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七年级是充满变化的一年，但是最大的变化并非发生在学校，而是在家里。邓肯外公搬来和我们一起住了。
最开始的时候是有点奇怪，因为我们中间没有谁真正认识他。当然，除了妈妈。虽然她用了一年半的时间告诉我们他是个多么伟大的人，但在我看来，他最喜欢做的事就是从临街的窗户朝外望。除了贝克家的前院，那里没什么好看的，但他不管白天黑夜都待在那儿，坐在和他一起搬进家门的大号安乐椅上，望着窗外。
好吧，他也读汤姆·克兰西的惊悚小说，看报纸，做填字游戏，看看股票行情，但这些不过是对他看街景这件事的插花。没人提出反对意见，这人总是看着窗外直到睡着为止。虽然也说不上有什么不对，但这样真的……挺无聊的。
妈妈说，他眺望窗外是因为想念外婆，但外公是不会和我讨论这件事的。实际上，他从来不跟我讨论什么事，直到几个月前，他在报纸上看到了朱莉。
不像你想的那样，朱莉·贝克并不是作为八年级的未来的爱因斯坦登上了《梅菲尔德时报》头版。不，伙计，她能登上头版是因为，她不愿意从一棵无花果树上下来。
虽然我分不清无花果树、枫树和桦树，但朱莉显然知道那是什么树，并且守在那里把这个常识分享给她遇见的每一个人。
所以，这棵树，这棵无花果树，长在山坡上克里尔街的一片空地里，很大很大。而且又大又丑。它的树干扭曲，长满节疤，弯弯曲曲，我总觉得一阵风就能把它吹倒。
去年的某一天，我终于听够了她关于这棵蠢树的唠叨。我径直走到她面前，告诉她那棵无花果树一点儿也不美，实际上，那是有史以来最难看的一棵树。你猜她怎么回答？她说我的眼睛大概有毛病。眼睛有毛病！这就是那个邻里环境破坏之王家的姑娘说出来的话。她家的灌木长得比窗户还高，到处杂草丛生，谷仓前面的空场快变成野生动物园了。我是说，她家有狗、猫、鸡，甚至养了几条蛇。对天发誓，她哥哥在卧室里养了条大王蟒蛇。十岁那年，他们把我拽进屋子，强迫我看着那条大蟒蛇吞下一只耗子。一只活蹦乱跳的、眼睛滴溜溜转的耗子。他们提着那只啮齿动物的尾巴，大蟒一下子就整只吞下去了。这条蛇让我做了一个月的噩梦。
不管怎么说，我平时很少关心别人家的院子，但贝克家一团混乱的院子是我爸爸最大的心病，而他则把这种挫折的情绪倾泻在我家院子里。他说，我们有义务让邻居看看一个正常的院子该有的模样。
所以，当麦克和马特忙于投喂蟒蛇的时候，我只好忙着给院子除草、修建草坪，打扫车道和水沟，而且依我看，我好像还真干得越来越投入了。
如果你以为朱莉的爸爸——一位又高又壮的砖瓦工——会打理院子，那就错了。据我妈妈透露，他把全部业余时间都用来画画了。他的风景画对我来说没什么特别的，但是从价签上看，他很看重这些画。每年梅菲尔德县交易会上都能看到它们，我爸妈从来只说一句话：“如果他肯把花在画画上的时间拿来打理院子，世界会变得更美好。”
我妈妈和朱莉的妈妈有时聊天。我猜想妈妈比较同情贝克夫人——她说她嫁了一个梦想家，所以，他们俩当中总有一个人过得不快乐。
那又怎样。也许朱莉对美的敏感正是遗传自她爸爸，并不是她的错。但朱莉总觉得那棵无花果树是上帝送给我们宇宙中这个小小角落的一份礼物。
三年级和四年级的时候，她经常和哥哥们一起坐在树杈上，或者剥下大块的树皮以便沿着树干滑到杈弯。无论什么时候妈妈开车带我们出门去，总能看见他们在那里玩。我们等红灯的时候，朱莉就在树杈间荡来荡去，总是快要摔下来跌断每一根骨头的样子，于是妈妈就会摇着头说：“你永远也不许像这个样子爬树，听见没有，布莱斯？我永远也不想看到你这样！你也是，利奈特。实在太危险了！”
姐姐一般会翻个白眼，说“废话”；而我则把头躲到车窗下面，祈祷在朱莉还没把我的名字喊得震天响之前赶紧变灯。
我确实试着爬过那棵树，只有一次，在五年级。在那之前一天，朱莉帮我把风筝从树上那些会“吃玩具的叶子”里取了下来。为了取我的风筝，她爬到特别高的地方，下来之后一脸淡定。她没有扣下风筝作为“人质”，也没像我担心的那样撅起嘴巴不理我。她只是把风筝递给我，然后转身走了。
我松了口气，同时觉得自己太逊了。当时我看到风筝挂住的位置，马上认定它已经回不来了。但朱莉不这么想。她二话不说就爬上树帮我拿下来。嘿，这真让人尴尬。
我默默地计算了一下她到底爬了多高，然后第二天计划至少爬到比她高出两根树枝的位置。我攀上了第一个大的杈弯，向上爬了两三根枝杈，然后——只是想看看自己进展如何——我向下看去。
大——错——特——错！我仿佛站在帝国大厦的顶层，没系安全带。我试着抬头寻找昨天风筝挂住的位置，但是根本看不见。我是个不折不扣的爬树白痴。
上了初中，我以为朱莉会从此消失的梦想也破灭了。我需要坐校车，而那个名字也不能提的人也是。我们这一站大概有八个学生一起等车，总是吵吵嚷嚷的，算是缓冲地带，但绝不是个安全地带。
朱莉总想站在我身边，跟我说话，或者用别的什么方法来折磨我。
最后她选择了爬树。一个七年级的女孩，开始爬树——爬得高高的。为什么？因为这样她就能居高临下地冲我们喊：校车离这儿还有五……四……三条街！一个挂在树上的流水账式交通岗哨！每个初中同学每天早上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她说的。
她想叫我爬上去跟她待在一起，“布莱斯，上来呀！你绝对无法想象这儿的景色有多美！太神奇了！布莱斯，你一定要上来看看！”
是啊，我都能想象出来：“布莱斯和朱莉坐在树上……”二年级的往事，难道还阴魂不散吗？
一天早晨，我刻意地没有向树上看去，她忽然从树杈上从天而降，生生地撞到了我。心脏病都要犯了！
我的背包掉在地上，还扭到了脖子，都赖她。我再也不愿意跟这只从精神病院跑出来的发疯的猴子一起在树下等车了。从此以后，我总是拖到最后一分钟才从家里出来。我设置了属于自己的校车站，看到校车快到了，就冲到山坡上去登车。
没有朱莉，就没有麻烦。
这种状况贯穿了七年级和八年级的大多数时间，一直延续到几个月前的一天。那天，我听到山坡上一阵骚动，几辆卡车停在克里尔街平时的校车站。一些人仰着头冲朱莉喊着什么，而她当然是在五层楼高的树顶上。
孩子们也慢慢朝树下聚拢过来，我听见他们说她必须从树上下来。她很好——对于任何一个耳朵没有问题的人来说都听得出来——但我不明白他们在吵什么。
我冲上山坡，当我离得近一点儿、看清那些人手里拿的是什么，我立刻明白了为什么朱莉拒绝从树上下来。
那是一台链锯。
千万别误解。这棵树长满了多瘤的树脂，纠结成难看的一团。和那些人吵架的人是朱莉——全世界最麻烦、最霸道、永远全知全能的女人。但是一瞬间我的胃就抽搐起来。朱莉爱这棵树。虽然听起来很蠢，可她就是爱这棵树，砍树就等于在她的心里砍上一刀。
每个人都劝她下来，包括我在内。但她说绝不下树，永远也不，然后她试图说服我们。“布莱斯，求你了！上来跟我一起。如果我们在这儿，他们就不敢砍树了！”
我思考了一秒钟。但这时校车来了，我告诉自己不要卷进去。这不是我的树，而这也不是朱莉的树，虽然她表现得好像是她的。
我们登上校车，把她一个人留在那里，但这些都没有用。我忍不住一直在想朱莉。她还在树顶上吗？他们会不会把她抓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