伐利亚著名经济学家，此前曾担任美英双占区的经济部长，他在1948年实行货币改革，结束定量配给和取消工资与物价控制，已经初见成效，在国民中享有很高声望。人们认为，艾哈德参加选举，说明如果基民盟掌管政府，西德人的日常生活就有希望进一步得到改善。
选举在8月14日举行，结果虽有点出乎许多人的预料，却在阿登纳的预料之中。基督教民主联盟得到的选票占3l％，居第一位，社会民主党29.2％，其余票数落入一些小党派手里。随后，基民盟与几个右翼政党组成联合政府，阿登纳如愿以偿地登上了总理宝座。
“经济高于一切”
对年幼的联邦德国来说，它的运气特别好，因为它的政府掌握在一位合适的人物手中，他为德国人找到了一条新的生存道路。阿登纳出任战后西德第一任总理时已是73岁高龄的老人，但这并未妨碍他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他发现，那时的德国人几乎个个都患上了一种“安全综合症”，即像狂热病患者一样一心谋求生活中的安全感。在他们的心目中，日常生活必需品——头上的房子，桌子上的食物，炉子里的火，稳定的工作，一笔有实在购买力的货币收入——是最重要的。他们几乎是出于本能地渴望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的事情不再重演，生活保障是他们的最大要求，这个问题支配着他们的一切感情、思维、职业选择、婚姻，影响着日常生活的每一个方面。这一发现给阿登纳的启示是：“经济高于一切”！在他此后连续14年的总理生涯中，它一直指引和支配着他的政府的政策。
由于艾哈德、舍费尔和福克这个经济班子的努力，联邦德国经济迅速恢复，并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出现持续快速增长的势头。到1958年，中央银行积聚的黄金和美元已达73亿美元，德国马克一举成为可以自由兑换的货币，从而成为同美元和瑞士法郎并列的世界最坚挺的通货之一。
阿登纳善于用人，也善于抓时机。战后，盟国对德国工业的发展加上了种种限制，但阿登纳正确地预计到，总有一天，西方盟国会有求于联邦德国，因为它拥有战后欧洲最大的一批熟练的产业工人和生产多种产品的潜在能力，一旦时机到来，德国就会重新成为工业大国。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他敏锐地意识到这种机会到了。当时美国政府正着手搞一项耗资数十亿美元的计划，为在朝鲜作战的所谓“联合国军队”购买军需品和装备，世界钢材供应立即告急，制造军备和进行战争所必需的机床、电器、发动机、卡车、挖土机等重工业产品也严重缺乏。阿登纳认为，他在这个重要关头担任总理，有点像当一个出色的牧羊人，负责把羊群带领出荒原，走向绿油油的草地。他不失时机地通过谈判，把盟国对德国工业所加的控制一个接一个去掉了；同时政府相应制定了刺激经济发展的措施。阿登纳的努力，在造船业方面取得的效果尤为突出。
到1958年，德国人在造船业方面已经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日本。而到20世纪60年代，联邦德国已拥有一支由2700多艘轮船组成的商船队，总吨位达450万吨。
阿登纳的经济强国战略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经过战后一代人的努力，德国重新成为世界最发达的工业国之一。在改弦易辙的情况下，这个国家有了供它扩张的无限的“生存空间”，依靠它的数以百万计的大众牌汽车、机床、机车、重型工业设备、机械、发动机等出口物资，它在世界各地建立起了自己的企业桥头堡，这些桥头堡比希特勒的数百万军队在西欧、东欧和非洲进行的军事征服中建立的桥头堡更可靠、更持久。
创造双层政府体制
西德在战后很早就回到了世界舞台，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阿登纳创造的独特的政府体制，这种体制带来了普通内阁制所没有的行政高效率。实际上，这是一种双层政府体制：上层在年迈的总理、保守的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首领阿登纳妁掌管之下，主要负责国际和国内政治事务；下层在经济部长艾哈德的指挥下，依靠他的合作者财政部长弗里茨·舍费尔和联邦中央银行行长威廉·福克的得力协助，负责处理西德的经济。
阿登纳创造的双层政府体制使艾哈德的一个夙愿得以实现。这位胖乎乎乐呵呵的经济部长一直主张结束希特勒统治下实行的由政府指导和控制经济的做法，并为此做过许多努力，现在由于掌握了经济全权，可以大展宏图了。事实上，阿登纳还多走了几步，不仅他的政府不再控制经济生活，他自己也不干涉内阁部长对经济的管理。然而后来阿登纳开始对他失去对国家经济管理工作的控制表示不满。比如，1956年5月他在科隆的一次宴会上发表公开讲话时引起了相当大的风波，那时他第一次对艾哈德、舍费尔和福克公开提出批评。他对福克的贴现政策、艾哈德的降低关税做法和舍费尔的复杂的所得税条款强烈表示不满，这些问题本应在秘密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提出讨论。这件事引起了一时的轰动，似乎他的双层体制就要结束。但是艾哈德毫不退让，他表示阿登纳对经济事务的干预“是完全没有道理的”，阿登纳在同这些专家的对抗中最终退却了。
阿登纳一方面加班加点处理政治和外交事务，另一方面对于国民经济实际上扮演一个在外地主的角色。他虽然不过问经济管理事务，不打扰他的“佃户”艾哈德、舍费尔和福克的具体工作，但却以政治红利的形式“收租”，这种红利随着西德的经济恢复的迅速加快而增加。在国内，无人能动摇他的政治地位，以致使他高踞总理宝座长达14年之久，成为德国历史上任职最长的一位总理，直到1963年才以87岁的高龄告老退休。在国际上，全世界的报纸对联邦德国令人惊异的经济恢复给予越来越多的注意，阿登纳个人的国际威望也日趋上升。1953年4月，他对华盛顿进行了他的第一次访问，在那里，他受到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欢迎，被当成一位朋友和潜在的盟友，这自然是美国出于对苏冷战的需要，但也反映出联邦德国国际地位的变化。1954年12月，阿登纳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当年的风云人物”。
20世纪50年代末，德国报纸常常把阿登纳称为“俾斯麦以后最伟大的总理”。在德国人看来，这是至高无上的赞美了。但是这种赞美掩盖了这样一个简单事实：是艾哈德等人创造的欣欣向荣的经济，加上德国巨大的工业潜力，才使得阿登纳成为风云人物。如果说，阿登纳是站在联邦德国这艘航船的驾驶台的船长，自豪地把船开回国际舞台的港口，那么艾哈德就是甲板下面轮机舱中的火夫。他不断添煤，为产生蒸汽的熊熊炉火提供了足够的燃料，才使得这艘航船能够“全速前进”！
“欧洲是我的指路明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