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0日，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议上作题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讲话。这个讲话，郑重地宣告：全党把工作着重点从今年起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去。这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的转折。这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开端。这个讲话，首次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调整国民经济的重大决策，并说明这次调整是前进中的调整，是为了给实现四个现代化打好稳固的基础。这个讲话，再次强调：“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他指出了中国国情两个重要特点：一个是底子薄。技术落后；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过去30年中，我们的经济经过两起两落，特别是林彪、“四人帮”十年“文革”中的大破坏，后果极其严重。二是人口多，耕地少。全国人口9亿多，其中80%是农民，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这种情况很不容易改变的。这就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必须考虑的特点。这个报告，代表中共中央强调：“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4月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主要内容是讨论经济问题，正式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决定用三年时间进行国民经济的调整。会议开始，李先念代表党中央作重要讲话。会议印发了邓小平、陈云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讲话、国家计委调整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说明。李先念讲话，首次传达了中央和国务院经过反复酝酿、慎重考虑之后，作出集中三年时间搞好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的重大决策，为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奠定更加稳固的基础。讲话中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和调整的必要性作了详尽的分析。应该肯定，“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出现了一个全国各族人民多年渴望的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争取到了一个良好的、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国际环境；国民经济全面恢复发展的好形势是过去十多年来所没有过的，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事业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李先念提出，“我们的经济恢复既然取得了很大成绩，为什么还要提出三年调整的问题呢？这主要是因为，林彪、‘四人帮’长期干扰破坏造成的后果极其严重，重大比例严重失调，国民经济濒于崩溃，这实质上就是一种经济危机。”李先念还指出：然而，我们对这种严重状况缺乏全面的、切合实际的分析，也由于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因此，“我们对顺利的一面看得多了，对问题和困难的一面看得少了，对经济发展的要求急了，步子迈得不够稳。”现在，我们主动地暴露矛盾，正视工作中的缺点，自觉地采取果断、有力而又审慎、稳妥的措施，下决心搞好整个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这正是有信心的表现，是为了更好地前进。讲话还具体地说明了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指导思想、主要任务及其原则措施。李先念指出：“我们一定要从自己国家的实际出发，走出一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式的道路。我们这次提出进行经济调整，就是要认真贯彻上述的指导思想，实现以下的主要任务：坚决地、逐步地把各方面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基本上调整过来，使整个国民经济真正纳入有计划、按比例健康发展的轨道；积极而稳妥地改革工业管理和经济管理的体制，充分发挥中央、地方、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继续整顿好现有企业，建立健全良好的生产秩序和工作秩序；通过调整、改革和整顿，大大提高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更好地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强调贯彻新“八字”方针要执行十二条原则措施：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搞上去，调整好农业和工业的关系；加快轻纺工业的发展，使轻、重工业比例协调起来，使商品供应同国内购买力和对外出口增长相适应；突出地加强煤、电、油、运输和建筑工业的生产建设；坚决缩短基本建设战线；认真调整工业企业；引进要循序前进；多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扩大出口；对物价作必要的调整；切实解决好劳动力的安排问题；坚决控制人口的增长；做到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改善人民生活；各项计划相衔接不留缺口。讲话中对继续搞好企业整顿，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李先念指出：“我们在经济调整中，必须继续搞好企业整顿。在全国范围内，在各行各业中，广泛地、深入地、持久地开展大规模的群众性的增产节约运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企业都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提出增产节约的奋斗目标和具体措施，为此，必须抓紧整顿企业工作，首先要整顿好企业的领导班子，然后，着重在提高管理水平上下功夫。讲话中阐述了关于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原则和方向。在详尽揭露了我们现行的经济管理体制诸多弊病的基础上，肯定了非进行改革别无它路。对改革的原则和方向提出了四点：(1)在我们的整个国民经济中，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2)扩大企业的自主权，并且把企业经营好坏同职工的物质利益挂起钩来。(3)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明确中央和地方的管理权限。（4）精简行政机构，更好地运用经济手段来管理经济。李先念强调指出：“体制改革的确是一件关系国民经济全局的大事，是一件极其复杂和艰难的工作，我们的态度要积极，但改革的方法步骤一定要稳妥可靠。全盘的重大改革，如果不把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状况基本上改变过来，生产建设不进一步建立起正常的良好秩序，是难以进行的。”讲话最后提出：要统一领导同志的思想，进一步统一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决心要大，工作要细，要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坚定不移地做好这项工作。
与会同志深入讨论了李先念的重要讲话和会议印发的文件。思想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一致同意党中央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和调整后1979年国民经济计划。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是继上次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一次重要会议。对胜利地实现党和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将产生重大的作用和深远的影响。会议在初步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以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坚决清除长期存在的“左”的错误影响的基础上，确定“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这可以说，是在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我国经济建设指导思想的根本转折。
（三）“调整、改革、整顿、提高”方针的实施和“六五”计划的完成
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决策后，接着，6月举行的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讨论并通过国务院的《政府工作报告》，决定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上来，并且把实行“八字”方针作为重点转移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第一个战役。
“八字”方针贯彻的过程，不仅仅是经济工作拨乱反正的历程，即我国在经济发展战略、经济管理体制和对外经济关系的战略转变过程；同时，也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指引下，真正从我国国情出发，开创一条发展我国经济的新路子，这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初步贯彻“八字”方针，调整初见成效。
“八字”方针提出后，1979、1980年间党中央和国务院采取一系列重要政策措施，推进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工作。
农村率先体制改革，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农业与工业的比例关系得到调整。
为了尽快地发展农业，1979年1月1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决定》指出：“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集中精力使目前还很落后的农业尽快得到迅速发展，因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高速度发展是保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方针。”为了加快农业的发展，必须统一全党对农业问题的认识，加强党和国家对农业的领导，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保证农民的民主权利，切实加强国家对农业的物质和技术装备的支援。这两个文件规定一系列调动和保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重要政策措施：要切实保护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任意侵犯和剥夺；要认真执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在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的边远山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可以包产到户；社员自留地、自留畜、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不能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去批判等等。这些规定，有利于推动农村已经出现的改革试验。
率先开始农村体制改革的地区，有安徽、四川、云南、广东四省。他们在认真纠正农村工作“左”的错误的基础上，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有领导地大力试行生产责任制，广泛调整农业政策，农村面貌迅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农业生产获得了历史上最高水平，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调动起来，农民贫困面貌大有改观。.在安徽、山东、河南等省一些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三靠”社队，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一年，就改变了吃粮靠返销的局面，有的有不仅不再靠救济，而且有了偿还贷款的能力。
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落实中央两个农业文件，有效地调动了广大农民和农村干部的积极性，他们从本地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建立了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党中央重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情况，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了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并写出了讨论纪要。同月27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中央为此写了通知，要求及时组织传达讨论，统一认识，做好工作。文件明确指出：“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的地区”，“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还指出：在我国当前的具体条件下实行包产到户，是依存于社会主义经济，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什么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因而并不可怕。这一正确论断，打碎了20多年来强套在“包产到户”头上的枷锁，受到农民的热烈拥护，对统一全党的认识，推进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有着重大意义。
实践结果，实行“双包”的体制，不仅适合于边远山区和贫困落后地区，富裕的和比较富裕的地区的社队也纷纷实行，而且大都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1983年1月2日，中共中央印发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的《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作为草案，发各地试行。这个文件对我国农村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发生最重大而影响深远的变化——普遍实行了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而联产承包制又越来越成为主要形式作出了科学的概括，并正确阐明了它对社会进步的巨大作用和深刻的理论意义。中央认为：“联产承包制采取了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相结合的原则，使集体优越性和个人积极性同时得到发挥。这一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必将使农业社会主义合作化的具体道路更加符合我国实际。这是在党领导下我国农民的伟大创造，是马克思农业合作化理论在我国实践中的新发展。”中央还认为：“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各项农村政策的推行，打破了我国农业生产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促进农业从自给半自给经济向着较大规模的商品生产转化，从传统农业向着现代化农业转化。这种趋势，预示着我国农村经济的振兴将更快到来，从而为实现党的十二大的战略目标提供更为有利的条件。”此外，文件还对农业发展规划、农村发展道路、稳定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以及农村领导体制等14个问题作了规定。这对指导我国农村体制改革和振兴农村经济有着极大的促进作用。
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像雨后春笋，破土而出，迅猛发展。1979年还在少数农村地区出现，是年年底，实行“双包”的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1.1%；到1980年底，上升到14.9%；1982年6月，猛增为86.7%；1983年初，达到93%。短短几年，在我国农村出现如此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克服了集体经济长期存在的生产上的“大呼隆”和分配上的“大锅饭”的弊病，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长期以来没有解决的根本问题，使农村生产力获得充分发展的前提条件，开辟了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新途径，意义是极为深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