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3月，斯诺完成了对中国的第二次访问，回到瑞士。他不顾有病在身，立即整理这次访问中国的材料，除发表单篇文章外，还打算写一本《轰炸后的中国》的书。同时，利用30年代和1960年、1965年拍的影片编一部纪录片。由于种种原因，书后来没有写完，74分钟的纪录片《四分之一人类》于1966年下半年完成。
那时，中国开始“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鼓励红卫兵和群众“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很快，“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吵闹声，遮天盖地遍布全国。打、砸、抢、抓、抄等非法行为席卷全国。成千上万的干部和群众受到林彪、江青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诬陷和迫害，公开的武斗和凶杀使很多人丧生。中国当时处于严重的混乱之中。
在“文革”的高潮中，极左派扼住了中国对外关系的咽喉。红卫兵高喊打倒外交部长陈毅，冲击外交部，给中国驻外使馆发电，命令他们采取强硬态度。红卫兵还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和印尼的驻华使馆。他们强迫英国代办处表情冷淡的工作人员向毛泽东的照片鞠躬。
对于局外人来说，这场运动来得如此突然，以致他们不能相信什么。他们只知道国家主席刘少奇在1966年被排斥，一些城市发生武斗。外国有人推测中国将派红卫兵到越南作战。
斯诺与他人不同，不相信中国领导会派红卫兵到越南作战。1965年毛泽东曾告诉他，中国政府“没有落后到用游泳的力量去解放台湾”，红卫兵到越南作战与游泳解放台湾是同类问题。但他不清楚这场运动的详细情况。
斯诺写信给艾黎，询问中国的情况。“文化大革命”刚开始，艾黎写信给斯诺说，“我们都支持毛主席。”不久，艾黎又在一封信上对斯诺说，“工合”已成为攻击目标，因为“流行的看法说，‘工合’这一合作形式系美帝国主义企图控制中国的工具。”斯诺因此也受到指责，他的罪名是美国“间谍”。对此，斯诺感到很悲凉，他写信给爱泼斯坦说：“我认识一些有权威的人，他们不算是我的朋友，但我应该相信他们说的我已不再是中国的朋友，这是那些裁决事情的人的看法。对此我很伤心，如果这是真的，那说明道听途说和谣言传闻竟然能裁决我和谴责我，那我将重新估价这种友谊。无论如何谁都可以看到我在中国的所作所为是众所周知的，即使我的写作细节上有许多错误，但这决非一个谄媚者的作品，这是为追求真理而写的诚实、独立的新闻报道。我不是那种为适应政治气候而随风倒的作家。”
为了搞清事情的真相，斯诺决定再次访华。1966年，他写信给龚澎，询问访华的可能性，对方没有答复。第二年，斯诺写信给艾黎：“我应该在这时刻访华，因为我知道如何将过去与今日相联系，这样可避免当今流行的歪曲事实。”斯诺还写信给周恩来，希望访华以补充《四分之一人类》，或者请中国寄一些材料给他，但也没有答复。1967年斯诺举办旅行演讲，香港是终点，他在那里向中国提出不作正式访问，可否在回国途中经莫斯科前，在北京作短暂停留。这一请求也遭到拒绝。
但斯诺仍然热爱着中国，在所有的场合诚挚地为中国工作。路透社的安东尼·格莱写信给斯诺，说中国人没收了他的《今日红色中国》，说这本书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态度不友好，有一名官员还建议为此写篇报道。斯诺写信给格莱，请他不要传播这件事，而且对那位官员的建议表示惊讶，因为周恩来对斯诺谈过，这本书的内容是诚实的，值得重视。
1967年和1968年，斯诺认真进行了《红星照耀中国》一书欧洲版的修订工作，并补写了几段话。在欧洲新版《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增订页上，斯诺对刘少奇和王光美、陈毅及吴晗表示关心。他还用星号标出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的名字。经过修订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于1970年再版。
斯诺特别关注越南战争。他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记得20年代的好时光，那时我们满意地顾及自己的事情，不会想到用炸弹或其他什么东西去宣传自己的主张。不知我们怎样能如此地成了救世主的上帝。”斯诺和许多美国人一样看到越南和中国间的联系，但他们对这种联系的看法不同。普通的美国人认为北京和河内的联系，是国际共产主义的影响而与民族主义无关；斯诺看到的是美国政策如何对待这两个国家，美国在越南的错误是重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待中国的覆辙，不承认民族主义的力量，或者以敌视民族主义的面孔对待共产主义。
斯诺认为美国不可能赢得越南战争的胜利。美国将愈陷愈深而难以自拔。“也许这是美国极其错误的心理状况使它看不到外国越是掠夺压迫越南，越会促使越南各方联合全体人民，在共同的爱国主义事业中反击看得见的外国侵略者。”
斯诺指出最可悲的是美国人试图压制一个他们并不理解的行动。“我们不应该设想在我们的国家中看来是正确的、合理的和行得通的事，在其他国家也会一样。”
斯诺在许多场合宣传他关于越南战争的观点。在一张圣诞节贺卡上，斯诺写道：“祝愿人们幸福和快乐，但人们会自惭，因为今年圣诞节约翰逊正以美国人名义轰炸可怜的越南人。”他严厉批判了约翰逊所说的战争是有节制的，斯诺认为所谓的有选择目标的轰炸不可避免会发展到饱和轰炸。不管美国领导人怎样解释，他们的目标将是人，因为“战争由人进行，不是由武器。组织越南共产党的是人。孩子变大人，妇女生育孩子。”
约翰逊对越南的轰炸加速了他在大选中的失败。1968年11月，美国选举尼克松为总统。尼克松上台后，中美关系出现松动。
如前所述，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美国一直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在国际事务中，美国推行霸权主义。但是，随着侵略越南、柬埔寨、老挝战争的失败，美国霸权地位迅速衰落。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不得不接受严酷的现实，公开承认美国不再是“世界头号国家”，世界上形成所谓“五大力量中心”：美国、苏联、西欧共同市场、日本和中国，标榜要推行“均势外交”。
尼克松需要重新考虑美国的对外关系，中美关系是其中之一。上台伊始，尼克松就指示基辛格博士“探索同中国人和解的可能性”。因为他的确觉得戴高乐总统说的话非常有理。戴高乐对他说：“你现在承认中国，总比将来中国强大后被迫这样做来得好。”
7月，观看完“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壮观的降落之后，尼克松开始了他的环球旅行访问。在巴基斯坦，他和总统叶海亚·汗举行了秘密的会谈。他说：“我还是认为，要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继续处于孤立状态，亚洲就不能前进，我想结束这种状况。”
叶海亚·汗被尼克松的话弄得大吃一惊。中美关系的确太敏感了。但他沉重地想了想说：“中美两国积怨太深了！依我看，不是一两次会谈就能解决的。当然，我是中美两国共同的好友，当尽力而为。”
听着叶海亚·汗的话，尼克松似乎有点儿激动。他坚决地向叶海亚表示：“美国决不会参加孤立中国的任何安排。你可以把我的想法在最高一级转达给中国人。”
告别了叶海亚·汗，尼克松来到布加勒斯特，他受到有生以来最隆重的欢迎。
在罗马尼亚，尼克松与齐奥塞斯库进行了三个小时的秘密会谈。他真诚地告诉齐奥塞斯库：“我想在我的任期中，改善美国同中国的关系，能否请您从中斡旋，向中国人传递我的意愿？”
齐奥塞斯库打量了尼克松一眼。
尼克松觉得好像齐奥塞斯库信不过他，接着说：“美国反对苏联提出的亚洲安全体系，在亚洲建立反对中国的小集团是错误的。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中国被错误地孤立起来，会变为一种爆炸性的力量。”
其实，尼克松要改变中美关系的意愿早在他的就职演说中就含糊地提了出来。他说：“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对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交流开放——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立状态中。”
尼克松是个喜欢冒险的人。入主白宫以后，他曾经反复思考过：一个有建树的领袖人物应该具备的最重要特征是什么？是美德吗？美德不是使伟大领袖高于其他人的因素。有人品德很佳，但是不那么成功。智力的异彩也不是确定领导人物的特色。伟大领导当然必须聪明过人，具有透彻的分析能力和深刻的思想，但是领导不需像教授一样依照自己的价值观来看待世界，创立学说。尼克松经历过六次危机，遇到过一败涂地的窘境，他终于从失败的深渊攀上了权力的顶峰。他的经历告诉他，伟大的领导最需要深谋远虑，要果断，要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机会，要敢于冒险，铤而走险。
尼克松知道，他要改变中美关系，他就极大地推动了历史的发展。于是，他决定冒险，采取实际步骤。
1969年12月，美国政府提议恢复中美华沙会谈。
1969年12月底开始，美国第七舰队减少了在台湾海峡的活动。
1970年6月，美国众议院从援外拨款法案中取消了表明国会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的决定。
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美国再版也是美国变化的标志之一。斯诺认为，“这本书已经沉默多年，现在再版销售良好，因为青年们在政治探索上正寻找炸弹为谁而扔的答案。”《红星照耀中国》再版后，新闻界将它作为一本新书发了不少书评。虽然一些书评家称《红星照耀中国》为经典著作，但一些有心改变现实的评论家以此作为美国“从泥沼脱身”的跳板。加州一名书评家写道：“消灭贫穷、无知和不公正需要花钱，但肯定比战争省钱和有效。”
斯诺抓住这一有利时机。1969年7月，他写信给毛泽东询问可否访华：“我不想现在利用旧日友情取得访华的同意……也许我访华可以结识新朋友，并亲眼看到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结果。”
1970年6月，中国大使馆突然接通斯诺的电话，希望立即见他。中国同意斯诺访华，他的妻子洛伊斯也获准同去。中国方面还提出可以担负洛伊斯的旅费，斯诺婉言拒绝了。
按计划，斯诺夫妇将于8月访华。但斯诺由于身体疲惫而旧病复发，先是疟疾，后又有膀胱炎，夏季又动了一次手术。手术后恢复不好，发了高烧，身体很虚弱。许多朋友和医生劝斯诺先休养，等体力恢复后再启程。但斯诺渴望重访中国的强烈感情，使他不顾病后虚弱的身体，急于要实现这次中国之行。有一次，他在屋子里大声说：“我已经好多了，我要再到中国去，去中国的日子不能改变。”洛伊斯看到他激动的心情，大为吃惊。她看到斯诺刚说完话，就疲劳地把头靠在沙发上，陷入沉思，许久没有说一句话。
这次，中国方面仍称斯诺为历史学家，但尼克松行政当局已改变过去的规定，允许新闻记者和特殊职业者的成员持已有的护照访华。洛伊斯渴望访华多年，但这次仍得经过正规的申请手续，她不等美国国务院正式批下来，就在7月31日和斯诺从瑞士乘飞机到达了香港。
斯诺在香港又犯病了。当时香港旅行社的一位朋友替斯诺办了手续，让他到医院治疗。斯诺起初不同意去医院，他说不需要任何照料，唯一的愿望是尽快回到中国。后来，病情加重了，斯诺只好住进医院。一个星期后，他又焦急地要求出院。
8月份，斯诺夫妇到达北京。中国朋友非常关心斯诺的健康，让他到北戴河疗养。洛伊斯也想去北戴河，让斯诺能够安静地休息几天。她对斯诺说：“埃德，让我们去吧。”可是，斯诺脸上却流露出不悦的神情，他回答说：“我知道自己来中国需要做些什么，你最好不要多管我的事。”他要求一切按原定的访问日程进行，不要拖延。这样，他开始了在中国长达五个月的最后一次旅行访问。
1970年10月1日，和往年一样，在那沸腾的岁月里，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都要在这一天同数百万热情欢呼的群众欢聚在天安门广场；所不同的是，在共和国21岁生日这一天，天安门城楼上来了两位大洋彼岸的客人。他们就是埃德加·斯诺和他的夫人洛伊斯·惠勒·斯诺。
周恩来总理早已到了，按名单能够上天安门城楼的国家领导人陆续到来。随着天安门城楼上那个专供领导人使用的电梯一次一次地升降，叶剑英来了，林彪、叶群、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手里晃着“红宝书”也来了。此时，天安门广场上早已人山人海，喧声如潮。人们在等待着他们崇敬的领袖毛泽东的到来。
当埃德加·斯诺夫妇走出电梯时，周恩来快步迎了上去。
“斯诺先生，欢迎您。”周恩来跟斯诺握手。
“我真是第一个应邀上天安门城楼的美国人？”斯诺问着，棕色的眼睛透露出兴奋的光，内心的激动溢于言表。
从未来过中国的洛伊斯充满好奇心，喜悦地四处打量。装饰有一个仙人和九只走兽：龙、凤、狮子、麒麟、天马、海马、狎鱼、獬、狲的天安门屋顶，在金秋温暖的阳光照耀下璀璨夺目。看着这些充满神奇色彩、极富魅力的东方古典艺术，洛伊斯目不暇接，心旷神怡。
“毛主席让我请您来的。您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周恩来热情地说，“在中美两国互相隔绝的情况下，您三次访问新中国，今天还上天安门参加我们国庆盛典，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
“我又有独家新闻了！”斯诺激动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