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政府二十年来一贯敌视苏联。在英苏会谈期间，它拒绝了苏联的援助。只经过两个星期，它就屈服于希特勒的铁蹄之下，从而暴露了它的无能。150万波兰军队不堪一击，把波兰人民让给纳粹分子去迫害。在马德里，装备很差的西班牙民兵还能守两年，波兰政府的军队却在两星期内就被消灭了！在中国，八路军守卫了晋察冀战区两年，顶住了日本，而波兰却没有五台山根据地，也没有八路军。所有这些弱点清楚说明波兰政府的邪恶与无能。我们不应为帝国主义波兰浪费我们的眼泪。”
“最后谈到苏联。纳粹入侵波兰使苏联面对这个问题：是让全体波兰人民沦于纳粹迫害之下，还是解放波兰东部的少数民族。苏联选择了第二种做法。”
“波兰东部大片领土上住着800万白俄罗斯人和300万乌克兰人。这片领土是作为布勒斯特——列托夫斯克条约（即布列斯特——列托夫斯克条约）的代价，从年轻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那里夺走，而落在反动的波兰政府统治之下的。今天，苏联不再软弱和年轻，只是把它自己的土地收回，加以解放而已。”
“来自前线的新闻报道描述了波兰少数民族欢迎红军的情况。人民把饮食送给红军战士，和他们拥抱，欢迎他们是救星。德军和法军占领的地方就没有这类新闻。这说明苏联这次的战争是正义战争，有利于解放少数民族和被压迫人民。”
斯诺认为苏联新闻所描写的波兰人民欢迎红军不是真实的。他说：“但是《读卖新闻》报说，日军在东亚推广新秩序所到之处，也遇到类似的热烈欢迎。我敢说，德国报界也在告诉德国公众，波兰人热烈欢迎德国的炸弹。这些日子，被征服的人民不仅屈服，而且向征服者祝贺，这是司空见惯的事。”
毛泽东大笑，答：“谁也不相信《读卖新闻》的报道。虽然我没有见过德国人自称在波兰受到欢迎，我相信，要是他们这样自称，谁也不会信的。至于苏军受到欢迎的报道，有一些独立的观察家在现场，他们能亲自看看这是不是真的。”
“最后应该指出，苏联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张伯伦试图实现他的老政策。一方面，他封锁德国，在德国的西线施加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他企图收买意大利和日本，并且安抚德国。他把匈牙利和罗马尼亚送给希特勒，以换取废除苏德条约，企图借此把德国的枪口调向东方。”
“张伯伦主义的这些目的不仅现在有，而且将来也会继续存在。苏联占领波兰是为了解放白俄罗斯和乌克兰人，收复苏联的领土，同时也是巩固苏德条约，挫败张伯伦阴谋的一个具体方法。最近的新闻表明，这个政策已取得很大的成功。”当天晚上的谈话就进行到这里，后来毛泽东把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以《苏联利益和人类利益的一致》为标题发表于《新中华日报》上。
斯诺在延安逗留期间，除了25日、26日晚上两次长谈之外，还有多次接触，进行了一些不做记录的闲谈。这些谈话内容比较复杂，涉及当时重大的国际问题的有下列内容。
斯诺一次问毛泽东：“在您看来，苏联占领波兰主要是军事战略需要，还是出于政治需要？”
毛泽东认为，主要是战略上的需要。苏德条约不是政治的，而是军事战略上的需要。斯大林要这个条约，是为了阻止张伯伦建立反苏联盟的努力。
斯诺认为，苏联的政策必然会引起自己辩证的反作用，很可能会把希特勒加强到某种程度，以致对苏联构成真正的威胁。苏联政策的短期效果将是大力削弱在英、法、美的共产党，特别是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赶跑，并使工人阶级队伍本身陷入极大的混乱。因此可以设想，现在的苏德条约可能促使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改变为帝国主义联合进攻的战争。毛泽东不同意这个观点，他认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是积极的，对苏联的安全是有用的。斯大林现在不必担心德国的进攻，“希特勒是斯大林的囊中之物”。毛泽东说这话时带着幽默的口吻。斯诺问毛这句话是否有把握，毛泽东说一半对一半。这一席话说得振振有词，毛似乎很欣赏斯大林捉弄总是带伞的张伯伦，此人在延安的漫画上出现时像个泥塑的傀儡一样。
在闲谈中，毛泽东常向斯诺询问美国的地理、气候、人民生活的问题。还问美国南方黑人争取选举权的进展，印第安人的待遇。得知没有一位天主教徒当选为美国总统，毛泽东吃惊。他问这是否意味着在美国有强烈的宗教冲突。他还问大多数美国人的婚姻嫁娶是怎样进行的。他说他始终不理解美国的禁酒法令是怎样在国会通过的。他对美国科技领域都有浓厚的兴趣。也对加利福尼亚的每件事物有好奇心。
毛泽东对于美国两党对于战争的态度感到迷惑不解。他很奇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执政的民主党的参战主张得到了共和党的支持。而这次战争又是民主党在执政，罗斯福正在呼吁改变美国的中立政策，希望率领美国参战。但是，共和党人却始终强烈地坚持孤立主义。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共和党不是代表大金融资本吗？他们不是能从战争中发横财吗？
斯诺对这种从概念出发划分两党的分析表示异议，因为各类资本的势力在两党中都可找到。公众舆论的变化能够导致共和党人改变立场。
毛泽东认为美国政策有矛盾，例如：尽管废除了《美日通商条约》，美国商人仍然继续把原料卖给日本，而且数量比以前更大。
斯诺认为这算不了什么，与英国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英国在战争爆发前，一直在向希特勒提供武器和贷款。苏联在这方面也不例外，苏联不是也在向日本提供库页岛的石油吗？毛泽东只好解嘲说，斯大林是从罗斯福那里学到这些的。
此外，毛泽东还详细询问了工业合作社问题，并表示支持这个运动。毛泽东对斯诺和他的工作是信任和赞扬的。
斯诺也在毛泽东身上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革命运动的能力，对抗战必胜的自信心。他把毛泽东和蒋介石做了一个严肃的对比。斯诺觉得：“两个人都有坚强的意志力。毛在他自己的范围内也许跟蒋一样的坚忍，他是一个有力的进取的和有决断的人，他而且是一个能干的政治和军事的战略家。……毛主要是一个社会革命家，蒋主要是一个社会保守家。蒋是一个自是的人，他的脱离群众的性质，常在有意地强调保持中国旧有的权威人物的传统。毛却不大神秘。他决不说没有错误。我曾听到他承认错误，他是不以改变他的意见为耻的。”
是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主要的是社会革命家。他们深深扎根于民众之中，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抗日战争，他们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把人民群众动员起来，为此，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使蒋介石“恨之入骨”的民主改革。
共产党实施了几年前南京许诺给人民，但从未实行的“自治”。首先是选举边区各级政府，党规定共产党员参加村、乡和县一级的政府中的代表人数，不得超过总代表人数的三分之一。这样就调动了大批非共产党人参政议政、为抗战工作的积极性。1939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率先选举产生，林伯渠任主席。斯诺在延安时，详细考察了边区政府的工作和它的选举经过，他在《为亚洲而战》一书中作了大量报道。
由于边区政府的积极工作，边区群众得到很好的动员，各尽其能，为抗战贡献力量。
11岁至17岁的少年，都加入少先队，配以军事训练，担任半军事的任务。到18岁，他们大多都编入正规军，走上前线。
妇女和小孩被动员起来组织突击队，从事集体的耕种和收获，以补劳力的不足。一切学生、教师、公务员、政治工作者，后卫兵在农忙时都参加生产劳动。有些机关还自己开垦荒地，种植谷物。
非常显著的成就是人民和战斗部队的关系非常密切。这和国民党统治区形成鲜明的对照。残废军人不再是没人管了，边区政府给他一笔小额的抚恤金和一小块地，乡村群众帮他收获和耕种。
边区党、政、军、民团结一致，共纾国难。边区人民不必担忧自己的劳动成果会受贪污官吏的中饱私囊，或作买卖外汇的投机，或购买婢妾。“那里跟别的各处地方不同，没有从事军火买卖舞弊的百万富翁。也没有剥削难民和伤兵劳动力的豪绅。这些有组织的农民知道，他们付给地方政府多少钱，他们的代表可以向参议会核对账目。”
总之，斯诺觉得，边区的人民都很忙碌和快乐。“乐观主义成了延安人经久不变的习惯，他们把乐观主义当做精神盔甲穿在身上。”他们对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和共产党充满自豪感，他们信赖、依赖自己的军队，他们乐于奉献，勤于工作。因为他们的确从党、领袖、政府和军队那里看到了希望之光。这也是斯诺在边区所看到的。
9月29日，斯诺应邀出席了延安各界欢迎中外朋友的大会。会上，毛泽东向到会的人重点介绍了斯诺。他说斯诺是美国著名的记者，1936年第一个来到陕北苏区，这次重访，我们热烈欢迎他。美国是一大民族，人民大众是反对帝国主义，同情被压迫民族的。“斯诺先生是站在人民大众方面的，他是共产党的好朋友。希望经过斯诺先生，使中美两大民族亲密携手，帮助中国人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是毛泽东对斯诺多年来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所做的杰出贡献的高度评价。
10月上旬，斯诺告别了毛泽东，告别了延安，踏上了归途。1941年2月，斯诺因在《星期六晚邮报》上报道皖南事变的真相，被迫离开了他居住工作13年的中国。此后他虽然两次来到中国，却没有机会再访延安，见到使他成名的毛泽东。直到21年之后，他才又有机会握住毛泽东的手。
斯诺回到美国后，在《星期六晚邮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介绍中国的抗日战况，分析远东政治形势。1942年2月24日下午，罗斯福总统在他的椭圆形办公室召见了斯诺，当斯诺坐在总统身边时，罗斯福说，他是通过《红星照耀中国》和《星期六晚邮报》上的报道知道斯诺的。这次他们交谈了近一个小时，主要谈的是远东问题。1944年5月26日，斯诺在回美国休假时再次谒见了罗斯福，讨论了中国的形势和国共合作问题。1945年3月3日罗斯福在他的办公室第三次接见斯诺。他们在一起详细谈论了不断增长的共产党力量，谈到了蒋介石政权的腐败，谈到了赫尔利的失败，谈到了卡尔逊突击队。罗斯福这次向斯诺公开流露了他愿意同两个政府打交道的想法。
斯诺在旧中国生活了13年，他把他的全部同中国被压迫人民连在一起。他爱中国，爱中国人民。早在20世纪30年代，鲁迅先生就说，斯诺是个明白人，“有几个外国人之爱中国，远胜于有些同胞自己，这真叫人伤心。”斯诺不是一个旁观者，他直接投身于坎坷艰辛的中国革命，并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国民党蒋介石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对斯诺的所作所为，极其仇视。
早在一二九运动期间，斯诺夫妇支持学生运动的行动，就受到国民党特务和日本方面的警告和辱骂。胡适当时就曾公开说：学生运动是斯诺夫人鼓动的，学生们多半领了莫斯科的津贴。
1936年斯诺苏区之行归来后，因报道苏区真相，又进一步遭到国民党和日本特务的恐吓，南京外交部情报司司长李迪俟，曾致信斯诺提出抗议，并威胁说如一意孤行，要采取“措施”。
不久，斯诺夫妇居住的北平崇文门附近一个英国女青年突然被杀害。而这一带只住着海伦和这个英国女青年两位外国女性。有人推测要杀害的本来是海伦·斯诺。
除去公开的威胁外，国民党的新闻检查机构，还扣压、删节斯诺的新闻稿件。有的报道竟被删掉三分之二，并且曾明令查禁斯诺的《西行漫记》及有关单行本共十多种。
1941年2月，斯诺因在《星期六晚邮报》上报道皖南事变的真相，被迫离开了他居住工作13年的中国。
1942年，斯诺又曾两度到中国，一次是去莫斯科途经重庆，稍停即去。另一次是以驻印美军司令部随军记者身份来华的。蒋介石方面对具有同样身份的其他记者都提供了方便，唯独对斯诺没有。他在重庆住了一周就走了。
此后，斯诺一别近20年，直到1960年才重访他一生热爱着的中国，而这时中国已经是一片崭新的天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