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大批所谓“右倾翻案风”，在政治上全盘否定1975年的整顿，诬蔑为“复辟”。他们把《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中国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和《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当做“复辟资本主义”的“三株大毒草”横加批判。他们炮制了所谓“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关系新变化”的理论，抛出“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党内资产阶级”的荒谬逻辑，把1975年的整顿当做“走资派还在走”的“罪证”，再次把一大批党政军的领导干部打倒。直至1976年4月7日，中央政治局错误地作出了《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四人帮”大批所谓“右倾翻案风”，在经济上，恶毒攻击实现四个现代化就是“资本主义”，叫嚷“现代化”实现之日，“就是红旗落地、资本主义复辟之时”。他们大肆鼓吹“宁要”工厂“不出产品”，农场“颗粒无收”，火车“晚点”，青年工人“不学文化”。他们把发展生产力看成为“复辟行为”，却把破坏生产力称为“革命行动”。他们诬蔑按劳分配原则是“产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基础”，关心群众生活是所谓修正主义的“物质刺激”。他们歪曲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攻击进口成套乙烯装置、出口石油是“卖国主义”、“汉奸行为”、“崇洋媚外”。他们把加强企业管理歪曲为搞修正主义的管、卡、压，把社会主义经济核算说成是“利润挂帅”等等。
“四人帮”是唯恐天下不乱的。他们妄图乱中夺权，一网打尽。在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大批领导干部再次被批斗、打倒，各级领导机关又受到严重冲击、改组。同样各级经济机构也难以逃脱，再度陷入瘫痪或半瘫痪之中，正常的经济秩序受到很大破坏，许多法令和规章制度也被废除。他们还到处支持一些靠“文化大革命”起家的打砸抢分子、帮派骨干破坏生产，乱中篡权。江青于2月下旬秘密指使唐歧山等人插手郑州铁路局的工作，把郑州铁路局搞得混乱不堪，全年发生12次全局性的大堵塞，保留列车最高达81列，使京广线处于半瘫痪状态，大量物资积压在郑州，造成了12个省、市煤炭供应紧张，影响了半个中国。与此同时，兰州铁路局、太原铁路局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造成全国十几条铁路干线经常不畅通的严重局面，全年少运物资达4600多万吨，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仅从1月至5月，钢欠产123万吨，化肥、棉纱等其他主要工业产量也大量欠产，影响市场少供应14亿元的商品，减少财政收入20亿元。据此，预计本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难以完成。
面临上述的严重情况，5月31日中央政治局在听取国家计委的工作汇报后决定召开全国计划座谈会。从7月6日至8月1日举行的全国计划座谈会，提出了调整本年度国民经济计划的建议，得到政治局的同意，把钢的生产指标由2600万吨调到2400万吨，基本建设拨款比原定计划减少20亿元，从外贸库存中再拿出20亿元，的商品投放市场，进口计划压缩5亿美元，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10—20%。尽管作了这样的调整，在“四人帮”横行捣乱的情况下，计划实际上也是无法得到落实。在这次计划座谈会上，王洪文、张春桥频繁活动，在会上发难。要揭1975年国务院务虚会和全国计划会议的内幕，要追所谓“右倾翻案风的风源”，并诬蔑这两次会议是“右倾复辟的高潮”。在这样的情况下，会议是难以解决当时经济工作中的严重问题。
1976年是风云突变、多事之年，这一年是“四人帮”对社会主义建设破坏最严重的一年，也是全党、全国人民同“四人帮”生死搏斗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这一年，我们国家遇到了史无前例的“天灾人祸”，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袖相继与世长辞；1976年7月发生了唐山大地震的灾害；“四人帮”兴风作乱，妄图乱中夺权，这一切，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处于极为艰难的停滞局面。1976年国民经济计划实行的结果，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只增长1.7%，大大低于计划要求增长7—7.5%的速度。其中农业增长2.5%，比计划要求的4%低1.5%；工业增长1.3%，比计划要求的8.2—9%低6.9—7.7%。主要产品产量除少数项目略有增长外，绝大部分没有完成计划指标。粮食5726亿斤，比上年只增加36亿斤。完成计划99%；棉花4110万担，减少651万担，完成计划79%，倒退到低于5年前的生产水平；原煤4.83亿吨，增加100万吨，完成计划101%；原油8716万吨，增加1010万吨，完成计划的低限指标；发电量2031亿度，增加73亿度，完成计划96%；棉纱1080万件，减少82万件，完成计划88%；铁路货运量8.2116亿吨，减少4630万吨，完成计划91%。基本建设投资，国家预算内安排部分完成311亿元，加上自筹共完成376亿多元，比上年减少32.8亿元；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为58.9%，全部建成的大中型项目85个，比上年少82个，可以说是历史上投资效果最差的年份之一。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完成1339亿元，比上年增加68亿元；进出口贸易完成264.1亿元（折合134.4亿美元）。年底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包括计划外用工）6860万人，比上年增加434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2.7%。比上年降低3%。国家财政收入完成776.6亿元，比上年减收39亿元；财政支出806.2亿元，比上年减支14.7亿元；收支相抵，当年出现财政赤字29.6亿元。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陷入严重失调的状况，人民生活明显下降。
从1974到1976年间，国民经济建设处于动荡起伏的状态。究其根源，主要是“四人帮”的横行和“左”倾严重错误占统治地位。尽管1971年底开始，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经济调整，使形势有了转机；但是，1974年“四人帮”险恶地发动“批林批孔”运动，使经济建设急转直下；1975年邓小平坚决进行全面整顿以后，经济迅速恢复并有所发展；可是，又被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所冲垮，经济建设再度陷入混乱倒退。
（五）“文化大革命”期间经济建设的历史教训
“文化大革命”打乱了中国经济建设正常的健康的发展。这十年中，经济建设经历了由“上升——下降”、“回升_又下降”和“再上升——再下降”这样“三起三落”的过程。
在这10年经济建设起伏不定的变化过程中，由于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的支配；又由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使我国国民经济遭到巨大的损失。但是，“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这样的估计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我们应该从严重挫折和错误中总结出有益的历史教训，引为鉴戒。
第一，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和严重后果。
“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场内乱，一则来源于领导者坚持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支配着政治生活、经济工作、思想文化各个领域；二则来源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党内的“左”倾错误，并把它推向极端。因此，十年内乱中，经济领域同其他各个领域一样都遭到极其严重的破坏，造成巨大的损失。
1.生产发展速度下降，其中有几年农业、工业或国民收入出现了负增长，经济损失很大
十年动乱中，生产发展的速度是呈现下降的趋势。1966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7.3%，而1967年则比上年负增长9.6%，1968年继续下降，比上年又负增长4.2%。随后，1969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较大增长，达到23.8%，1970年又比上年增长25.7%，这带有恢复性质，也包含有不切实际地追求高速度所造成的结果，隐藏着极不正常的因素。按可比价格计算，工农业总产值在这十年间平均每年增长7.1%，大大低于1952年至1966年平均每年增长10%的速度。凡是工农业总产值下降的年份，国民收入同样出现负增长，例如1967年比上年负增长7%，1968年又比上年负增长1.5%。
生产发展速度的下降，意味着经济上的巨大损失。例如1976年大搞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四人帮”肆意破坏生产，整个经济工作又陷入混乱之中。这一年，工业净产值下降5.3%，其中钢产量由上年的2390万吨下降到2046万吨，一年减少344万吨。财政支大于收，赤字29.6亿元。1974至1976年这3年共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据有关部门把十年内乱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作了一个估算，国民收入损失为5000亿元。连同1958年开始三年“大跃进”所损失的1200亿元，总共达6200亿元。这样损失接近于建国以来新增加的固定资产。从1950年到1983年，我国实际完成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仅包括全民所有制单位）达到8969.5亿元，新增固定资产6440多亿元。那就是说，两次失误，使我们白白葬送了30多年来可再增长一倍的家底。
2.积累和消费、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关系又一次严重失调，使我国的产业结构畸形发展
在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方面，从1970年以后，积累率一直超过30%以上，其中1971年高达34.1%，“四五”时期积累率平均为33%，仅次于“大跃进”期间，比“一五”时期积累率平均为24%高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加上10年来生产发展速度下降，而人口急剧增长，10年间共增加1.9亿人，相当于一个日本加一个法国的人口总数，由此可见，新增加的国民收入，大部分用来抵充新增加人口的消费也是很有限度的，势必影响人民的正常消费，造成对人民生活大量的“欠账”。
在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方面，由于片面强调三线建设，突出战备，坚持“以钢为纲”，10年内乱中，把刚刚调整过来的农、轻、重协调的比例关系又重新恶化起来。首先，表现在重工业投资比重过大，“三五”时期重工业投资占基建总投资的57.4%，“四五”时期占54.8%。这是超过建国以来任何一个时期的比重。就同苏联相比，也大大超过苏联“一五”时期的31.9%，超过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39.8%。这确实在世界上不多见的。在“三五”期间，冶金工业、机械工业、重工业投资比重之大，超过任何时期，同期轻、重工业投资比例为1：14，05，两者悬殊很大。10年内乱中，特别是1970年重工业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的比重竟高达60.9%，1971年达61.5%。这两年，冶金、机械和军工投资总和都占去全部重工业投资的一大半。轻、重工业的比重更为悬殊。到了“四五”时期，军工和机械工业投资有所下降，但石油化工工业投资大大加重，这一时期突出地把投资放在冶金工业、石油化工工业。其次，表现在农、轻、重在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不协调。从1966年到1976年，重工业的比重由32.7%，增长为38.9%，10年中最高达39.5%；而农业则由35.9%下降为30.4%；轻工业由31.4%下降为30.7%。10年中，在工业净产值中轻、重工业的比例是，1966年，轻工业占47.2%，重工业占52.8%；到1976年，轻工业占44.4%，重工业则为59.6%。可见，10年间，生产资料这条腿更长了，而消费资料这条腿更短了，又拖住了生产资料发展的后腿，加剧了已经不那么协调国民经济结构。
在农业内部的比例关系，由于片面强调“以粮为纲”，经济作物和林、牧、副、渔业受到排挤，甚至“以粮为纲”，砍掉一切。毁林开荒，围湖造田来增产粮食，使自然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的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