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打乱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正常发展的进程，使党探寻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遭受新的挫折。
这10年间，我们党由于毛泽东对于国内外形势作出了违反实际的估计，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错误理论的指导下，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加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这个错误，并把它推向极端，造成了空前的大灾难：政治上的大破坏、思想上的大混乱、经济上的大倒退和文化教育上的大摧残。
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党内的健康力量和广大人民，对于“左”倾错误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批判，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进行了艰难曲折的斗争。这样，使得“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新型杂交水稻的育试和推广等等。”当然，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一）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和经济建设开始逆转
从1961年开始，中共中央为了克服“大跃进”所造成的国民经济严重失调的极端困难，实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经过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用了五年的时间，使国民经济迅速得到恢复和发展，各条战线重新出现欣欣向荣的局面，展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前景。
第一，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
为了实现国民经济的发展，在1964年12月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总的说来，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是实现上述第一步任务的一个关键时期。”这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确定了正确的战略目标。
根据上述战略目标，1964年开始着手研究和编制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三个五年计划。1964年5月，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的主要内容是讨论国家计委提出的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的初步设想和国家计委、国务院农办提出的第三个五年农业发展计划的初步设想。当时，就明确提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首先大力发展农业，基本上解决人民的吃穿用问题；其次，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努力突破尖端技术；再次，为支援农业和加强国防的需要，加强基础工业，继续提高产品质量，增加产品品种，增加产量，使我国国民经济建设进一步建立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商业、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事业，使国民经济有重点，按比例地向前发展。这个计划设想，贯彻了以农、轻、重为顺序，把解决人民吃穿用放在第一位，兼顾了国防建设的精神，这是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
但是，由于当时美帝国主义扩大侵越战争，和毛泽东对于战争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因而一再强调必须积极备战要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并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因此，国家计委根据毛泽东多次谈话的精神和各大区的意见，1965年9月拟定了第三个五年计划草案，经中央讨论基本同意。
这个草案，实质上是以备战为中心的计划。突出强调加快内地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集中力量尽快地把内地的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建设起来，使之成为初具规模的战略后方。
这个草案，提出了“三五”期间的主要指标：基本建设投资总规模为850亿元，其中内地投资360亿元，占总投资的43%。1970年粮食4400亿斤至4800亿斤，棉花4400万担至4800万担，钢1600万吨，原煤2.8亿吨至2.9亿吨，原油1850万吨，发电量1100亿度，木材3700万立方米，水泥2000万吨，化肥1800万吨，棉纱900万件，铁路货运量7亿吨。1970年工农业总产值2700亿元至2750亿元，每年递增7%左右。农业每年递增4—5%，工业每年8%，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财政收支各3050亿元。
这个计划草案，在主要指标和发展速度上是留有余地的，重视内地建设是必要的；但是，总的倾向突出备战。这同当时对战争爆发的可能性、紧迫性作了过分的估计有着直接的联系，导致对内地建设要求过急，投入过多的力量，搞得过于冒失，特别是由于林彪提出“山、散、洞”的口号，使内地建设造成更加严重的后遗症。
根据第三个五年计划总的部署，1965年10月至11月间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贯彻积极备战、加快国防工业和内地建设的方针，讨论和安排了1966年国民经济计划，确定了钢铁、煤炭、电力、石油、机械、化学等项工业建设重点；规定了本年度的主要指标。
1966年基本建设投资155.7亿元，计划施工的大中型项目846个，计划迁建项目152个，其中继续迁建的61个，新迁建的91个。国家财政收支各510亿元。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指标：粮食3900亿斤至4000亿斤，棉花3900万担至4000万担，钢1300万吨，煤炭2.39亿吨，化肥1065万吨，发电量750亿度，原油1300万吨，木材3192万立方米，水泥1700万吨。工农业总产值2112亿至2122亿元，比上年预计数增长10%至10.5%，其中农业总产值600亿至610亿元，比上年预计数增长5.3%至7%，工业总产值1512亿元，比上年预计数增长12%，社会商品零售总额709亿元。对外贸易出口总额21.67亿美元，进口总额23.2亿美元。
1965年11月21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和下达了这个计划。
1966年初，在党的领导下，各级政府机关积极组织各行各业，努力实施本年度的国民经济计划，国务院重视抓紧农业和人口增长这两个关系重大的问题。
1966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批发了卫生部部长钱忠信关于计划生育的几个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肯定了几年来全国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同时指出如果继续保持目前27.8%的自然增长率，则我国人口的增长将是很快的。这就会给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不少的问题，对吃穿用等经济计划有很大的影响。“三五”计划草案提出到1970年全国人口应控制在8亿，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各地应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1962年12月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认真总结经验，逐步推广，努力使城市和人口稠密的农村，人口的增长幅度继续下降。
1966年3月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成立北方八省（市、自治区）农业小组的通知》，确定把山西、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内蒙古、辽宁、北京八个省（市、自治区）的农业，作为农业战线上的一个战略主攻方向。中央北方八省（市、自治区）农业小组，由周恩来担任组长。毛泽东在1966年2月间，就多次谈到我国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问题。他主张要抓紧从今年起的15年，各省、市、自治区应当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做出一个五年、七年、十年的计划，从少数试点，逐步扩大，用25年时间（从1956年算起），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随后，同年7月，武汉召开了农业机械化湖北现场会议，提出了关于农业机械化规划的几个问题的文件。会议认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必须从我国农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发挥地方和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会议提出了农业机械化长远规划的初步设想和具体措施。
第二，“文化大革命”爆发对经济建设的冲击。
1966年上半年，整个国民经济建设发展的趋势是好的。同上年同期比较，全国工业总产值增长20.3%，钢增长20.7%，原煤增长12.6%，原油增长28.4%，发电量增长20.3%，棉纱增长15.6%，化肥增长41.8%，社会商品零售额增长11.6%，财政收入增长15.7%，财政收入大于支出14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和施工情况良好。按照这样的发展趋势，必将使我国经济建设沿着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健康前进。可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打乱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常发展的进程，破坏了建国以来全党和全国人民努力创造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好形势，从此，我国整个经济工作陷入混乱的困境。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认为，一大批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已经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相当大的一个多数的单位的领导权已经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人民群众手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中央形成了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它有一条修正主义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在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门都有代理人。过去的各种斗争都不能解决问题，只有实行“文化大革命”，公开地、全面地、自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黑暗面”，才能把被走资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这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根据。这些“左”倾错误论点，明显地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
在这些“左”倾错误理论指导下，“文化大革命”中，被作为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批判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社会主义的原则；被当作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所谓“反动学术权威”打倒的，正是党和国家各级组织中的领导干部和许多有才能有成就的知识分子。是非颠倒导致了敌我混淆，敌我混淆势必造成全国内乱。所以，“文化大革命”的实践，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乃至经济领域等各个方面，都犯了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
10年内乱中，“左”倾错误在经济领域的主要表现是：在经济建设上，突出战备，加强“三线”建设，仍然强调高速度，强调重工业，强调“以钢为纲”；在生产关系上，继续加剧“割资本主义尾巴”搞“穷过渡”；在人民生活上，冻结工资，批判所谓“资产阶级法权”，鼓吹平均主义；在对外经济关系上，批判所谓“洋奴哲学”、“爬行主义”，实行闭关锁国政策。
在某种意义上，这些错误是三年“大跃进”的“左”倾冒进在新条件下的翻版和恶性发展。特别由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这些“左”倾错误，并把它推向了极端：他们把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歪曲为“资本主义化”；他们把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攻击为“修正主义”；他们鼓吹“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谬论；他们叫嚷“宁要”工厂“不出产品”，农场“颗粒无收”，火车“晚点”，青年工人“不学文化”，也不要所谓“资本主义复辟”等等。是非竟被颠倒到如此荒唐的地步。所有这些，导致了对社会主义生产力的极大破坏，造成了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
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次会议相继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这两个纲领性的文件。“文化大革命”随即在全国范围展开，冲击着正在健康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这场运动，首先是从教育领域开刀的。1966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高等学校招生，取消考试，采取推荐与选拔相结合的办法”。错误地认为，解放以来，高校招生考试的办法，“基本上没有跳出资产阶级考试制度的框框”，“是业务第一，分数挂帅”。所以，在“文化大革命”动乱之始，就停止考试招生。接着，学校停课闹革命，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斗一大批学校和教育部门的党政领导干部，把他们诬蔑为“走资派”、“黑帮”、“修正主义分子”。一大批教授、专家、教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遭到污辱和迫害。他们不仅被游街、抄家、强制劳动，而且甚至被殴打致残、致死，学校正常的教学秩序完全陷入混乱，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