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的过程就是信息的过程。决策主体首先要收集与问题有关的信息，然后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形成决策并进入执行环节。因此，有人也认为决策的过程是一个由客观信息产生主观信息的过程，或者说由状态信息产生指令信息的过程。
决策主体在“充分占有信息”和“追求利益最大化”两个前提下，便可以做到全面、科学、理性，在“信息搜集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就只能做到有限理性；在“信息不确定”情况下就产生了概率决策，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就产生了博弈决策。
为了说明信息对决策的影响，我们将从有关的信息理论入手，重点探讨三个问题：信息“熵”、信息成本控制、信息博弈，并就电子政务对决策的影响进行简要分析。
一、“草垛寻针”和“信息散落”理论
有关决策信息的理论较多，我们主要说说西蒙和哈耶克的信息理论。
（一）西蒙的理论
科技手段的不断发展使得信息的增量好比从山坡上滚下的雪球，体积越来越大，速度越来越快。然而，人类处理信息的能力并没有大的改变，海量信息将消耗决策主体的判断能力，使决策主体的注意力变得越来越狭窄。
西蒙的有限理性理论实际上揭示了信息富足与注意力贫乏之间的矛盾。他认为，要想理性地做出决策和选择，主体必须事先预知各种相关变量和信息。西蒙列举了一个棋手下棋的例子：棋手每一招棋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尽快战胜对手，但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考虑无数种可能的策略和步骤。这一系列策略和步骤中的每一个细节加总起来虽然不是无限量的，但注意力分配的有限性和时间的有限性使得棋手在对弈的过程中，只能经过简单的比对之后，迅速落子，作出一个相对“满意”的选择。所谓“满意原则”就是用“满意方案”简化信息处理的复杂性。决策主体不必在所有可获得的选项中逐一甄别，只要找到一个相对符合其期望值的替代选择，决策的过程就告终止。
西蒙举了一个“寻针”的例子来说明问题：已知某草堆的规模为H，有若干根针散落在草堆里，分布密度为D。如果要从草堆中找出最细最尖的那根针，就必须搜遍整个草堆。搜寻的时间T与H成正比，即T≤H×D，但如果只需要找出任何一枚足以缝制衣服的针即可，那么搜寻工作将极大地简化，其工作量只与D有关，跟草堆的规模H几乎没有关系。
不难看出，西蒙对决策信息的认识始终与“期望值水平”密切相关。根据西蒙的定义，“期望”是对某种结果发生概率的预期，在长期的决策过程中，这种预期将不断调整并趋于现实：当决策主体在搜索各种替代选择时，感到很容易发现满意的替代选择时，期望值就会相应地上升；当他发觉很难发现满意的替代选择时，期望水平就会不断下降。
“满意”和“期望值”构成了西蒙所谓的决策发生和终止的机制。然而，“满意”的度究竟是多少，“期望值”的水准究竟在哪里，西蒙始终没有给出明确刻度。
（二）哈耶克的理论
哈耶克从认识论角度对决策过程中的信息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在1945年发表的《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一文中他提出，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科学的或理论的知识，另一类是具体时间和空间条件下的知识。这两类知识互不相同，不可替代，在专家与市场具体参与者之间存在着知识和信息的不对称、不完全情况。理性秩序的特性是由信息决定的，但各种信息常常不是以集中或整合的形式出现的，而是以不完整的、相互矛盾的形式散落在个人手中的。
在哈耶克看来，简单地讨论如何实现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问题，实际上忽视了信息资源从根本上是散落的，无法搜寻的这一事实。他在1960年出版的《自由秩序原理》（The Constitution Of Liberty）一书中进一步明确提出：“所有个人的信息汇总从来没有以整合的形式存在过，重要的只是我们将从这些因为人类独立的、局部的、有时是矛盾的信念而仅仅以散落的形式存在的信息中获利。”
哈耶克认为，之所以出现“信息散落”（Dispersed Information）是因为决策者主观判断失误，必须通过问题的不断发现和解决来逐步推进。20世纪70年代末，哈耶克在一篇题为“作为发现程序的竞争”的演讲中进一步阐明了决策过程中信息散落问题的表现形式。他强调，信息的搜集并不是以静态的市场价格机制为导向的，而是通过动态的市场竞争逐步发现的，因此，信息搜集的改进和提高也只能是自发的和渐进的。在哈耶克看来，竞争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仅仅是因为其结果不可预测，而且完全不同于人们刻意追求的目标。
从西蒙和哈耶克关于信息问题的见解看，他们都充分肯定了信息在决策过程中的重要性。西蒙的观点认为由于信息量过于庞大，决策者只能有限地分配自己的注意力，从而导致行为的有限理性。同时西蒙也指出，在条件简单或者复杂程度不是很高的情况下，决策者有能力解决所面临的问题。而哈耶克则认为，信息的散落导致了人们的注意力分布难以集中，竞争者追逐的并不是为大多数人所知的信息，而是那些并不为人知的信息，因为只有这类信息才能够带来额外的利润。因此，信息对于市场上每一个竞争者来说是稀缺的。
我们很难判断哈耶克信息理论与西蒙信息理论是否有相互借鉴的成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哈耶克从信息散落得出的“不完全理性”（Incomplete rationality）与西蒙的“有限理性”（Bounded rationality）虽是一字之差，但内涵却有很大差别。
哈耶克通过康德唯理性主义的批判，提出了他的不完全理性观点，把决策的理性状态分为：不完全理性、理性无知和理性非理性。知识的局限性导致了当事人决策的局限性，进而产生理性不及；当事人认识到知识在社会中的分散性，进而有意识地放弃对部分知识的深入了解，甚至有意识地采取一种直觉的或冲动的行为方式，这就是理性无知和理性非理性。
至于哈耶克的不完全理性，可以归纳为三点：
第一，人并非高度理性的产物，个人的理性是非常不完备的。人类所有的成就只有部分是理性行为的结果，理性并不是指导社会过程的自主力量。如果强行控制社会的发展，其结果必然限制或损伤理性本身。事实上，正是社会中不受控制的非理性因素，为理性的成长和有效运用提供了环境。
第二，人类社会的大部分秩序不是理性设计产生的，而是很多个人行动自发产生的无法预期的结果。所以，理性在一个复杂的社会秩序中，只扮演了一个十分有限的角色。人类文明是在不断地试错中自然积累发展起来的，“人的心智本身就是人生活成长于其间的文明的产物，而且人的心智对于构成其自身的大部分经验并不意识——这些经验通过将人的心智融合于文明之构成要素的习惯、习俗、语言和道德信念之中而对它发生影响。”因此，面对由社会进化所取得的巨大文明成果，人类的“理性”只能表示谦逊和敬服。
第三，任何个人或群体都不可能知道广泛的社会计划能否成功，因此，政府的主要责任不在于对所有的社会活动进行指挥，而只在于顺应普遍规律。
与“有限理性”思想的内涵相比，哈耶克的“不完全理性”实质是站在人类认识能力不能超越主观经验的基础上提出的。而西蒙的“有限理性”则既考虑了决策者的主观心理因素，又将决策的过程纳入到整个大的决策环境中进行客观分析。哈耶克将信息散落的原因归咎于认知失误，而西蒙则将决策“有限”的原因归结到信息处理能力的局限性。
案例选读
信息爆炸时代如何加强“政策宣传”
2006年4月1日，北京市政府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要求，取消限制小排量汽车上路行驶的规定，1升以下排量的小轿车从此可以跑上长安街。然而，调查显示，约八成的司机并不知道这一新规。10天后，仍有不少司机打电话到有关部门询问。
当年2月26日，国家公布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后，国务院采取了若干配套政策。一个半月的时间过去了，有关部门电话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科技人员依然不知道有哪些相关配套政策。那么，他们关心的是什么信息，需要的又是什么信息呢？信息时代，一方面海量信息拥塞导致了沟通传递的渠道不畅通，另一方面，人们接收处理信息，对信息的敏感度下降，造成了大量信息的丢弃。
政策宣传是政策执行的一个重要环节。某种程度上，政策制定和执行的全过程就是一个信息沟通、反馈、再沟通的过程。老一辈革命家高度重视政策宣传的作用，毛泽东曾指出：“我们的政策，不光要使领导者知道，干部知道，还要使广大的群众知道。”“在我们一些地方的领导机关中，有的人认为，党的政策只要领导人知道就行，不需要让群众知道。这是我们的有些工作不能做好的基本原因之一。”我们党的历史上，非常重视政策宣传，讲求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和走群众路线。遗憾的是，近年来，这种政策宣传的良好传统越来越少，越来越乏力。主要表现是：①政策宣传，高高在上，缺乏一种站在群众角度去思考政策、解读政策的姿态和行动。②政策宣传者未消化政策精神，不具备政策解释能力，而是简单地“来稿照登”、“紧跟照办”，造成政策宣传缺乏准确性，甚至跑偏政策原旨。③不注重政策宣传的手段、方式、方法，不认真研究目标群体和环境的特点，造成政策宣传缺乏灵活性和针对性。很多政策只是刊登在党报党刊上，张贴在宣传栏里，相关媒体的介绍口径如出一辙，讲官话、空话、套话。
2012年8月，网上蹿红的“最牛县长”——宜宾兴文县副县长石明，之所以受到追捧，是因为他在一个开工仪式上，发表了一篇453字“打油诗”式的讲话，被誉为中国官场难得一听的“好声音”。
记者采访石明时，他回答：“平常的讲话稿，讲话要让群众听得懂，这是一个基本的工作要求。没什么特别的地方。”简短的一句话，揭示了当下各级官员说话、各级政府发文等“宣传手段”所面临的瓶颈和突破这些瓶颈的方法。
2011年中央提出“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实质上就是要求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深入基层“接地气”，跟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丢开“党八股”拣起“群众体”，和群众讲“同一种话”。只要讲老老实实的真话，老百姓就爱听，只要是踏踏实实地为人民服务，老百姓就拥护。党的十八大后，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的新一代领导集体平实亮相。不照稿宣讲，不铺红地毯迎接，不封路扰民，这些亲民做法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高度认同。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宣传”这个词汇。如果直译为Propaganda，在英语里是一个贬义词，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二战时期**的独裁和说教。越来越多的人使用Communication，也就是“传播”来表达同样的含义。com-这个词根有“一起”、“共同”的意思。虽然是一个词汇的变化，但能够看出“政策宣传”应该转变观念，讲究贴近受众心理、习惯的“互动”和“沟通”。
二、信息通过哪三种渠道影响决策
影响公共决策理性的信息因素很多，除了决策者处理信息能力有限的主观因素外，还有很多是先天性、结构性的难题。
（一）信息熵
“熵”概念是德国物理学家鲁道夫·克劳修斯（Rudolf Clausius）1865年提出的。该理论认为，物质和能量只能沿一个方向转化，从能量较高的状态运转到能量较低的状态，从可利用到不可利用，从有效到无效。“当熵处于最小值时，即能量集中程度最高、有效能量处于最大值时，整个系统也处于最有序状态。相反，熵为最大值、有效能量完全处于耗散的状态，也就是混乱程度最大的状态。”经过不断发展，熵理论的应用远远超出了热力学和物理学的范围，而在公共决策领域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信息“熵”。
信息熵产生的原因源于组织结构。公共组织处于一个相对封闭、稳定的状态，而这恰恰是熵产生的根源，特别是在金字塔等级结构中，由于层级数量的增加和单个上级面对下级数量的增加，更容易造成信息的衰减和流失。为了说明信息熵与组织结构的关系，我们不妨对熵的两个基本特性进行简要分析：
1.时间矢—标明信息熵的方向性
包括两层含义：
（1）熵现象在决策过程中普遍存在，且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可逆的。不论纵向层级上下传递信息，还是横向部门左右传递信息，不论信息传递的形式是口头、书面还是其他，都会因人的理解、判断能力不同以及其他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信息的衰减或变异。即便不发生位移，信息自产生那一刻起，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衰减或变异。这一规律称为“信息不增值原理”。对于相关变量做任何形式的改变都不能使信息增值——至多是不减少，但绝不可能增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