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公共舆论渠道增加
舆论是公众政治参与的一个重要途径。随着网络、通讯技术的普及，百姓不再需要经过某个部门批准，甚至连八分钱邮票都不用贴，一张照片、一段视频、寥寥几句微博文字，就可以在网上掀起狂涛巨浪。网络舆论直接影响公共决策的案例比比皆是：2003年“孙志刚事件”中，一个原籍湖北黄冈的大学生，被广州市政府执法机关以“三无人员”为由收押，拘禁期间非正常死亡。由于网民海量参与，引发了人们对户籍管理、收容遣送制度不合理性的大讨论。同年，国务院颁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标志着执行20多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从而，“孙志刚事件”也被誉为拉开中国“网络问政”的里程碑事件。此后，圆明园湖底防渗漏工程、三鹿问题奶粉、广州许霆恶意取款、云南“躲猫猫”、浙江吴英非法集资案等事件中，公众舆论一浪高过一浪，议题讨论范围涉及行政执法、社会管理、司法解释等各个领域。
表面上看，公众舆论话题呈现多元化、分散化和不确定等特点，但深入分析不难发现，这些舆论关注的焦点都集中在负面新闻上，主题多跟官员腐败、政府公信力缺失、社会弱势群体等敏感内容相关。经过“跟帖、置顶、沙发、灌水、点击、人肉”，一个微小的细节很快被发酵放大，产生极端情绪的共鸣。
虽然2007年我国就已正式颁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但实际执行效果不佳。各级政府在新闻发言人制度，听证制度建设等方面工作成效不明显，不得不花费大量时间、精力疲于应付各种各样的“网络风波”。
理论上讲，政府是公众的服务机构，公众的呼声理应成为政府行为的导向。但“网民”是不是就能够真实地代表民意呢？近年来，越来越多“网络水军”浮出水面。花钱既可以“灌水”使话题瞬间成为热点，也可以“铲帖”使问题瞬间烟消云散。如果一支被利益操纵的力量左右了人们的视线的话，公共舆论也就完全背离了公众参与政治的基本原则。如何做到既尊重现代信息传播的规律，通过网络问政实现公众参与，又有效防范网络谣言，减少不必要的行政资源浪费，成为决策者面临的一大挑战。
五、决策主体公信力下降
公权力来源于宪法和法律的授予。然而，徒法不足以自行，需要建立百姓对政府足够的信任关系，政府行使社会治理权能才更加游刃有余。人们都熟悉商鞅变法的故事：商鞅为了推行新法，立木南门，通令百姓，谁能把木桩扛到北门就奖赏五十金。当有人将信将疑地扛着木头走到北门后，商鞅果然履行诺言，重奖了这个人。商鞅的变法也因此得到了百姓的信任。这样的故事今天看来，似乎太过小儿科。但今天的很多政府官员却没有这样的魄力和能力，把取信于民坚持到底。公信力是公权力的来源。而近年来政府公信力却出现了明显的下降。主要原因可以概括为两方面：一是权力腐败，二是决策能力不足。
腐败是各国政府普遍面临的顽疾，中国政府为了治贪惩腐，采取了很多措施，也收到了一定效果。据国际透明组织2010年公布，中国清廉指数在全球178个国家中排名居78位，比2009年上升1位。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布，2008年1月至2011年7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办各类职务犯罪案件121410件，涉案人数157447人。上述数据比2003-2008年期间案件数179696件和涉案人数209487人均有所减少。尽管如此，在老百姓心目中，“贪污腐败”似乎愈演愈烈，已经成继“物价上涨”之后，关注度最高的一个问题。
决策能力的下降有四个方面的体现：一是决策领域过宽，决策问题过于复杂造成政府的力不从心。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定位一时难以改变，仍然控制着庞大的资源。很多可以通过市场和社会自我调节解决的问题都被纳入到政府决策范围，客观上造成了决策事务繁杂，决策难度提升。二是政府运行成本过高。据统计，我国各级政府行政开支比例不断上升，2011年，已占财政收入的26%，而日本只占3%，欧洲很多国家不到4%。与决策评价所强调的成本收益相比，这种高投入低产出的结果，让人感觉有种举着“苍蝇拍”打蚊子的失落感。三是决策体制机制陈旧，决策程序不够公开，缺少必要的监督。四是中央与地方，部门与部门，政府与公众之间利益关系复杂，容易造成“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博弈现象，降低了决策执行的成效。
2006年，时任国家审计署审计长的李金华曾说，决策不周比贪污腐败更可怕。虽然决策失误与贪腐有着诸多差异，但作为公信力下降的两项表征，决策主体的确面临执政能力的严峻考验。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提高执政能力建设是新时期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并且第一次将提高决策科学性作为提高执政能力的重要内容写入会议决议，提出要“完善重大决策的规则和程序，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广泛集中民智，使决策真正建立在科学、民主的基础之上”。
党的十八大报告16次提到“决策”二字，2次出现在总结过去五年、十年成绩。11次出现在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提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必须“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要加强与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要“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增强民主协商时效性”。“要确保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确保国家机关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健全决策机制和程序，发挥思想库作用，建立决策问责和纠错制度。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2次出现在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提出要“强化全委会决策和监督作用，完善常委会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新一届党的领导集体，已经把决策问题作为时代的命题摆在提高治理手段的当务之急的位置。
什么才是科学决策？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决策不可能没有边界，由于决策程序、时间、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决策只能做到相对合理；政府不可能包揽一切，决策主体应该多元化，市场能解决的问题应该由市场解决，更多的公共组织应该进入公共决策领域，以确保决策过程的公开、透明。
其实早在1947年，美国经济学家赫伯特·西蒙就在其著名的“有限理性”理论中阐述过上述观点。这一理论在改革开放初期被大量翻译介绍到我国，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金融管理、企业管理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转眼66年过去了。60年，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意味着一个轮回。60多年后，当“科学决策”成为世纪命题的时候，重提“有限理性”，一是因为这个曾经一度热门的概念并没有被人们全面认识、理解，二是因为时代的发展赋予了它新的使命，那就是正确认识决策的边界，合理定位决策的作用，脱去决策的神秘面纱，让决策回归到应该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