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大河彼岸》一书出版后，斯诺开始再次试探访华的可能性。
新中国的确是一个巨大的磁场，斯诺被牢牢地吸引住了。
1960年，斯诺在中国的时候，中国正处于困难时期。他亲眼目睹到，虽然新中国十年取得了巨大的变化，但总还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他虽然写成了《大河彼岸》一书，但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弄清楚。如1960年，还在包头访问的时候，他就想，包头由一个解放时只剩下9万人口的边防市镇，摇身一变为拥有132万人口的大都会，而内蒙古地区的农业基础很薄弱，政府怎样解决新添的100万新居民的粮食问题呢？当时，包头市市长告诉他，本地区农产品只能满足60%的粮食要求，那么每天起码要从外地运来500吨粮食。而新建的兰新铁路线上又兴起了很多城市，每天有1500万至2000万人民的粮食需要从外地运来，这条铁路还主要承担着运输工业物资及产品，它能承受得了吗？
1960年，中国遇到的最主要问题——粮食供应问题解决得怎么样了呢？
由于农业的歉收造成的经济衰退恢复得怎么样了呢？
几年来，斯诺一直想弄到有关农业情况、钢铁生产和一般工业发展的全国性数字。
在反“右”斗争中遭到打击的知识分子们境况如何呢？
中国对印度支那战争又有何反应呢？肯尼迪被刺以后，中美关系将会怎样呢？
国外报刊仍然在刊登有关中国“饥饿、绝望”这类消息，破坏中国形象。必须到中国去，把问题弄清楚，以进行必要的反击。
斯诺争取再次访华，但他遇到三个问题：一是怎样向美国国务院申请护照才能得到许可；二是必须筹集足够的旅费；三是要求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入境准许。
斯诺写信给中国政府，但一段时间内没有答复。他通过朋友打听中国方面的消息。1963年夏，路易·艾黎写信给他说，也许要等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再次访华；龚澎也不能提供具体明确的时间。斯诺写信给龚澎说，如果再等15年，那我就等不到了。斯诺想可能是自己批评了共产党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引起他们的不快。恰巧，1963年12月，周恩来总理出访非洲十国，斯诺由巴黎《新时代》周刊资助去非洲采访，在圭亚那见到周恩来。周恩来对斯诺说，他在1960年访华后所写的报道并没有使他变成中国不欢迎的人。这就消除了斯诺的疑虑。同时也表明，只要解决一些策略性问题，中国方面就会批准。
1964年上半年，斯诺因为膀胱有病动了手术，后又因感染，一直休息到6月。7月，斯诺回到美国。他必须得到美国国务院的批准。因为斯诺虽然举家居住瑞士，但他一直保留美国国籍。在华盛顿，斯诺找到国务院的哈里斯请求批准他访华。由于美国仍然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中美之间的新闻记者互访受到阻挠。这次，斯诺以“国际人士”的身份出现。经过一段周折，斯诺得到访华的批准。但遗憾的是，美国国务院没有批准他的妻子洛伊斯·惠勒申请去中国的护照，认为这样做“不符合国家利益”，所以斯诺只能单独访华。
旅费也是一个问题。多年来，斯诺一家过着清贫的生活，却拒绝接受中国的经济援助。1960年，斯诺访华时，中国历史博物馆坚持购买他捐赠的一些照片，其实是想给他一些经济上的帮助。但当斯诺离开昆明机场前，他将一包东西托陪同官员转交路易·艾黎，这是他退给中国历史博物馆付给他的8000元钱。作为访华人士，他更不能接受中国的资助。因为那样，他就可能被说成是“拿了共产党的钱当然替共产党说话”，从而也将损害人们对他的报道的信任程度。
斯诺访华得到中美双方的批准后，美国麦克米伦公司和他签订了合同，要他访华后写本书，同时，法国两家杂志给了他旅行资助，这样，斯诺在1964年10月18日从香港进入中国。
斯诺来中国两个多月后，1965年1月9日，毛泽东邀他去吃晚饭。这是中国人传统的待客方式，借吃饭谈心，边吃边谈。
谈话从下午6点钟开始，吃晚饭也未停止，饭后又谈了两个小时，这次，毛泽东和斯诺共谈了四个小时左右。在座的还有龚澎和她的丈夫乔冠华。斯诺老早就认识他们。30年代斯诺在燕京大学任教的时候，龚澎在那里读书。
在开始谈话前，摄影记者来拍了一个电影短片。斯诺曾要求把访问的全过程拍成电视纪录片，毛泽东不同意。于是斯诺说：“好多年前，我曾请求你把你的生平事迹告诉我。开始你反对，我争论说，让中国人民以及外国人民知道你是怎样的人，是什么力量推动你工作，这将是有好处的。我想你会同意，把你们的事迹发表出来是件好事，而不是坏事。如今，又有谣传说你病得很重。把我们的会见放映在银幕上公之于世，来驳斥那种无稽谣言，这样不是很好吗？”
1936年，在斯诺的再三请求下，毛泽东在保安的窑洞里对斯诺讲述个人的生平及有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现在，毛泽东又答应了斯诺的要求，在谈话前拍了个短片。
毛泽东不喜欢答记者问式的一问一答，乐于随便、自由地议论各种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山南海北”、“海阔天空”。
斯诺说：“自从上次我见到你以来，中国经历了困难时期，但现在已出现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高水平。”
毛泽东会意地笑了笑。
是的，斯诺上次到中国的时候，正值中国处于困难时期。苏联撤走了全部的12000多名专家，撕毁了所有的合同，中苏关系令人头痛。同时，中国国内遇到严重的洪水和干旱，粮食歉收，人民已经不能吃饱。而“大跃进”又使日常的生产陷于混乱。但是，现在情况大大不同了，经过调整工作走上了正轨。到1965年1月，已连续三年获得丰收，人民不仅吃饱了肚子，还有一些积累。中国已还清了欠苏联的全部外债。特别是1964年10月，在完全是“自力更生”的情况下，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毛泽东在谈到“自力更生”政策时很自豪。他相信中国千千万万勤劳勇敢的人民，他相信中国人也能制造原子弹，他对中国的原子弹事业投注极大热情，他亲自鼓励钱学森、邓稼先等科学家。他告诉外国来宾，哪怕勒紧裤腰带，中国人也一定要造出原子弹来。中国以很快的速度造出原子弹，使毛泽东大为高兴。
斯诺早就知道毛泽东关于“纸老虎”的著名论断，他问主席是否认为原子弹也是纸老虎。
毛泽东说，那只是一种说话方式，一种形象化的说法。当然，原子弹能够杀人。但最后人将消灭原子弹。毛泽东相信的战争是人民战争。他想要有原子弹更多的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不是军事上的考虑。他的目的是“打破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他把原子弹看成是民族不受侵略的保证。毛泽东告诉斯诺，中国只进行过一次原子弹爆炸，中国不希望有一大堆原子弹，既然未必有哪个国家敢于使用原子弹，所以它们实在是毫无用处的。为了科学实验，有少数几个也就够了。中国手里连一颗原子弹也不愿意有。因此，人们把一切归咎于“中国原子弹先生”并掀起反华运动，是不公平的。吴庭艳、肯尼迪都不是被中国人杀死的，赫鲁晓夫在俄国被撤职也与中国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