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抗战时期外交活动研究
毛泽东在抗战时期的外交活动是他这个时期政治、军事活动的一个重要侧面，深入研究他在这个阶段的外交实践和思想，对于研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发展过程，对于搞清中国的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关系，对于了解中国共产党人的外交思想及其一些基本方针的历史渊源，是大有益处的。
（一）
毛泽东能够作为外交家出现于国际的政治舞台，缘于三个条件。一是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后，他在实际上逐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二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合法的政党，具有了公开活动的可能性；三是因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后来陆续爆发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产生了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基于上述条件，毛泽东在促进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过程中，正式登上了世界外交舞台。学术界的一些同志，对毛泽东在抗战时期外交活动的作用，估计不足，认为这一时期毛泽东的外交活动，严格地讲只能算是一种民间外交。因为中国共产党还不是执政党，毛泽东的外事活动还被界定在政府行为之外；而且这个时期毛泽东直接交往的对象，大多不具备官方身份。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够恰当的。毛泽东这个时期外交活动的意义和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
这首先是由于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领袖，而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两大政党之一，特别是在国共合作抗日的情况下，作为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和重要参与者（实际是政治灵魂），其作用是举足轻重的。不仅如此，和一般的在野党不同，中国共产党拥有一支按照无产阶级建军思想武装起来的军队，这支军队抗击着60%以上的侵华日军，并在战斗中不断地发展壮大，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已达到120万人，有若干块按照新民主主义建国原则建立起来的模范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些根据地除陕甘宁边区以外，都是共产党人在日本占领区重新开辟的，到1945年大大小小已经有19块，人口达一亿。毛泽东作为这样一个大党的代表，他在世界外交舞台上的活动和言谈，关系到中日战争的前途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进程，还影响到战后的世界格局，其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其次，这一时期同毛泽东有过当面会晤者的国籍的分布，十分广泛，分别来自美国、英国、德国、日本、印度、瑞士、苏联、新西兰、加拿大、瑞典、越南等十几个国家；虽然他们大多不具有官方的身份（1944年以后，毛泽东比较多的是与官方的外交人士打交道，如美军观察组成员和他在重庆会见的美、英、苏等国的大使，以及美国政府的特使赫尔利、马歇尔等），但他们的活动能量大，社会影响面广，代表性强。他们有的是作家和著名的新闻记者，有些是国际问题专家，有宗教界人士，有世界青联的代表，有志愿来华帮助中国抗战的国际主义战士，也有日本、朝鲜的反战人员，还有一些党派的领袖，如日本共产党主席野坂参三和越南的胡志明等。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时期毛泽东同美国总统罗斯福、美国共产党主席福斯特、印度国大党领袖尼赫鲁等世界政要，虽然没有直接见过面，但却有书信和电报来往。特别是他同斯大林有非常密切的电文来往，经常就一些重要的国际国内问题交换意见。至于间接受到毛泽东影响的国际人士就更多了。
第三，虽然居住在偏僻的西北山沟，又面临着许许多多的党内、国内的棘手问题，但毛泽东仍然非常关心外部世界的情况，他总是把国际局势和中国国内的问题联系起来进行观察。为了及时了解和正确地分析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除了挤出时间向每一个从外国来的朋友（包括从苏联回来的党内同志）直接询问世界上的事情以外，他天天阅读情报部门搜集整理的专门刊登外国电讯的“参考消息”。据《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书介绍，现在还保存有1942年11月至1943年1月，他为研究国际问题按16个国家分类，专门摘录的外国电讯稿。为了及时了解敌人最机密的情报，毛泽东早在1937年4月就指示军委二局设法破译日军密码，到1939年我们已经能够破译日军密码了。1941年6月17日，军委二局破译日本驻德国大使发回日本外务省的密电，侦知德国将进攻苏联。毛泽东立刻让通知了苏联。果然，6月22日，德军大举向苏联进攻。而当时苏联还正在痛斥这是英、美企图挑拨苏、德关系。这件事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毛泽东重视国际问题的程度。
毛泽东这个时期外交活动的作用，究其要者有四：其一，向世界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关于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诸多方面的政策，加强了世界各国和各界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彻底打破了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新闻封锁。其二，通过同外国友人的交往，阐述和宣传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揭露日本、德国对蒋介石集团的诱降，扼制英、美等国的远东慕尼黑阴谋，从而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发展与巩固，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三，准确地把握国际形势和有效地利用国际声援，还是毛泽东能够有理、有利、有节并且适时地打退蒋介石集团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正确地指挥中国的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重要条件。其四，毛泽东在战前对国际政治力量的分析，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定后的独到见解和欧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前途的准确预见，以及他对战后世界格局与和平事业的重要主张，通过新闻记者的报道和官方文电迅速传播开来，从而对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形成与发展、对世界和平力量的壮大与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此外，这个时期毛泽东的外交活动，在争取外国政府和国际友好人士对中国抗战的声援与支持、在确定中国共产党关于外交工作的一些基本原则和积累外交工作经验，以及培养中国共产党的外事工作人才等方面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二）
毛泽东在抗战时期的外交活动，是围绕着争取中国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彻底胜利这个中心目的展开的。具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1936年7月至10月，毛泽东同斯诺的会晤，是他抗战时期外交活动的开始，也是他整个外交生涯的开端。需要指出的是，斯诺的陕北之行，所以能够成行，不是偶然的冒打冒撞，而是经过双方的精心组织和准备。斯诺去苏区的想法，首先是通过他所执教的燕京大学的进步学生和地下党员的介绍，得到中共北方局的支持；而后他又到上海得到宋庆龄、董健吾等的帮助。1936年3月，斯诺和马海德曾经赶到西安，想通过在张学良处做地下工作的中共代表刘鼎的关系去陕北，但未果。7月，他们第二次又去，终于成行。在中共中央方面，对接待第一个来自西方国家的记者，也十分重视，事先做了认真的准备。1936年4、5月间，中共中央曾收到过斯诺提出的一份问题单子，上面所列的11个问题，就是7月15日，毛泽东第一次同斯诺谈话时所回答的主要内容。5月1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专门讨论了“对外邦如何态度——外国新闻记者之答复”。中央常委张闻天、毛泽东和博古，以及王稼祥等参加了会议，并发了言。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档案，记录了这次会议对斯诺所提问题的答复，其主要精神也可在7月15日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见，双方事先都对这次后来显现出历史性意义的会见，做了充分的准备。正像斯诺后来所写的：“毕竟我是一种媒介，他通过我，第一次得到了向世界发表谈话，更重要的是，向全中国发表谈话的机会。他被剥夺了合法地向中国报界发表意见的可能，但是，他知道他的看法一旦用英语发表出去，尽管国民党实行新闻检查，也会传回到大多数知识分子的耳朵里。”
从1936年7月接待斯诺到1938年10月，为毛泽东抗战时期外交活动的第一阶段。这个时期，他广泛地同美、英等国的国际问题专家和新闻记者接触，一方面争取打破国民党对中共及中共领导的根据地的新闻封锁，传播中共的政治主张，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同时，借他们向世界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国际形势，一开始就提出一条不同于国民党的外交路线，即首先是对日绝交、宣战。他主张一方面和苏联订立军事政治同盟，紧密地联合这个最可靠最有力量最能够帮助中国抗日的国家；另一方面，争取英美法等民主国家同情我们抗日，在不丧失领土主权的前提下争取他们的援助。毛泽东说：“我们的根本方针和国民党相反，是在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而不是如国民党那样放弃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去依赖外援，或投靠任何帝国主义集团。”
1938年10月～1943年为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毛泽东比较多地对英、美企图牺牲中国与日妥协的远东慕尼黑阴谋进行了及时的揭露和坚决的斗争。1939年6月30日，在“有田～莱克琪协定”尚在酝酿之际，他就发表《反对投降活动》一文指出：国际投降主义者“纵容日本侵略中国，自己‘坐山观虎斗’，以待时机一到就策动所谓太平洋调停会议，藉收渔人之利”。“所谓太平洋会议，就是东方慕尼黑，就是准备把中国变成捷克”。这时，毛泽东一度认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也是帝国主义之间的非正义战争和对弱小民族的侵略战争。但是在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同盟正式成立之后，特别是在苏德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及时地捕捉到国际形势的变化，并作出新的正确的判断。1941年7月12日，他在一份指示中非常明确地写道：“在目前条件下，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或是否资产阶级，凡属反对法西斯德意日援助苏联与中国的，都是好的，有益的，正义的；凡属援助德意日反对苏联与中国者，都是坏的，有害的，非正义的。在此标准下，对于英国的对德战争，美国的援苏、援华、援英行动及可能的美国反日反德战争，都不是帝国主义性质的，而是正义的，我们均应表示欢迎，均应联合一致，反对共同的敌人”。这段话，既是毛泽东在新形势下统一全党思想的指示，也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外交政策和方针上的变化。
1944年～1945年8月为第三阶段。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终于熬过了最艰苦的相持阶段。为了彻底打破蒋介石集团和日本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封锁，冲破黎明前的黑暗，毛泽东开展了积极的外交活动。他除了继续同苏联沟通情况、互相声援外，还加强了同英美等国的合作与交往。他认为：英美及太平洋各国的对日战争是正义的解放战争，他们对日的胜利就是民主与自由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进了解，加强配合，并改进中国的抗战状况。与此同时，毛泽东指挥各解放区军民发动了对日伪军的局部反攻，取得重大战果。这与1944年国民党正面战场的大溃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一部分美国在华官员对国民党感到失望，而将目光转向中国的解放区。于是，在1944年6月9日由21位中外记者组成的“西北参观团”抵达延安。接着，7月22日和8月7日，以包瑞德为团长的美军观察组（“迪可西使团”）分两批抵达延安。这是美国向中国解放区派出的第一个正式代表机构。中外记者和观察组成员通过实地考察，将解放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的真实情况，源源不断地发往美国和世界各地，有力地冲击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观察组成员谢伟思等向美国政府建议对延安实行援助，以“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政策和目标”，“这对美国来说是有长期的重大关系的”。他们支持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认为“这是可以导致美国政策取得成功的唯一可能的安排”。戴维斯还认定：“内战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党的胜利几乎是必然的”，美国“必须放弃它对蒋介石公开承担的义务”，“在即将到来的争取中国的斗争中‘倾向’共产党人”，“支持共产党人是‘使我们自己同中国最团结、最进步、最伟大的势力站在一起’的最好办法”。他们还将毛泽东同他们多次重要谈话的内容向美国政府报告，给美国的对华政策以一定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