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在中国西北苏区的成功探险，轰动了世界。许多外国记者都试图赶上和超过斯诺的成就。透过国民党政府新闻检查的报道大大刺激了这些记者的好奇心，他们乐于冒这个使中国政府不愉快的风险。一批像斯诺那样的“冲破封锁的冒险者”，在从西安事变到1937年夏这段国共关系不够明朗的时期里，寻找时机奔赴延安。
1937年1月12日，艾格尼丝史沫特莱搭上一辆开往延安的军用卡车。毛泽东是在史沫特莱抵达延安的当天晚上，就会见了她。后来他与她的这次谈话的整理稿，以《中日问题与西安事变》为题，在1937年3月16日、19日、23日、26日、29日和4月3日的《新中华报》上连载。3月10日，毛泽东又将此稿托别人捎给斯诺，斯诺转给王福时，很快又在《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中发表。史沫特莱从1月一直逗留到9月，其间，她先后拜见了毛泽东、朱德等几乎所有的中共领导，后来写下了《伟大的道路》和《中国战歌》等不朽之作。
此后，《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维克托·基恩于1937年春天悄悄地溜过西安的边界哨卡，并在延安逗留了十天。他在会见毛泽东之后认为，毛泽东是中国革命的伏尔泰，是一位思想深邃、才智逸群的卓越人物。维克托·基恩同时对共产党政府教育方面的纲领感到惊异，同时还吃惊地发现在这个红色首都竟然看不到乞丐。而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共产主义理想的献身精神，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在他之后不久，合众国际社的记者厄尔·H·利夫也到了延安。他被毛泽东那文雅的举止、会笑的眼睛、丰富的幽默、直率的谈吐和民主的作风所深深地吸引。他认为：“毛泽东决非共产主义的盲目信徒。他能够同任何人长谈到深夜，所涉及的问题小到唇膏，大至列宁主义，显示出对世界和时事的广博知识。”虽然他在那仅逗留一天，就使他改变了中国共产党人可能是土匪的认识。他写道：共产党人令人愉快地不拘礼节，他们奉行的是所有人不论男女、职务高低完全平等的原则。“这里有许多工作要做，许多知识要学，不允许懒汉存在，但是也有足够的机会去玩”。
同厄尔·H·利夫同行的是著名的共产党人王炳南的德籍妻子王安娜。她在延安逗留了相当一段时间。由于王炳南的关系，毛泽东同王安娜的谈话更放得开些，除了统一战线、游击战的战略战术等之外，还谈到哲学问题，甚至还谈到是德国人种好还是中国人种更优秀的问题（在开玩笑时）。这些谈话有的是同王安娜前后脚来到延安另外的外国朋友一起谈的。毛泽东给这位德国妇女的印象是：他的言谈是农民与学者、普通常识与高度智慧的结合。他具有一种难以言状的风度，显示出威严，使人感到他是一个非凡的人物。
1937年6月21日，一个五人小组来到延安。他们乘坐一辆破旧的雪佛兰汽车一路艰辛，到达延安时已经是疲惫不堪了。他们中的3位，美国外交政策协会远东部的专家T·A·毕森、菲利普·J·贾菲和美国《太平洋事物》杂志主编欧文·拉铁摩尔都是斯诺的好友，同时也都是美国《亚洲》杂志编辑部的成员（贾菲为该杂志的主编）。其他两人是贾菲夫人和受雇开车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卡尔·埃弗雷姆·希尔。他们在那里逗留的三天是一种旋风似的活动。“重要的红军领袖都在那里，一连串的采访、讨论，晚饭和午饭时的谈话、参观访问、摆姿式照相。”毛泽东、朱德和周恩来用了许多时间同这些贵宾交谈。6月24日，这些外国人带着对所见所闻的美好印象踏上了归途。他们回去后，对中共毛泽东目前同外敌进行了深刻的分析，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为他们本人赢得了很多的荣誉。其中，1941年6月，拉铁摩尔由美国总统罗斯福推荐担任蒋介石的私人政治顾问。1942年，他又被任命为美国战略情报局顾问；1944年，他再次由罗斯福推荐，担任华莱士副总统访华期间的顾问。这就使得毛泽东当年同他们的交往，实际超出了民间外交的范畴。他们对中共及其领袖的直接交往，他们对中共有关政策的切身体会，对抗日战争时期的中美外交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在斯诺之后，“七七”抗战爆发以前，先后有五批外国朋友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到达苏区采访。这当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斯诺夫人海伦·福斯特的苏区之行，因为她的延安之行，是由毛泽东亲自批准的。
正当斯诺在国内外著书撰文，广泛宣传他苏区之行的时候，毛泽东则在为时局的急剧变化而苦心积虑。
送走斯诺后不久，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双十二”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二将军的壮举，赢得全国人民的拥护。是杀蒋，还是放蒋，议论纷纷。来自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指示说西安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策动军阀张学良反苏、反共的行为。斯诺对苏联的判断感到惊讶，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对苏联的说法也是不满的。毛泽东毅然做出决断，捐弃前嫌，说服张、杨二将军，释放蒋介石，把西安事变化成引导全民族走上合作抗战的开端。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导致了国内政局的根本变化。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召开，毛泽东起草了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重申他对斯诺已阐述过的“四项要求五项保证”。国共合作已成定局。
毛泽东关注和引导着国共关系向好的方面发展。他苦心积虑思索对蒋介石的谈判。八路军应该编成几个师，南方八省游击队如何集中，苏区政府由谁领导，抗战军事如何进行……
毛泽东心系西北，心系着被马鸿逵等围困着的西路军。西路军的战斗指挥应该集中兵力？张学良的于学忠部能否支援？苏联可能从新疆给予帮助吗？蒋介石肯定是坐视西路军被歼而不顾了，应该早日组织援西军……
毛泽东思虑着红军的团结和根据地的巩固……
毛泽东注视着日本侵略的步步升级……
毛泽东考虑的是如何发动民众，一致抗日……
毛泽东思虑着千件万件事，已经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但是，他没有忽略斯诺在为共产党、在为中国人民所做的每件事。从《救国时报》上斯诺的文章，到燕京大学学生讲述的斯诺所作的报告，《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他看过不止一遍；《西行漫记》他是让别人从千里之外的上海买的红皮精装的复社初版。他被斯诺的友情所打动。
他怎么向斯诺表示自己的心情呢？1937年3月10日，他亲笔致书斯诺：斯洛（诺）先生：
自从别去后，时时念到你的，你现谅好？我同史沫得列（特莱）谈话，表示了我们政策的若干新步骤，今托便人寄上一份，请收阅，并为宣播，我们都感谢你的。此问健康！
毛泽东
三月十日于延安
寥寥数语，既表达了朋友的思念和感谢，更寄托了无比的信任和希望。斯诺收到信后有何感想，因为他没记述，后人不得而知。但是，我们只知道随信一并捎去的毛泽东3月1日同史沫特莱的谈话，被收入当月出版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几十年以后负责编译这本书的王福时老人自己也纳闷，毛泽东的这篇谈话怎么这样快就转到他的手中，以至不敢相信是不是斯诺交给他的。
我们只知道，在收到毛泽东这封信的一个月后，斯诺夫人尼姆·韦尔斯上路了，她也要去陕北看看毛泽东。这一举动有多少成分取决于尼姆的勇敢，有多少成分来自斯诺的鼓励，我们不清楚。
我们只知道，斯诺逝世后的遗物里有这封信。40年的辗转奔波、欧亚的战火纷扰，斯诺丢掉了不知多少书籍财物，但这封信他珍藏着。
“我们都感谢你的”。毛泽东的话使斯诺激动不已，想想看在自己的报道中有什么遗漏，该说的话太多：只可惜上次逗留的时间太短。尼姆要去陕北，一定要嘱托她多记多看，写《红星照耀中国》时有用。
1937年4月中旬，尼姆·韦尔斯由王福时等陪同由北平动身，赴陕北。
关于尼姆这次去陕北路途上的历险经过，她自己在《续西行漫记》、《我在中国的岁月》和《新西行漫记》等书中曾有精彩的描述，这里不再多说。
但是，当她到西安时有这样一件事，却不能不记。西安事变后，张学良被扣，杨虎城也被排挤出国，西安落入蒋介石嫡系将领胡宗南等的控制之中。尼姆一到西安，就被国民党特务盯得死死的，无法脱身。她只好设法通知了七贤庄红军驻西安办事处（八路军办事处前身）。是时，中共正与国民党就合作问题谈判，许多问题争执不下，中共方面一般不愿为一些小事让国民党找到口实。故办事处的同志未敢贸然答应，只好向延安发电报告：
有一美国记者夫人要赴延安采访，同意与否，请示。
电报传到毛泽东手，他立即想到可能是斯诺夫人。他回电询问是哪位美国记者夫人，当得知确是斯诺夫人时，访问成行。
和其他几位来访的外国朋友不同，海伦·斯诺1937年5月到延安是有备而来，是要解决斯诺采访苏区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当时，毛泽东正忙于筹备召开中共苏区党的代表会议。毛泽东当天就到海伦·斯诺的驻地去看望，并对她的到来表示欢迎，但没有马上回答她所列的那长长的问题单子。直到5月14日夜，毛泽东才和她及其同伴王福时（当时叫王爱华）做彻夜长谈，回答了她关于国共合作、阶级斗争、争取民主、准备抗战等问题。毛泽东向她指出：国共谈判仍在进行，最主要的是两党的共同政治纲领，这是两党合作的基础。纲领的原则在实现民族、民主和民生的任务。在抗日战争中，阶级斗争问题应有适当的解决。我们要在正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中的共同政治纲领里提出：给工农以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普遍的选举权；对工人必须改良待遇，改善劳动条件；对农民应减租减息，关于土地问题应以立法及其他适当手段解决。民主制度是对日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非它不可。我们所以把民主问题强调起来，为的是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民主政治的实现，依靠民主运动，没有广大人民的要求与推动民主运动，则民主政治不会实现。全国各界各党各派应团结起来为争取民主权利而斗争。我们时刻准备着应付事变，不管战争爆发在何时何地。我们提出的准备与国民党过去的准备论是具有不同的内容的，国民党过去的准备论是先安内而后攘外，是无止境的内战，是消耗抗战力量，而今天所做的准备是停止内战，巩固和平，实行民主政治，开放人民救国的一切自由，组织训练和武装民众，加速完成军事、政治、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抗战准备工作。在海伦·斯诺后来写的《续西行漫记》、《旅华岁月》和《红色中国内幕》等书中，并没有记载与毛泽东的这次谈话。这次谈话首先刊载于北平地下党办的《人民之友》上，题为《抗日民主与北方青年》。后转载于1937年8月20日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上。这些是根据1988年9月7日访问当年为毛泽东和海伦·斯诺现场做翻译的王福时的录音，才最后确定是毛泽东与海伦的谈话。
毛泽东与海伦的第二次比较系统的谈话是7月4日，主要是围绕着中国革命的性质问题展开的。毛泽东指出：“要认清中国革命的性质，必须首先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社会的性质，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它是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社会存在着不同的经济形式。然而封建的小商品经济居统治地位，其主要基础为农村经济。我所谓的小商品经济是指资本主义经济形成前的自给自足经济，它起源于人类历史上最落后的时期，当时生产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自己消费，而不是为了销售商品。”
“然而中国又已经进入资本主义经济。否认中国存在资本主义经济是错误的。这种资本主义经济由以下三种成分构成：（一）私人资本，（二）官僚资本，（三）帝国主义资本。这三种成分台而构成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在中国，资本主义是一种新的经济形式，它和中国的封建经济是矛盾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实力分布在各大城市和交通运输、工业、矿业等部门。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中国的私人资本和官僚资本不可能进一步发展，因此，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还没有占统治地位。在许多生产部门，帝国主义资本超过中国资本。甚至在官僚资本经营的铁路和各工业部门，其资本也来源于帝国主义。此外，中国的关税也受帝国主义控制。根据上述分析，中国整个的资本主义经济显然受制于帝国主义。封建经济形式的存在也同样阻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就整体而言，封建经济在中国经济中占统治地位。就发展资本主义而言，殖民地经济占统治地位。这种殖民地经济决定了中国和帝国主义以及私人资本的政治关系和其他关系的性质，例如关税受其操纵等等。”
