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年2月22日和25日，梁在政协学习会上连续作了5个小时的长篇发言，题为《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其内容大意是：第一，要用历史的眼光去评判孔子。如何评价孔子，就是今天回过头去看孔子，看他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好是坏，是大是小。我的看法是，中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孔子接受了古代文化，又影响着后代的文化。他生活在前两千五年和后两千五年的中间，是中国文化承前启后的关键性人物。他的影响，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与之相比。中国社会之发展，民族之扩大，历史之悠久，与中国文化是分不开的。中国文化有种种优长之处，这正是中华民族勤劳、善良、智慧，有强大的凝聚力，以至发展到今天这么大的多民族国家，所不可短缺的。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世界独有，致使外来的种种文化思想，都要经过消化熔炼，变成中国自己的东西，才能得到发挥，这是世界上若干国家所不及的。由此可见，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及其影响是抹煞不了的。第二，要用一分为二的辩证观点去评价孔子。以上说的是2000年传统文化的正面，现在还必须指出其负面，即消极、失败的一面。首先要看到它严重的消极性。在社会经济上，物质生产力长期滞后，内地农村多不改其自然经济状态。在国家政治上，则融国家于社会，天下观念代替了国家观念，在内以消极相安为治，对外务于防守。特别不好的影响如缓和了阶级斗争，耽误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在今天则妨碍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等。除上述消极性外，还有五大病。一是幼稚。凡古宗法社会，古封建社会之形态迹象往往犹存。二是衰老。历史既久，浸浸一切入于僵化凝固，徒存形式，失其精神，后世所称“礼教”者难免成为人生桎梏。三是不落实。往往远离现实而称理想。四是暧昧而不明爽。有宗教无宗教，是国家非国家，是宗法非宗法，是封建非封建，有民主无民主……既像如此，又像如彼，使人有疑莫能明之感。以上为梁用二分法评孔子的消极面，但总的说来是功大于过。
此外，他还谈了对“批林批孔”的认识。他说：“批孔”是从“批林”引起的，这从字面上我理解。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梁如此这般地说了许多违时的话后，更加激起与会者的气愤，于是政协的批判会越来越大，越开越激烈。当时的情况，他在其《问答录》里回忆说：“从3月而4月，而5月、6月、7月，大抵均在学习‘批孔’，实际无非对我的批判斗争，此不细述。先则每周4次会，后减为3次。8月份因天热，又减了一次。在此期间，本小组而外，各学习小组均对我进行批判。预先宣布9月将召开5个小组联席‘批林批孔’大会。此会于9月19日、20日、21日三天连续开会，先后发言者14人，均从‘批林批孔’入手而集中批判我。最后一次大会宣布，月内各组可就大会批判发言自行座谈两次。在本组9月23日会上，召集人还征问我对几次大会有何感想，我答云：‘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梁的这个答复，震惊了各组同人。当时，主持者要他作解释，他说：“我只是相信自己的理性，而不轻易去相信别的什么。因为一定要我说话，再三问我，我才说了这句老话。这是一句受压力的人说的话，而不是得势人说的话。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但这个‘志’是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梁的这个答复，更加震惊了在座的政协委员。在此之前，江青曾在一次动员“批林批孔”的集会上，公开点名批判梁漱溟，并怒斥“梁漱溟何许人也”。不几天，政协组织收听录音，紧接着展开大批判，于是，“炮轰梁漱溟”的大字报贴满了政协里的墙壁。梁回忆当时自己的思想状况，说：“江青的这一炮，反而增加了我非说话不可的决心。”于是才有了上述的那一长篇发言。不料这一发言又引来了更大的麻烦，在政协内部又再次掀起了“批林批孔又批梁”的高潮。这高潮一浪高过一浪，时间也拖得更长了，前后大概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其结果如何呢？后来实践证明，孔夫子没有被批判倒，梁漱溟也没有被批臭，相反，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却倒台了。这个事实充分说明违背历史潮流，不按客观规律办事，最后必然是要垮台的。
获政治新生著《人心与人生》
1976年，我们国家遭到巨大的不幸，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先后病逝。在这举国上下悲痛的日子里，“四人帮”却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加快了他们篡党夺权的步伐。幸好党中央及时发现了他们的阴谋，并采取果断措施，将他们送上人民法庭。经过法庭审判，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各自得到应有的惩处。至此，十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纷纷走出家门上街狂欢游行，庆祝人民的“第二次解放”。梁漱溟也不例外，同样以喜悦的心情欢庆这一伟大的胜利。然而，他考虑得更多的是“四人帮”被粉碎后的形势，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将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这个问题一直在他的头脑里盘旋着。
1978年2月，全国人大五届一次会议和全国政协五届一次会议同时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内容，其中有一项是讨论制定新宪法。梁对此问题很重视，在会议发言时谈了他的见解，谈了法治的重要性。十年“文化大革命”以来，血的教训对人治之害有着切身的体验，人们对法治的愿望和要求更是迫切。所以今天我们讨论宪法，很必要，很重要，要十二分认真和细心对待这个大问题。中国要完善法治，现在是转折点。他的这个发言，又再一次使在座的政协委员感到吃惊，同时又再一次遭到批判，说他恶毒攻击毛主席，有的说他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等。这次批判又持续了3个来月，但斗争的火力与过去历次的批判相比差多了。不久，即1978年12月，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党中央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进行了全面清理，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并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使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这种形势下，梁的政治待遇也随之起了变化。首先是停止了多年来对他的批判，人们也不再把他视为“反面教员”了，而且还给他调整了住房，住上了宽敞、设备现代化的楼房。其次是在1980年召开的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被增选为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之后，他常以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协商会议。梁的生活可以说从此起了根本变化，心情也格外舒畅了。政治上，他还参加了宪法修改委员会工作，尽管自己年迈，但每会必到，而且毫无保留地贡献自己的意见。新宪法于1982年12月由全国人大会议通过并公布实行，他感到很高兴。就在这年九月初九是他90岁的生日，应中共中央统战部之邀，他全家到统战部赴宴。全国政协负责人也出席了这次祝寿酒会，而且还派人到他家送生日大蛋糕。以上事例不仅说明梁漱溟在政治上彻底翻身了，而且还体现出党与群众的关系，在革命的新时期又出现了新的气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