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微观运行机制方面，“七五”时期，国务院先后发布企业扩权十条、二十条，企业在生产经营领域的自主权，逐步扩大到产品生产、销售、原材料采购、产品价格、职工工资和劳动管理制度、机构设置、资产出租与转让、企业联营、投资等。尤其是《企业法》的颁布，标志着企业生产经营自主权有了法律保证。
企业之间的兼并、联合有较快的发展。仅1989年，就有2315个企业兼并了2559个企业，转移存量资产有20.15亿元，企业之间的兼并促进了企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的合理化和资源的优化配置，较好地解决了优势企业求发展、劣势企业求生存的问题。据对2559个企业被兼并后的调查，其中47%的亏损企业已扭亏为盈，减少亏损1.34亿元。近年来，横向联合基础上产生的企业集团有了较快的发展，到1990年底，已有各种类型的企业集团近2000家。实践表明，凡是建立起正常运行机制的企业集团，都较好地发挥了整体优势，实现了专业化改组，形成规模经济，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
初步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相结合的社会分配格局，并开始建立新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国有工商企业中，普遍实行了企业工资总额与企业经济效益挂钩，职工劳动报酬与个人劳动贡献挂钩的办法，开始打破“大锅饭”的平均主义分配制度。与此同时，改革劳动制度和干部人事制度，实行干部能上能下，工人能进能出，工资奖金能高能低的分配制度逐步形成。此外，在职工退休养老保险、待业保险、医疗保险和住房制度改革也迈出了步子。
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使我国经济大踏步走上世界舞台。
我国在1979年确定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以来，短短十年间，迈了几大步：第一步是1980年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建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第二步是1984年开放沿海城市大连、天津、上海、广州等14个城市；第三步1985年又开放了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三角地带以及山东半岛、辽东半岛经济开放区；1989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海南省并作为经济特区；第四步，1990年又决定开发和开放上海浦东开发区。这样，形成了从南到北一个开放的前沿地带，人口2亿多，工农业产值占50%以上，对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和广泛影响。开放的势头是多层次、全方位、多形式的新格局。除沿海地区对外开放步伐迈得快以外，内地对外开放也逐步发展起来，特别边境地带的双边贸易有了新的突破。
进出口增长快，商品结构有所调整。1990年海关进出口总额达1154.1亿美元，比1985年增长65.8%，年平均增长10.6%。其中出口总额达620.6亿美元，进口总额533.5亿美元，年均增长分别为17.8%和4.8%。我国已同世界上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出口在世界贸易中的位次，从1985年的第16位上升到目前的第14位。缩短了我国与世界主要国家贸易水平的差距。进出口商品结构有所改善，进口的高档耐用消费品大幅度下降，初级产品比重由12.5%，提高到18.5%，出口金额在1亿美元以上的商品由32种增加到83种，工业制成品比重由49.4%上升到74.5%。
利用外资增长较快。“七五”时期全国实际利用外资达到462.8亿美元，比1979—1985年7年累计增长1.1倍。目前我国批准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已达2.9万项，投产开业的企业已超过1万家。
应当肯定，80年代，特别是“七五”期间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这是过去十年所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化，也是我国国民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最基本的推动力。
第四，经济建设持续高涨与治理整顿，“七五”计划的完成。
以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为中心的“六五”计划的全面完成，国民经济呈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趋势，为“七五”计划的实施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随着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和对外开放的新步伐，给国民经济建设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推动力。在十三大正式通过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实施“七五”计划有了更明确的方向。经过五年，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的艰苦努力，克服困难，胜利完成了“七五”计划的各项任务。经济实力增强，国内市场供应充足，对外经济活跃，居民生活进一步改善，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有了新的发展。在实施“七五”计划过程中，出现了经济发展一度“过热”，带来了一些问题：票子发得多了一些，物价波动大了一点，重复建设比较严重，造成了一些浪费。为此，1988年10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十三届三中全会确定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在经过一年的治理整顿取得初步成效的基础上，1989年10月到11月间，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三届五中全会，认真地研究了我国经济形势，总结经验教训，在充分肯定已取得的成就的前提下，坚定不移地把治理整顿深入进行下去，通过了《关于进一步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进一步正视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治理整顿的时间为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明确治理整顿的目标；确定继续控制社会需求和坚持财政信贷双紧方针；明确加强农业等基础产业和调整经济结构的任务；认真整顿经济秩序，特别是流通秩序；千方百计提高经济效益；继续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加强党对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领导。
经过3年的治理整顿，通货膨胀得到了控制，经济秩序好转；经济持续增长，农业连年丰收，市场商品丰富，人民安居乐业，胜利地全面地完成了“七五”计划，这些成绩是在打破一些国家对我国实行经济制裁的情况下取得的，是来之不易的。实践证明，改革开放保证了治理整顿任务的胜利完成，治理整顿又为改革开放迈出更大步伐创造了有利条件。
“七五”计划所取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成就是巨大的。主要是：
国民经济增长较快，高于计划要求。
“七五”时期平均增长率
“七五”时期经济平均增长率高于计划要求，也高于同期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的3%的水平，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保持增长速度的国家和地区之一。这五年间，无论是国民生产总值，国民收入，工农业总产值都是年年上升的。
农村经济全面发展，粮食、油料、糖料创历史新纪录。以粮、棉、油、糖为主要标志的种植业生产，“七五”前期处于徘徊状态。从1979年到1984年，农业生产有了重大突破，粮食年年增产。但从1985年到1988年粮食产量却没有超过1984年。1988年粮食总产量为39408万吨，比1984年减少1323万吨，而同期人口却增加了5082万，人均占有粮食产量从392公斤，下降到360公斤，减少32公斤。棉花、油料、食糖也相类似的情况。造成这种滑坡的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对农业生产形势估计有利方面多，考虑不利因素少，有些盲目乐观；在工业生产过热的情况下，放松了对人口增长的控制；国家、地方乃至农民对农业生产的投入有所减少，1985、1986年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整个基本建设投资的3.3%，农民由于粮食、棉花、油料等种植业的收益偏低，生产积极性有所下降，由于农业投入减少，造成农业水利建设设施失修老化，土壤肥力下降，缺乏发展后劲等问题；此外，基建项目日增，不断占用耕地，每年耕地减少小则300万亩，多则500到600万亩。到1987年农民人均耕地只有1.33亩，美、苏同期人均为12亩。在治理整顿期间，充分认识了我国农业面临的严峻形势，齐心协力把农业搞上去，采取得力措施；增加农业投入，1986年农业投入为35，06亿元，到1989年为50.65亿元，1990年为70.44亿元。积极推广先进农业科学技术成果，各行各业大力支援农业，在育种、肥料、地膜、农药、柴油、耕作方式等方面，推广新技术，加强物质上的支援。继续深化农村改革，执行稳定的农村政策，这对调动广大农民的农业生产积极性是非常重要的。这几年的实践，我们逐步明确发展农业生产必须抓好上述三个环节：一是投入，二是科技兴农，三是正确的农村政策。由于上述措施，“七五”期间的后两年，整个农业生产形势出现了重要的转机。1990年粮食总产量达到43500万吨，比1985年增加5589万吨，也比大丰收的1984年增加2769万吨，从而扭转了粮食生产长达五年的徘徊局面。棉花总产量达到497万吨，是1985年以来的最好水平；油料总产量达1615万吨，比1985年略有增加；糖料总产量达7180万吨，比1985年增产1133万吨。烤烟、茶叶、水果等产量在整个“七五”时期都有增长。1990年粮食、油料、糖料等产量均创历史最高纪录。
畜牧、水产养殖业持续稳定发展。自1985年起放开了畜产品和水产品价格，加上“七五”时期各级政府都十分重视城乡人民的“菜篮子”建设，并且专门拿出几百亿公斤饲料扶持饲养业，畜牧、水产养殖业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与1985年相比，1990年猪牛羊肉产量达到2504万吨，增加743万吨，增长42.2%；牛奶产量413万吨，增长65.2%；水产品产量1218万吨，增长73%。这为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创造了十分重要的物质条件。
农村产业结构有了较大的调整，随着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在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双重机制的作用下，整个农村产业结构有了较大的调整。农村社会总产值中，农业总产值占46.1%，非农产业产值占53.9%（包括农村工业、农村建筑业、农村运输业和农业商业、饮食业）。形成了农村产业结构的新格局，加快了农村工业化的进程。农村内部结构调整的趋向是：种植业产值比重下降，林、牧、副、渔业产值比重提高。1990年，农作物种植业产值在农业产值中所占的比重由1985年的63%下降为58.6%，而林、牧、副、渔业产值比重则由1985年的37%提高到41，4%。在种植业产值中，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产值所占比重下降，分别为1985年的62.4%和20.5%下降为1990年60.3%和l8.7%；蔬菜、茶、桑、果等其他农作物产值比重上升，由17.1%上升为21%。农村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创汇农业和外向型乡镇企业得到一定的发展，农村产业结构已经开始从封闭式向开放式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